安史之亂後西域唐軍過得很慘？吃喝不愁猛士如雲 鑄錢幣發展經濟

安史之亂爆發後，驚慌失措的唐廷從四面八方急調人馬征討叛軍，當時遠在5000里以外、負責鎮守西域的安西、北庭2大都護府接到靈武即位的唐肅宗詔令後，也立即選拔出1.5萬餘精兵，在至德年間（公元756至758年）分3批開赴關內參戰。

與此同時，由於河西、隴右駐軍大多回師平叛，導致上述防區兵力空虛，與唐帝國長期為敵的吐蕃趁機蠶食，短短兩三年時間就攻陷唐朝數十州，以至於鳳翔（今陝西鳳翔）以西、鄶州（今陝西彬縣）以北的唐朝版圖幾乎全部淪陷，吐蕃兵鋒距長安城最近還不到300里，大唐國防形勢空前嚴峻，也由此拉開了西域唐軍在與內地（中央政權）長期失聯、孤立無援的困境下堅守唐土30餘載艱苦歷程的序幕。

總體來說，安史之亂後唐軍在西域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是公元760至766年，隨著2任河巳西副元帥（主管河西，兼管北庭與安西）楊志烈、楊休明先後死去，河西、北庭、安西3道聯防制度逐漸解體，這一時期吐蕃侵攻、唐軍內訌，西域局勢持續動蕩。

第2階段是公元767至786年，在爾朱氏、李元忠（原名曹令忠）、郭昕（大唐名將郭子儀的侄子）等愛國將領主持下，西域社會、經濟秩序逐漸安定，軍心士氣得以恢復，同時唐軍還結好回鶻、沙陀共抗吐蕃，從而維持了長達20年的相對和平時期。

第3階段是公元786至792年，吐蕃趁李元忠等老將紛紛故去之際，出兵猛攻沙陀、回鶻，使西域唐軍頓失外援。雖然這之後回鶻也曾派兵馳救，終究沒能挽救危局。公元790年，北庭失陷。2年後，以西州被吐蕃攻佔為標誌，唐朝勢力基本從西域退出。

那麼，在30多年時間裡，除了回鶻等盟友力挺外，西域唐軍又做了哪些努力來苦撐危局、長期抗敵呢？

與坊間流傳的「安史之亂後西域唐軍兵力空虛」一說正相反，當時唐朝負責鎮守西北邊疆的安西、北庭2大都護府，下轄兵力（漢兵＋番兵）少說也有6萬至7萬人，即便抽走1.5萬精銳參與平叛，留守部隊仍超過5萬之眾，而且戰鬥力同樣十分強悍。

據敦煌出土文書記載，直到唐代宗大曆元年（766年），安西4鎮唐軍仍堪稱「驍雄」，部隊列陣後如「排風驟進」，而類似文字在描述安西名將李嗣業的史料中也能看到——史載，李嗣業身先士卒，帶領安西軍陌刀隊「如牆而進」所向披靡，殺得安祿山叛軍「人馬俱碎」大敗而歸。可見，即便孤軍浴血數載後，西域唐軍依然戰力不減當年。

需要指出一點，雖然不少文學作品極力渲染「白髮兵守孤城」的蒼涼悲壯，但實際上安史之亂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西域唐軍雖不乏服役多年、百戰餘生的「蒼首兵」，但普通士卒還是有正常新老交替的，部隊也以青壯年為主。否則的話，光靠一幫大叔甚至老爺子（平均年齡40至50歲），顯然無法抗擊強敵那麼久。當然，老兵的寶貴實戰經驗和「傳幫帶」示範作用，也不容小覷。

那麼，在治下人口不過百萬的西域，唐軍如何補充兵力缺口呢？首先是「子承父業」。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廷下達敕令，允許並鼓勵士卒攜家屬戍邊，還給予田宅獎勵。

從時間來看，公元760年與內地交通被吐蕃切斷之際，西域軍戶已繁衍生息20多年，人口想必增加不少，且很多孩子已成年（按唐制規定，男子16歲服雜役，21歲服兵役），這些新生代給守軍補充了大量新鮮血液，並構成了之後西域唐軍的中堅力量。

除漢人外，當地效忠大唐的少數民族健兒（番兵）踴躍入伍報效，也使得西域唐軍兵力規模沒有隨著時間推移很快衰減。據考證，2大都護府所轄軍隊中，番兵比例能佔到30%至40%。

而在富有傳奇色彩的安西4鎮末任節度使郭昕上位前，坐鎮北庭的曹令忠（出身「昭武九姓」的河東粟特人，後因功被唐廷賜姓改名李元忠）、主持安西軍務的爾朱氏（羯族），都是「如假包換」的胡將。恰恰是這些少數民族將領，誓死效忠唐廷，採取強有力手段穩定住了安史之亂後危機四伏、動蕩不安的西域戰略大局。

由於世代戍邊，西域唐軍的鄉土觀念極重，「保衛家園」對於他們來講就是身家性命。舉個「反面例子」——公元783年參與「涇原兵變」的5000叛軍，其主體就是20多年前萬里勤王的西域唐軍余部（很多人都是父子、叔侄）。他們對於長期逗留內地不能返鄉（西域）頗為不滿，再加上朝廷犒賞不力，結果引爆了這些「棄父母妻子」奔赴國難的老兵心中壓抑許久的怒火，最終釀成禍亂。

值得注意的是，唐帝國前期對西域的有效治理開發，也為當地唐軍長期堅守打下了較為雄厚的民心與物質基礎。史載，唐玄宗開元年間，僅安西、北庭2大都護府直轄的屯田面積就達20萬畝，按畝產最低100斤粗略估算，每年至少可收穫糧食2000萬斤，相當於唐軍人均400斤。再算上疏勒、伊吾等屯墾區，當時西域的農業足以保障駐軍衣食無憂。

據宋代《太平廣記》記載，天寶年間（安史之亂爆發前），敦煌地區屯田連獲豐收，除滿足戍邊軍民需求外，大批富餘糧食還經靈州（今寧夏靈武）轉輸，通過黃河順流而下，漕運至太原倉儲藏「以備關中凶年（饑荒）」，鼎盛時期西域屯田糧產量之大可見一斑。

同時，唐帝國在西域修橋鋪路、布設驛站/驛館體系（沿交通幹線和重要支線，每隔30里建一處驛館或驛站），再加上強大駐軍沿途護衛、都護府平息各部族矛盾，很快扭轉了西突厥為害以來的凋敝狀態，使西域商旅往來與物資流通很快復甦，絲綢之路也比以往更加繁榮。

西域唐軍還自力更生鑄造錢幣以充軍資。從上世紀90年代新疆庫車（古稱龜茲，是安西都護府所在地）考古發掘出的大曆元寶、建中通寶等唐代錢幣來看，當時唐軍鑄幣數量很大、流通範圍也很廣，他們利用山區質地優良的銅鐵礦藏和龜茲高超的冶鑄技術，採用唐代宗年號「大曆」並仿照開元通寶的式樣，鑄造了「大曆元寶」。

由於和內地音信不通，直到公元781年安西守軍才經「回鶻道」與唐廷恢復聯繫，並得知唐德宗繼位並改元「建中」，遂又新鑄「建中通寶」。不過，此時西域戰局已逐漸變得對唐軍不利，因形勢所迫、物資匱乏，出土的建中通寶普遍鑄造得比大曆元寶粗劣。

另外，西域特殊的地理、氣候條件也無形中助了唐軍一臂之力。雖然吐蕃整體實力遠超安西、北庭，但在西北戰區卻難得施展，大大延遲了其進軍步伐。西域和中原不同，這裡的宜居地和農耕區都環繞分布於塔里木盆地邊緣的大大小小100多個綠洲內，依靠高山融雪灌溉、生存。

唐軍只要守住這些綠洲城邦或要塞，就能有效削弱、威脅吐蕃大軍的漫長補給線。而且，吐蕃士卒遠離高原，進入海拔較低、多乾熱風沙而少水草的沙漠瀚海，人馬難免水土不服，這同樣會嚴重影響其戰鬥力。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講，吐蕃人爭奪西域的過程之所以如此漫長（超過120年），與其對外界環境（特別是西域戰區）的適應、熟悉程度不斷加深有直接關聯。

相關史料同樣印證了西域戰局的演變——據《舊唐書》記載，「貞元二年（公元786年），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卒」。以此為轉折點，吐蕃對西域的攻勢驟然提速。同年，唐朝在河西的最後一個據點沙州（敦煌）陷落，吐蕃由此開始將主力轉向西線，發起了針對北庭、安西2大都護府的全面進攻。

隨著公元792年吐蕃陸續攻陷西州、于闐、疏勒、安西等孤立城池，西域唐軍最終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再此後史料中出現的西域爭奪戰，主角其實已經變成了相互爭雄的吐蕃與回鶻。

最後再多聊幾句——坊間有說法認為，敦煌出土的西州文書中曾發現「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字樣，於是據此推斷直到北庭都護府淪陷13年後，仍有唐軍堅守在西州。這一觀點雖表現了北庭唐軍將士的忠勇與拚死抗爭的悲壯，卻未必與史實相符。

首先，寫有「貞元十九年」的西州典籍並非正規的唐代軍政文書，而是一部大乘佛經，所標年號實為當時抄寫經文的僧人為記錄勘讀次數而加上的批註。

考慮到吐蕃攻佔西域後，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當地佛教信徒眾多）而大大提升佛教地位（尊崇為國教），對於寺廟和僧人採取懷柔、寬容政策，以及803年前後西州在吐蕃、回鶻之間反覆易手的混亂局面，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直到吐蕃佔據西州10餘載後，當地僧人還敢私下沿用唐朝年號（回鶻當時是唐朝盟友）。

其次，公元803年爆發的西州爭奪戰，交手雙方是吐蕃與回鶻，而非臆想出來的聯手回鶻的「北庭唐軍余部」和吐蕃。須知，西州是當時大唐在河西地區的最後據點，公元790年北庭失陷，末任節度使楊襲古帶2000餘殘軍撤到西州，與當地守軍合兵一處，應該還有數千之眾。

然而，此刻西州已不可能再獲得其他唐軍支援（內地部隊過不來，安西唐軍自身難保）。當楊襲古聯絡回鶻發起的第2次北庭之戰失利後，他本人遭回鶻暗算喪生，殘部僅剩百餘人不知所終。但可以肯定，楊襲古帶走的肯定是精銳主力，西州則防禦空虛。正因為如此，公元792年，吐蕃才得以攻佔該城。

很難想像，從公元792年第一次被吐蕃攻陷到803年回鶻發兵西州，這期間還會有一支以老弱病殘為主的所謂「唐軍余部」不僅奪回西州，並在四面被吐蕃人包圍的情況下堅持達11年之久。顯然，這樣的說法是違背常理的。

第三，吐蕃對西域的統治比較短暫，同化政策也不成功。直到唐朝滅亡（公元907年）多年後，不少西域居民仍奉唐為正朔。比如公元912至966年在位的于闐王尉遲婆跋，始終以「唐之宗屬」為榮，並將改唐朝國姓取名李聖天。這位於闐王不但與同樣尊奉唐廷的沙州歸義軍首領聯姻、結盟，還在北宋建立後主動派使節朝貢稱臣。可見，西域脫離中央政權管轄100多年後，當地心向大唐者尚如此之多，更遑論貞元十九年的那名西州僧人。

至於還有說法認為，堅守安西（龜茲）的唐軍直到元和三年（公元808）才最終兵敗，則主要是根據唐代詩人元稹當時所做《縛戎人》一詩進行的推測。

但問題在於，詩中提及的安西老兵明確講自己少年時代（不超過15歲）「隨父戍安西」，並見證了大唐盛世崩塌（詩曰「天寶未亂猶數載」）、河西走廊被吐蕃攻陷（詩曰「河渭瓜沙眼看沒」，此處「河渭瓜沙」均為唐代河西州名）的全過程，可見他到西域的時間最晚在公元760年，因為之後西域與內地聯絡基本中斷，再無內地戍卒開赴安西。

而安西最終被吐蕃大軍攻陷時，這名老兵仍為「少壯」——理由同樣是詩中所說的吐蕃人將俘獲的唐軍精壯掠走為奴，而將老弱砍掉腳後留下任其自生自滅（詩曰「少壯為俘頭被髡，老翁留居足多刖」），可見其被俘時年齡最多40來歲（古人超過50歲就算年老），以此推斷前者在安西生活、戍邊30年左右，這個時間段也與唐朝軍力在該地區的興衰過程基本吻合。

恰恰從這個例證來看，「西域唐軍最終堅持到公元792年前後」是比較可信的。即便如此，一支困守飛地的孤軍能獨撐危局（從760年算起）達30餘年之久，已堪稱軍事史上的奇蹟，足以令後人為之擊節感慨、敬佩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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