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完美的童年，反而會剝奪孩子成年後的幸福感？
「在不遺余力為孩子提供完美童年的時候，我們可能正讓他們的成長變得更加艱難。」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美國《大西洋月刊》的這篇文章，值得每一位父母認真品讀。
一句話歸納，那就是：當我們掌握越來越多所謂前衛的育兒理念時，要記得魚和熊掌難以兼得的基本道理：
我們不能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又努力幫他們規避競爭和本應當經歷的掙扎。
文 | Lori Gottlieb
如果說，我在大學裡學到了什麼，那就是詩人菲利普·拉金的話確實在理：「你爸和你媽傷害了你，雖然不是故意的，但他們的確傷害了你。」
當時，我生下兒子不久，便重返學校修讀臨床心理學。
腦中想著孩子，手頭卻還要準備期末論文，在這種情況下，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論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
當然，每個人都知道，麻辣老媽、出任學校家長教師聯合會主席、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與親手烘焙餅乾的媽媽，會培養出完全不同的孩子。
但我們多數人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而在這個區間，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會做錯。
作為一名媽媽，我很想做對。但是，什麼才是「對」呢？帶著這個問題，我走進書店。過去所有研究——從約翰·鮑爾比的「依戀理論」到哈里·哈爾洛的猴子實驗——都表明：
如果不能精確解讀你的孩子，誤解了他們的信號，或者給予他們的愛太少，幾十年後，他們就很可能會走進心理治療診所（如果有足夠的鈔票支付這筆帳單）。
坐在沙發上，靠著一盒紙巾，聲淚俱下地回憶著媽媽對他做了什麼，爸爸又沒做到什麼——每周50分鐘，有時長達數年。
後來，我作為心理治療醫生，主要工作就是重新當一回這些來問診的孩子的父母，提供一種「矯正性情感經驗」，讓他們無意中將早期的被傷害的感覺移情到我們身上，然後給出不同的回應——與他們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更加體貼、更具共情的回應。
但我開始接待病人之後卻發現，很多孩子最痛苦的，竟然不是爸媽做得太少。
這些孩子什麼都有
但就是不快活
我頭幾個病人，幾乎是教科書上的範本。當他們訴說不幸童年時，我毫不費力地就能將他們的傷心與成長經歷聯繫起來。
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個例外，這個姑娘20多歲，聰慧美貌，姑且稱她為麗齊。
麗齊有堅實的友情、親密的家庭，和極度空虛的感覺。她告訴我，之所以來諮詢，是因為她「就是不快活」。
她還說，令人沮喪的是，她找不出來自己到底是對什麼不滿。她說她有一對「棒極了」的父母，兩個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極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體，漂亮的房子。
她的家族史上，沒有抑鬱症或焦慮症病人。
那為什麼她老是失眠呢？為什麼她總是猶疑不定、怕犯錯誤、無法堅持自己的選擇呢？為什麼她認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評價的那樣「驚人」、覺得「心中總有一個空洞」呢？為什麼她描述自己感覺「飄忽不定」呢？
我被難住了。這個案例里沒有漠不關心的父親、求全責備的母親和其他放任自流、愛貶低人、雜亂無章的照料者，問題出在哪裡？
當我試圖弄明白時，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類似的病人越來越多。
我的沙發上坐滿了二三十歲的成年人，自述患上憂鬱和焦慮，很難選擇或專註於某個令人滿足的職業走向，不能維持良好的「親密」關係，有種空虛感或缺乏目標感——但他們的爹媽無可指摘。
恰恰相反，這些病人都說到他們是多麼「崇拜」父母，說父母是自己在這世上「最貼心的朋友」，從來都是有求必應，甚至出錢讓他們來接受心理治療（當然也在替他們付房租和汽車保險），這讓他們既愧疚又困惑。畢竟，他們最大的抱怨就是無可抱怨！
父母拼盡全力
孩子卻哭訴空虛
起初，我很懷疑這些人的陳述。童年一般都不完美，那麼，如果他們的童年很完美，為何會如此迷茫、不自信？這跟我學過的知識背道而馳。
但相處一段時間後，我開始相信他們並無粉飾或曲解。
他們真的擁有關愛備至的父母：
給他們「發現自己」的自由；
鼓勵他們想做什麼都行；
接送他們上學放學，陪他們做作業；
當他們在學校受欺凌或孤立時出手相助；
在他們為數學發愁時及時請家教；
看到他們對吉他表現出一絲興趣就掏錢讓他們上音樂課
（喪失興趣時又允許他們放棄）；
當他們違規時跟他們談心，
而不是簡單粗暴地懲罰（運用「邏輯後果」來替代懲罰）
一句話，這些父母很「體貼」，投入地引導我的病人們順利通過童年的種種考驗和磨難。
作為一個力不從心的媽媽，我常會在聽病人陳述時，暗自奇怪這些偉大的父母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個問題浮現在我腦海：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是啊，我，還有無數同樣的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為了今後我們的孩子不至於淪落到心理醫生的沙發上，而我正在目睹這種養育手段的血肉後果。
為了給孩子提供正確的養育，我們拼盡全力、精疲力竭，而他們長大之後，卻坐在我們的辦公室里，訴說他們感覺空虛、迷惑、焦慮。
我讀博士時，學院里的臨床焦點在於缺乏父母體貼如何影響孩子，誰都沒有想到問一問，如果父母過度體貼的話，這些孩子又如何呢？
過度保護剝奪幸福感
在美國，育兒一直是個爭議話題，因為風險太大，而各派學說難有定論。在不同門派之間，一直劍拔弩張：親密育兒派 VS 嚴格教導派，兒童中心派 VS 家長中心派，社會風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不過，所有育兒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樣的：將孩子未來成為充滿幸福感的成年人。
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不過，近年來出現的變化則是：人們對幸福的看法和定義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還不夠，你得更幸福。美國夢以及對幸福的追求已經從「尋求大致滿足」變異為「你必須任何時候、各個方面都幸福」。
「我幸福，」格雷琴·魯賓在暢銷書《幸福工程》中寫道：「但我還應該更幸福。」這種追尋已經風靡全美，變成一場舉國運動。
那她到底應該幸福到什麼程度？魯賓也不確定。聽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況完全一樣：擁有絕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並富有）的丈夫，兩個健康可愛的孩子，一大幫朋友，在上東區買了豪宅，耶魯大學法學學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業……儘管如此，魯賓仍不滿意，「似乎缺了點什麼」。
為了消解「憂鬱、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內疚」，她開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動清單，每周一買3本新雜誌，不斷收拾衣櫥。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後，魯賓承認她仍在掙扎。她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讓自己更不幸福了。」
接著，她揭示了所謂「成年的奧秘」之一：「幸福並不總讓你感到幸福。」
把幸福作為目標來追求
只會導致災難
現代社會學研究支持了她的說法。「幸福作為生活的副產品，是很棒的一個東西，」斯沃斯莫爾學院社會學教授巴里·施瓦茲說，「但把幸福作為目標來追求，只會導致災難。」
而現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著這個目標，卻適得其反。
我和同事由此開始懷疑：會不會是父母在孩子小時過於保護他們，避免讓他們不幸福，才剝奪了他們成年後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醫生保羅·波恩說，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臨床實踐中，波恩發現：
很多父母會盡一切可能，避免孩子體驗到哪怕一丁點的不適、焦慮或者失望。當孩子長大，面對正常的挫折，就以為事情嚴重出錯了。
他說：當學步兒在公園裡被石頭絆到，剛剛倒地，還沒來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會飛撲過來，抱起孩子，開始安慰。這事實上剝奪了孩子的安全感——不僅在遊樂場，而且在生活中。
如果你不讓孩子體驗那剎那間的困惑，給她一點時間，讓她明白髮生了什麼（「噢，我跌倒了」），讓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並且試圖自己爬起來，她就不會知道難受是什麼感覺，以後在生活中遇到麻煩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這些孩子上大學時，會因為最小的麻煩發簡訊給父母求救，而不會自己找辦法解決問題。
假如，當孩子被石頭絆倒，父母允許她自己恢復一秒鐘，再去安撫她的話，孩子就學習到：「剛才有一秒鐘挺嚇人的，但我現在沒事兒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發生，我能自己擺平。」
波恩說，多數情況下，孩子會自己應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遠弄不懂這一點，因為他們忙於在孩子不需要保護時，過早伸出援手。
這讓我回憶起自己，當兒子在沙坑裡摔倒時，一個箭步衝上前。
回憶起兒子四歲時，我一個朋友死於癌症，我當時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訴他。畢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我知道他可能會注意到我們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讀過的所有育兒書都說，得知親友的死訊對於孩子來說太可怕了。
最終，我把真相告訴了兒子。他問了很多問題，但並未因為震驚而昏倒。總之，用波恩的話說，我對兒子的信任，讓他更加信任我，並最終更有安全感。
通過告知他這件事，我傳達了一個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傷和焦慮，而我會在一旁幫助他度過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