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與清廷：資本與權力的利益結合體

晉商，指的是明清以來在山西晉中、晉南地區所出現的資本雄厚的商人，或者說是由商人們組成的大型商幫，尤其是到了清代，晉商已經發展成為國內勢力最雄厚的商幫。

晉商的美名不僅稱雄國內，還飲譽歐亞，其輝煌的業績引中外矚目。晉商在稱雄過程中，一共樹有3座豐碑，那就是駝幫、船幫和票號。

那麼，晉商為何在清代能發展到如此鼎盛的地步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晉商和清廷可謂是一對利益結合體，也可以說是資本與權力的完美組合。

在朝廷的眼裡，商人們的最大作用就是作為朝廷推行財政政策和軍餉供應的工具。

而在商人眼中，只要和朝廷建立起密切的聯繫，即可通過朝廷的政策來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持久性。

晉商在明朝時已經發展到一定的規模，而在清兵入關後，清廷更是把山西視作「聚寶盆」，看成朝廷的「財賦有出」之地。

清廷有許多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都曾得到過晉商的鼎立相助。比如說，在1720年發生在西北的準噶爾叛亂，清廷調集重兵進行征剿，當時因路途遙遠，運輸糧草就成為最突出的問題，晉商得知後，積極隨軍並代運軍糧。

據統計，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以及在鎮壓川陝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等軍事行動中，清廷都得到了晉商在財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具體到晉商與清廷中的官員之間的交往，更是達到了一種水乳交融、共生共榮的膠著狀態。

比如說，清廷的一些官員對晉商有一種先天性的依賴性。一些窮儒寒士有時完全是依靠晉商的經濟資助才得以進京應試。當這些寒士考中後，又靠晉商利用種種關係代為活動，使自己能順利走馬上任。然後再由晉商想方設法幫助自己放任外官，上任之後的各種花費仍要靠晉商幫忙來完成。

當這些曾經受過晉商恩賜、幫助過的士子們一旦在地方上的官場得志後，怎能不在晉商票號所經營的業務上不予關照呢？

不要說普通官員熱衷於結交晉商，就連我們熟知的左宗棠、李鴻章、端方等這些封疆大吏也都尋找機會與晉商交好。

清廷的王公貴族、達官顯要與那些晉商的票號掌柜們相處的如漆如膠，資本與權力便得到了最為生動的寫照。

比如說，清廷的軍事行動、皇帝外巡以及官員的升降、調任等各種官場內幕消息，官員們都自然地向晉商「透風」作為特別的「關照」，而這些獨家披露的信息背後，往往又有著驚人的巨額利潤。

說一個簡單的例子，讀者就能明白晉商與官員的聯繫有多密切了。

大德通的掌柜高鈺，在大德通整整打拚了50多年，可謂是票號界的「常青樹」了，他「常青」的秘訣只有一條：善於結交朝廷官員。

高鈺的能量有多大？在「庚子國難」爆發後，慈禧太后帶著光緒帝西逃期間，高鈺始終和隨駕的內閣學士桂月亭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有一天，桂月亭告訴高鈺一個絕密的信息：「鑾駕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

在那樣一個戰亂的年代，一個商人居然能輕易得到皇帝的行蹤，可見商人與朝廷大員的關係密切到了何種程度。

當高鈺作好準備後，慈禧太后經過大德通票號時，就下榻於大德通票號，而隨行的大臣們則住在別處。

當晉商通過各種渠道與清廷的官員結成密不可分的關係後，也就等於為自己打開了財富與權力交易的方便之門。

晚清名臣張之洞為母守制三年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曾設法籌集活動經費。他先是拜訪了晉商中的日升昌票號，想要借十萬兩銀子。結果卻碰了一鼻子灰，日升昌以所借銀子數目太大而回絕。

張之洞只好又去了協同慶票號借銀子。協同慶的掌柜面對張之洞的來意，豈能放過這樣一個好機會。但是，他們也要看看張之洞在仕途上究竟有多大的發展潛力，而是立了一個摺子，聲稱十萬兩銀子不算什麼，但你不可能一下用完，你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具體數字。

最後的實踐證明，這筆買賣絕對是一樁好買賣，它為協同慶票號換回了巨額的利潤。後來，張之洞放任兩廣總督，他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全部交由協同慶來打理。

於是，協同慶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不但收回了自己的十萬兩銀子，還盈利上百萬兩銀子。同時，協同慶票號在張之洞的庇護下，順利地在兩廣設立了分庄，持續獲取了更大的利潤。

就這樣，晉商（也包括其他商人）與清廷、官員在長期的「合作」過程中各取所需、各獲其利、互惠互利，形成了一種三方互動的利益捆綁關係。商人通過和官員之間的合作降低和分散了許多商業風險，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最後說一句，晉商依附於清廷過上的好日子，隨著清廷的滅亡，也不可避免地隨之土崩瓦解。到民國年間，晉商已經衰落而變得平淡，在我國的經濟界失去昔日那種呼風喚雨的輝煌。

本文參考自：《灰色生存·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與權力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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