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淪陷國民政府為何寄希望於國際聯盟？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蓄意炸毀一小段柳條溝鐵路之後，誣指中國軍隊犯下此行，再以此為借口悍然發動侵略。而在事變發生前就已察覺日軍蠢動的國民政府，卻因蔣介石堅持「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還於8月16日特地密電主政東北與華北的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叮囑道「無論日本軍隊如何在東北尋釁, 我方應不予抵抗, 力避衝突, 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 置國家民族於不顧」。結果當日軍一進攻，東北軍幾乎均在張學良的授意下採取「不抵抗政策」，使得日軍沒遇上什麼激烈的戰鬥便迅速囊括東北全境。得意的日本軍方遂提出《解決滿蒙問題方案》，決定「建立由我國支持、領土包括東北四省、以宣統皇帝為元首的中國政權」，公然肢解中國領土，炮製滿洲國的誕生。
而南京國民政府面對東北的淪陷採取什麼對策呢？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余主張日本佔領東省（指東北三省）先提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張學良、顧維鈞等要員也認為比起開戰，訴諸國際聯盟最有效，何況這是關東軍的獨斷行動，並未獲得日本政府授權，因此利用國際輿論向日本施壓，或許還有扳回一城的餘地。要是在日軍未撤的情況下談判，中國的損失恐怕更大。國民政府遂電令駐國際聯盟代表施肇基，向國聯發出照會道：「本代表奉本國政府訓令, 請行政院根據第十一條所賦與之權力, 立采步驟, 阻止情勢擴大而危害各國間之和平,並恢復事前原狀, 決定中國應得賠償之性質與數額」。
國民政府的中央政治會議特種外交委員會秘書長顧維鈞，還樂觀地聲稱：「滿洲在國際交通上地位重要, 若為他國佔領, 則國際勢力之均平必見破壞, 而沿太平洋岸各國之地位, 必發生重大危險, 且勢必引起國際戰爭」。但悲哀的是，東北在國際上地位重要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與天然資源以外，中國自清末以降的積弱形勢導致日本、俄國、歐美咸有染指的野心，才使東北形勢複雜化與國際化；如今還得利用列強自身在東北的利益，誘使強權保護中國領土，不啻是種弱國的無奈。
這種將國運寄託於他國垂憐的策略，很快就碰上挫折。當時的大英帝國經濟動蕩，不欲在遠東與佔有地利的日本衝突；且自從國民黨北伐後，被革命群眾目為帝國主義首腦的英國遭逢租界被收回、貨物被抵制的下場，因此對中國頗冷淡。表面上聲稱要保障中國門戶開放的美國，也正謀求同日本合作對華投資。法國則更是赤裸裸地替日本張目，駐華公使韋禮德竟於1931年11月向顧維鈞建議「如日本先將東北交付所成立之新政權, 再由中國向東北新政權自行收回, 或系一種辦法」，結果立刻遭顧維鈞斷然拒絕「此種辦法, 直與不交還無異」。只有蘇聯稍微積極，一邊指示中國共產黨鼓動罷工和學潮宣揚抗日意識，一面同國民政府恢復邦交共謀遏制日本。但因蘇聯對華援助力度不夠、加上支持共產黨、不肯撤退外蒙古駐軍，使得國民政府對彼仍有疑慮，雙方遂無法組織成更堅實的聯盟。
在列強各懷鬼胎的詭譎情勢下，國際聯盟行政院開始討論中國的控訴案。面對施肇基的指責，日本代表芳澤謙吉竟顛倒是非，宣稱關東軍不過區區1萬人、在瀋陽也才500人，怎敵得過數量上佔優勢的中國軍？因此日軍絕無主動攻擊。芳澤謙吉的借口，分明是利用中國的不抵抗政策來粉飾日軍的侵略行徑。施肇基對此氣憤地聲明可派遣調查團到現場探查、事實不容捏造。英國代表薛錫爾則美稱日本與英國都是國聯的重要支柱，要求中日雙方各自撤退軍隊結束衝突。芳澤謙吉接著趁機要求需要等待母國補齊數據後再行開會，薛錫爾也一搭一唱地附和，第一場討論九一八事變的國聯會議遂在虎頭蛇尾的情況下暫時落幕。
等到數日後再度開會時，英日兩國又唱起了雙簧，芳澤謙吉謊稱日軍已撤退不少，薛錫爾則反駁施肇基要求國聯行政院出面斡旋的提議，指稱這已超出國聯職權。加拿大代表卡漢還譏諷國民政府素喜排外、英國便曾遭遇日本的類似處境，這不外是蹈襲日本的侵略借口，絲毫不顧正是因為日本的暴行才激使中國民眾抵制日本的因果關係。澳洲代表布魯斯也附和日本觀點，斥責中國政府無力控制所有領土和人民，才釀成與日本的衝突，呼籲不應片面批評日本。一時之間，國際氛圍對華頗不友善。
經過多日多次的反覆論辯後，國聯才於12月通過派遣李頓組成調查團的議案。但沒想到1932年1月28日，日軍為了轉移國際對中國東北的關注，又在上海發起進攻挑起一二八事變，逼使國聯緊急召開會議處理停火事宜。也正是由於列強在上海的租界和商業利益更重大，這才開始調整對日本的姑息態度，如薛錫爾便於1932年2月鼓動各國致信日本，要求日本遵守國際聯盟法條、《九國公約》、《巴黎非戰公約》，不得再繼續侵犯中國的領土。
想不到在眾目睽睽下，日本代表佐藤尚武仍謊稱是中國軍隊率先開火，並抱怨國聯不應只指責日本。而等到李頓報告書總算於1933年10月姍姍來遲地公布後，儘管裡頭拒絕承認滿洲國，但竟然也主張日本和蘇聯等列強在東北享有特殊利益，應讓東北成立自治政府、聘僱以日本人為主的外國顧問、當地由外國教官訓練憲兵隊、中日軍隊均得退出東北云云，並裁定在九一八之前中日都得為彼此的衝突負起責任。這等同遷就滿洲國的成立，只讓中國收回空殼主權，也淡化日本的罪責。
國聯原則上採納李頓報告書的建議，但較為可喜的是，國聯主張中國東北的歸屬「應完全由中國政府方面來決定」，這令堅決維繫滿洲國體制的日本惱羞成怒。日本代表松崗右洋不但拒絕國聯意見，還指鹿為馬地聲稱「遠東地區出現許多麻煩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混亂」、「面對身旁中國的混亂局勢，日本方面不得不承受和忍耐，多年來並試圖以友好和極具耐心的方式來處理其與中國之間的許多不滿問題」，並宣稱「滿洲人」不是中國人，鼓吹日本宣傳已久的「滿蒙非中國論」。松岡右洋甚至反問：「美國人民將會同意國際社會控制巴拿馬運河區？英國人民將會允許國際社會控制埃及嗎？」，忿忿不平地認為中國東北乃自身勢力範圍，何以列強就不許日本佔有？
最後，儘管國聯宣告調解失敗、報告書也無拘束力，但日本仍宣布就此退出國際聯盟，中國除了得到道義上的同情以外，什麼實質利益也沒拿回，更何況列強對東北的處理意見也並非完全是維護中國權益，仍保留國際介入的空間。因此當1943年開羅會議期間，英國外交官賈德干認為毋須特意註明將東北與台灣澎湖歸還給民國時，中國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立刻駁斥道：「外國人士對於東北、台灣等地，嘗有各種離奇之言論與主張，想閣下亦曾有所聞悉，故如不明言歸還中國，則吾盟國共同作戰，反對侵略之目標，太不明顯」，正是為了防堵類似李頓報告書的國際共管主張再成輿論主流。而這些與列強的折衝樽俎歷程也顯明：無論在道德上據有多廣的制高點，一旦國家積弱，再多的國際譴責也無法協防自己的土地和物產；一旦國家富強，再多的國際敵意也無法傷害自己的主權和人民。只有保持警惕、齊心建設，中國才不會再度淪為列強的俎上肉，重蹈國民政府左支右絀的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