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現在的狀態來源於一組內在矛盾，伊斯蘭革命之後還有兩次革命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不僅僅是伊朗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時也是中東地區乃至伊斯蘭世界中的一場重大事件。不過，雖然伊斯蘭革命具有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特點，但是巴列維王朝在手握好牌的情況下沒有強烈的權力欲反而是革命在1978至1979年就取得成功的關鍵，革命成功時霍梅尼甚至還在法國。巴列維國王面對革命風暴時多少有點令人意外的消極和軟弱不僅讓革命快速推動，也使得革命後的革命者很快面臨新一輪的權力洗牌。
巴列維王朝對宗教界的處理有點投鼠忌器，不像他們對待摩薩台民族主義者、自由派或左翼人民黨那樣可以放手鎮壓，人民的政治訴求主要也依靠宗教進行表達。因此在1979年後，伊朗主要由三派政治力量參與角逐，而這三派都帶有較大的宗教背景。
其中之一自然是霍梅尼為首的傳統原教旨主義政治力量。霍梅尼在1963年前都不算是宗教界的核心人物，只是6-7名阿亞圖拉中的一名。在反對巴列維國王的鬥爭中，霍梅尼以堅強、不屈的形象成為了革命的信念和精神象徵，獲得了超越群體的支持。憑藉這點，霍梅尼及其支持者在接管國家權力後利用清真寺和宗教院校擴充實力，建立了伊斯蘭革命委員會和伊斯蘭革命衛隊，並成立了伊斯蘭共和黨。其中的幾位實權人物包括胡扎特·伊斯蘭拉夫桑賈尼、阿亞圖拉蒙塔澤里、阿亞圖拉貝赫什蒂和哈梅內伊等人，支持者主要是老派阿亞圖拉、穆智台希德（Mujtahid）們和少壯派的宗教學者。其領導核心是什葉派宗教傳統的原教旨主義派，要求實行「教法學家監護」，宗教要實際干預政治行動。
另一派則是「自由原教旨派別」，他們源於被巴列維和美國聯手鎮壓的摩薩台民族主義者，在60年代組建了「自由運動」，由後來出任過渡政府總理的巴扎爾甘為首。「自由運動」以反對國王，爭取民主自由為宗旨，但不是完全的世俗主義派別，也有很多溫和派宗教學者參與，包括德黑蘭的阿亞圖拉塔里加尼和庫姆的阿亞圖拉馬達里，過渡政府的總統巴尼薩德爾也出自該派。在「教法學家監護」問題上，該派別對此態度與霍梅尼相左，他們認為國家應該由政治家和技術專家來管理，宗教領袖只要精神指導即可，在革命後宗教應該退出政治舞台。整體上，自由原教旨派比較溫和而務實，也更趨於民族主義。
第三支重要力量則較為激進，是以阿里·沙里亞提為代表的、以「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為依託的激進原教旨主義派別。不過該派的特點在於，其將西方政治理念融入了伊斯蘭主義中，特彆強調構築一種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用宗教醫治濫用宗教導致的社會弊病，恢復真正的宗教精神，也反對「教法學家監護」思想。他們還認可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和階級分析，並在巴列維時期就開始了游擊戰，隨後遭到巴列維王朝的重創。在伊斯蘭革命後，他們重新壯大力量，並得到了工會、左翼組織、專業協會和地區性政黨的支持，其中地區性政黨往往還涉及民族問題，比如庫爾德民主黨和亞美尼亞人。
在1979年1月之後，自由運動首先與伊斯蘭共和黨發生了衝突，而衝突的焦點在於外交。自由運動要求「等距離外交」，避免樹敵過多。然而由於革命之後政治秩序還沒有確立，政出多頭，因此巴扎爾甘政府根本無力控制局勢。1979年11月4日，德黑蘭的大學生在左翼的人民黨和人民聖戰者組織的煽動下佔領了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引發了伊朗人質危機。巴扎爾甘無力控制局面，在兩天後宣布辭職，這被霍梅尼派宣稱為「第二次革命勝利」。此後不久，霍梅尼提出了其「輸出革命」的原則，標誌著自由運動的等距離外交路線破產。不過由於霍梅尼的共和黨沒有能夠立刻控制伊朗外交部，巴尼薩德爾和戈特巴扎德在1979年12月到1981年7月繼續抵制了霍梅尼派「輸出革命」的要求。在更換了5位外交部長後，穆薩維接任總理時方才將「輸出革命」列入外交決策中，而巴尼薩德爾則因「抗命不尊」被解除了總統職務，這也是霍梅尼派所說的「第三次革命勝利」。
這兩次鬥爭的表現集中於宗教掌握的立法權與偏世俗派掌握的行政權之間的對抗，然而結果是溫和務實派徹底落敗，伊斯蘭革命委員會13名委員中的6名無教職成員全部被解職，伊斯蘭共和黨完全掌握了政權。這一變化不僅對於伊朗，對於整個地區局勢都產生了深刻而長久的影響。時至今日伊朗對周邊地區的干涉能力很大程度上也來源於「輸出革命」政策的確立。
而對於更為激進的左翼人民聖戰者組織，霍梅尼打壓更為堅定。他們採用了禁止人民聖戰者組織的領導人出現在媒體、剝奪領導人拉賈維的參選資格、不定期查封相關出版物和機構、停止人民聖戰者組織有優勢的選區計票工作等方式，人民聖戰者組織則重新開始武裝鬥爭。1981年6月開始，共和黨對人民聖戰者組織的衝突呈現公開化，時不時爆發武裝衝突，至1985年12月，有多達9000名以上的人民聖戰者組織成員死於游擊戰活動，而政府方面則有1200名宗教人士和官員被殺。不過最後，人民聖戰者組織仍然無法形成氣候，其領導人中1985年年底逃至伊拉克，1986年6月則與先行逃往巴黎的巴尼薩德爾一道組建了民族抵抗委員會。
在消滅了兩個有力的競爭者後，霍梅尼的執政集團也開始出現分歧，其中由穆薩維總理、阿克巴爾·穆赫塔西米內務部長為核心的激進派，以及由議長拉夫桑賈尼、總統哈梅內伊、外長韋拉亞提為主要人物的溫和派或務實派，這兩派在許多政策主張上存在著爭議。不過由於都是自己人，因此霍梅尼採取的手法就是平衡，特別是在「輸出革命」問題上，霍梅尼說存在著「和平輸出」和「強制輸出」兩種，因此兩派都獲得了合法性，並屢屢就此展開鬥爭。期間比較典型的是1986年夏季，內務部對外輸出革命局局長馬赫迪·哈希米利用麥加朝覲偷運武器，而拉夫桑賈尼進行痛斥，到了10月，哈希米則曝出了拉夫桑賈尼為進口美國武器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就黎巴嫩的美國人質問題展開秘密談判一事，這直接讓美國方面陷入了尷尬境地，「伊朗門事件」爆發。不過由於「務實派」顯然有績效優勢，激進的理想主義終究帶不來真金白銀，因此兩派鬥爭逐步向有利於務實派的方向發展。
作家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1988年寫了小說《撒旦詩篇》，採用了採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講述了兩個來自印度的穆斯林在英國生活的故事，因此也入圍了1988年布克文學獎（Booker Prize）的決選名單。這一小說激怒了宗教保守勢力，儘管拉什迪堅稱，《撒旦詩篇》探討的主題並非伊斯蘭教，而是「移民生活帶來的壓力和轉變」。他還懷疑伊朗人到底有沒有看過這本小說，還是僅僅是斷章取義。1989年1月，他甚至在專欄文章里表示，穆罕默德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天才之一」。不過此舉同樣無法平息伊朗宗教界人士的憤怒。1989年2月14日，霍梅尼以最高精神領袖的名義發表重要講話，以教令的形式宣判拉什迪死刑，並要求全世界穆斯林立即執行這一死亡判決。時至今日，拉什迪雖然身居紐約，但仍然處於警察的保護之下，並定期收到死亡威脅。
當然，對於伊朗人來說影響並不在這裡。此事後伊朗再度與西方國家關係嚴重惡化，伊朗與英國斷交，而激進派接機對務實派發難，他們利用霍梅尼這篇去世前的重要講話頻頻打壓務實派，因為此後不到4個月，霍梅尼就去世了。而曾被霍梅尼指定為接班人的蒙塔澤里因為「思想右傾」被解除職務，因為他批評政府過於專橫，並呼籲與自由運動和人民聖戰者組織和解。堅定繼承霍梅尼路線的哈梅內伊才登上了歷史舞台。
從伊斯蘭革命之後，各路英雄開始了新一路角逐。而角逐之後的結果是霍梅尼拿下了所有的競爭者，最終成功地獲得了權力，並實施了他的「法基赫監國」思想。時至今日，這一模式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伊朗，特別是伊朗的對外行為，對於其呈現出的內在矛盾、前後不一，時而試圖與西方修好，時而堅定自己的宗教立場，激進派和務實派之間的鬥爭是一個理解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