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有沒有破壞敦煌壁畫？
點擊下方藍字搶購書畫優盤
張大千在莫高窟喂野鴨
張大千（1890~1983年）與敦煌的情緣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當時還在上海藝專求學的張大千曾在其師李瑞清和曾農髯那裡聽說過敦煌。然而,張大千老師敘述中的敦煌也只是一些有關經卷、寫本、文物和遺書的敦煌,而未談及敦煌的壁畫與彩塑。真正促成張大千敦煌之行的是第一位到達敦煌的畫家李丁隴。
羅寄梅攝甘肅榆林窟外景（1943年）。圖中左側橋上站立者為張大千
李丁隴,河南新蔡人。1937年,他為了保護和發揚敦煌藝術,帶領一行13人跋山涉水,前往天寒地凍的不毛之地敦煌。結果到達目的地時只剩下李丁隴孤身一人，其他人不是未能忍受路途疾苦，就是意志不堅，也有在途中不幸被捕的。李丁隴在當地人劉方的陪同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奇蹟般地臨摹了一幅高2米，寬15米的《極樂世界圖》。1938年，李丁隴率領十餘人沿玄奘取經路線再次到達敦煌，並最終完成《極樂世界圖》長卷臨摹和100餘幅單幅壁畫臨摹。1938年9月他在西安舉辦了「敦煌石窟藝術展」，獲得極大的成功。
1938年底，張大千輾轉到達成都，在老友嚴谷聲家見到了去過敦煌的嚴的侄兒嚴敬齋和馬文嚴。嚴敬齋和馬文彥聊到了敦煌精美的壁畫和多彩的彩塑，言明敦煌並未被盜一空。這次談話堅定了張大千前往敦煌的決心。
1941年，李丁隴赴成都和重慶再次舉辦展覽，在此期間結識輾轉來大後方的張大千。看過展覽的張大千極為震動對敦煌產生了深深的嚮往。
張大千繪敦煌手印《唐開元手印》
1941年5月，張大千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從成都出發，克服重重困難，最終到達敦煌。當晚，他不顧路途勞頓，挑燈進入石窟參觀。極度興奮的張大千在回到住處後，將原計劃3個月的考察臨摹調整為半年，後來該計劃延長為一年，最終他在敦煌待了三年之久。張大千曾在其《臨撫敦煌壁畫畫集序》一文中描述了當時的心情:
莫高窟，誠千百年來之靈岩靜域也！大千流連繪事，傾慕平生，古人之跡，其播於人間者，嘗窺見其什九，求所謂六朝隋唐之跡，乃類於尋夢！石室之壁畫，簡籍所不備。往哲所不聞。丹青千壁，遁光不矅，盛衰之理，吁其極矣！今石室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繼作，實先跡奧府，繪事之神皋。
面對如此輝煌壯麗的敦煌壁畫和彩塑，張大千展開了大規模的調查、編號、研究、考證和壁畫臨摹工作。
張大千臨《十一面觀音像》 1944年
張大千為臨摹壁畫特地請來三位喇嘛畫師
在這三年時間裡，張大千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臨摹敦煌壁畫中的魏、隋、唐、宋壁畫近300幅。
張大千離開敦煌時與喇嘛畫師在莫高窟前合影
敦煌洞窟都是坐西面東，只有上午才能靠照進洞來的陽光進行工作。一到下午，洞里一片漆黑，無法臨摹。到了冬天天氣特別冷，許多洞窟沒有窟門，在滴水成冰的日子裡張十千仍堅持工作。他一手提著煤油燈一手拿著畫筆，站在梯子上看一筆，畫一筆，還要上上下下地反覆看，這樣工作不到一小時脖子和手就酸得抬不起來。張大千從成都帶去的臨摹壁畫用的絹、布和紙，張幅有限，不能臨摹大型壁畫，所以只能把一些絹或者布縫起來拼成大幅，但接縫明顯；帶去的顏料過於鮮亮，難以實現壁畫應有的陳舊感，為解決這些問題，張大千特派他的兒子張心智從塔兒寺請來會畫畫的喇嘛，喇嘛們先縫好畫布，再在上面塗上一層石膏加膠水的混合物，經這樣處理的畫布，畫上去就和古畫的效果十分相近；顏料經過磨製也接近壁畫應有的陳舊色澤。此外，喇嘛們的復筆重色的繪製本領也勝過普通畫家。這樣，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的質量有了提高。
左圖：張大千臨《香供養菩薩像》 1943年
右圖：張大千臨《男供養人像》
1943年夏天，張大千回到蘭州，8月14日「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展覽」在蘭州三青團大禮堂隆重開幕。當時在西北銷量最大的《西北日報》頭版刊登了《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展覽啟事》:
中國繪事，千百年來，六法多門，人物寢絕，宗師不作，一發難維。大千先生近數年間，寄跡敦煌，研治壁畫，黼黻丹青，追風千代，使敦煌石室之名隱而復彰，六朝隋唐之跡晦而復顯。比將歸蜀道出蘭垣，因請出臨摹之作，公開展覽，凡愛好古代藝術者，幸覽觀焉……
在畫展開幕當天，甘肅省各界名流出席畫展。展覽恢宏大氣，色彩斑斕，向人們展示了敦煌精美的壁畫藝術，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張大千是否破壞過敦煌壁畫
關於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的方法問題，許多學者提出質疑，認為張大千曾破壞過敦煌壁畫，採用了貼壁臨摹和剝層臨摹的方法。貼壁臨摹或限於當時條件，但剝層臨摹的事情多有爭議。張大千在《臨撫敦煌壁畫展覽目次》一文中有這樣的敘述: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殘缺，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剝落處，見內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復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處，內層有唐咸通七年（866年）題字，猶是第二層，兼可得知，自咸通至宋，已兩次重修。
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的方法在當時頗受爭議。同在敦煌的西北史地考察團的向達認為張大千臨摹壁畫有破壞嫌疑，並寫成《論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通過傅斯年，刊載於1942年12月27~30日的《大公報》。
關於這一問題，同在敦煌的王子云態度不同，他只對張大千臨摹壁畫的方法不同提出了意見:
對於敦煌壁畫的摹繪方法，我們與同往的張大千有所不同，我們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原有面目，按照原畫現有的色彩忠實地摹繪下來。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有面目，是「恢復」壁畫原有面目。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的三位喇嘛畫師，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畫加以恢復原貌。
但是否是原貌，還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紅紅綠綠，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廟那樣，顯得有些「匠氣」和火氣。
張大千是否破壞過敦煌壁畫，已有多位學者進行過研究，其中較有影響的是李永翹的文章《歷史不容扭曲——張大千在敦煌無毀損壁畫情事》，指出張大千並未損毀敦煌壁畫。無論如何，張大千對敦煌藝術研究的貢獻是舉世公認的，其主要的成績就是對敦煌壁畫的臨摹。
張大千在敦煌臨摹期間，曾不斷呼籲加強敦煌的保護和管理工作。在臨摹完成後還多次舉辦展覽，以喚起人們對敦煌藝術的重視和保護。這些工作開啟了中國近代敦煌藝術研究先河，也為中國石窟藝術的現代保護研究工作揭開了序幕。張大千對敦煌的貢獻不容忽視。
來源：收藏
TAG:美術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