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主義政治學，政治，科學？一場科學妄想者的狂歡盛宴
行為主義政治學作為迄今在政界和知識界仍有相當影響力的學派，提出以「科學的」?方法取代以政治哲學為基礎的政治觀。對「政治科學」寄予烏托邦式期望的原因，既不是階級關係，也不是地緣因素。
19世紀，隨著哲學上對規範性與描述性方法的區分，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描述性討論開始逐漸從傳統的討論中分離出來，這種分離最初伴隨著許多迷惘、困惑、誤解、甚至偏見。因為當時許多優秀的思想家看到傳統政治哲學過多的關注社會政治問題所涉及的道德層面，而缺乏對社會政治內在結構及運作規律的分析。且傳統主義政治學未能預測、更無法解釋戰後世界政治局勢的巨大變化，已有的政治學一般原則對國家政治生活幾乎沒有影響，政治學理論與實際政治活動嚴重脫節，政治學發展明顯落後於其他學科。相反，自然科學方面驚人的巨大進步使許多思想家認為:運用自然科學的成果，牛頓力學、達爾文進化論等，來分析社會問題，利用社會學、心理學和統計學的方法將影響政治的因素分析確認並量化，那麼政治就不再是那麼隱晦難懂了，甚至可以找出社會政治發展的規律。
孔德認為知識有三個階段，模糊的神學階段，思辨的哲學階段，以及人類認識的最高階段，即科學的實證階段。斯賓塞認為應該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學，科學的描述政治。如梅因這樣偉大的法學家，在把過去的法律描述為古代法之外，也認為現代法要科學的研究。以及後來分析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和傳統的區別的韋伯，分析有機聚集和機械式聚集的塗爾乾等等。
與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政治學》的「城邦人」假設一樣，行為主義源出於這樣的假設:世界是完全科學和理性的，世界自身蘊含著人類和平生存的一切必要因素。這些因素有利益、經濟、貿易和通信等，而行為主義的任務就是探明這些因素，在這些因素不能自動奏效的地方，對它們加以協調。
對行為主義來說，權力政治的返祖現象掩蓋和扭曲了利益的和諧，而利益的和諧才是政治的真正本質。亞當·斯密?這位古典自由主義和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發現了存在於利己的競爭性經濟行為表象之下的一種根本利益和諧。自由市場通過一隻「看不見得手」及其內在邏輯的支配，達成萬物的最佳配置。19世紀的自由主義在尋求建立國家間和諧關係的手段方面認為，只要嚴格遵循科學理性的原則，一切國際衝突就能夠或者通過妥協或者仲裁得到圓滿解決。由於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智，所以一切都可以通過一個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理性方式得到解決。國家於是也能認識到表面上對立的利益實際上是一致的，衝突、矛盾和戰爭是愚昧、無知、野蠻和落後的產物。
?所以，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就可以歸因於缺乏理性而導致的失調以及缺乏理解的後果。若擺脫了無知和愚昧，理智就如同在自然領域解決了諸多難題一樣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國際衝突。
例如蒲魯東?說:真理無地域之分，科學代表人類的統一。因而，如果科學而非宗教或權威被各國接受為社會規範，並隨著政府的消亡而成為利益的最高仲裁者，那宇宙的全部法則便會歸於和諧……各國將處於和諧之中，既無外交也無內政；這種和諧從此再也無法顛覆。①
正是由於對於理智及科學的力量抱有相當的信心，克拉倫斯·斯特賴特在1941年宣稱:「一旦美國參議院和英國議會中的大人物們理解了[兩國間的]聯盟，他們就會擁護它。」②
這樣一來，政治史就變成了科學問題層出不窮的歷史，這些問題本來可以用科學的方法解決，但卻被無知而又感情用事的人類處理得極不合理。即使是霍默·李這樣的現實主義觀察家看來,國際事務問題也可歸結為知識問題;如果「匹夫之勇」被有關事實的知識所取代，那人們就能在國際舞台上成功地行事了。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伯莎·馮·薩特納寫道:「政治科學將會取代目前的治國韜略，唯有那些真誠地尋求真理並努力依據真理去爭取唯一的利益——涵蓋所有文明國家的普遍利益—— 的人們才會擁有立法權和政治權，這樣的時代必將到來。」
行為主義要達到的，是用新的科學方法取代權力政治、秘密外交和戰爭等「老掉牙」的方法，領土要求、原料分布、市場爭奪、裁軍、國際關係、和平變革和革命——這些都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技術問題」。依靠相互角逐的國家間權力的分配所達到的平衡是暫時的、不穩定的，無序是造化對國家間政治的詛咒，而科學理性才是無序唯一的出口。更加忘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並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用理性來解決，世界上沒有一個沒有理智的人能接受理智！
於是，到了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英國開始嚴肅的討論「科學的疆界」問題，迪斯累里在倫敦市長官邸發表演講，以印度邊界是「一條任意的而非科學的疆界」為第二次阿富汗戰爭辯解。其後，出現了「科學的關稅」理論，梅傑·萊弗比爾少校也提出了「科學的裁軍」理論。尤其是一戰後，以海牙會議為先導，西方各國政府著手實施一項史無前例的行動計劃，目標是運用科學方法解決一切政治問題。西方各國政府、國際聯盟以及私人團體紛紛組織國際會議，鼓勵從事各種研究，以用科學的方法來治療自人類社會誕生以來就有弊病。
如同《百年孤獨》中尋求的神奇藥水一樣，那個時代始終在尋求一種在政治領域普世性的神奇公式，只要對這種公式加以運用，對任何事情都無往不利，都會實現預期的效果，從而以理性計算的確定性來替代政治行動的不確定性和冒險性。然而，那些研究者想要得到的是簡單的、理性的和機械式的公式，而他們必須面對的確是複雜的、非理性的和無法計算的現實。最後，為了尋求科學方法，他們不得不將政治現象進行簡單的分解量化，也就是所謂「單一原因法」。
既然戰爭讓人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造就了一幕幕悲劇，那麼，首先讓我們消除戰爭吧。對一個非理性主義的頭腦來說，找到一種解決方案之所以看起來如此困難就在於所涉及的原因的多樣性，這些原因植根於人類心靈的最深處。如果能夠將所有這些多重的、複雜的因素歸結為一個單一的原因——一個能夠形成理性公式的原因，那麼，找到戰爭問題的解決方法似乎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古典自由主義說，難道不正是封建主義的殘渣餘孽在當今世界上製造戰爭嗎？讓我們打倒世界各地的貴族式政府吧，這樣我們就享有和平了。可結果顯而易見，今天的「和平之泉」、「將死計劃」等等就是最好的回答。還有一部分人認為爭奪殖民地是戰爭的主要原因，所以主張放棄殖民地，誠然，這聽起來更像是一個夢話，其中以邊沁和邊沁主義者為主。對另一些人來說，關稅是全世界的萬惡之源，而自由貿易則是百善之泉。
因此，政治舞台便成了尋找「單一原因」及消除這一原因的「科學公式」的大獵場，而這些活動的鼎盛時期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數十年③。法國激進黨主張將「安全、仲裁、裁軍」作為確立永久和平的具有邏輯連續性的相繼步驟;而法國社會黨人調換了一下次序後斷言，「通過仲裁和裁軍實現安全」是唯一具有科學價值的公式。而法國的外交政策尤其盛產抽象的計劃，像「白里安計劃」、「賴伐爾計劃」、「塔迪厄計劃」、「赫里歐計劃」、「保羅——邦古計劃」，這些計劃無不自命為要用一個法律公式為世界政治問題提供一種科學的解決方法。
在其他領域，尤其是1929年危機以來，國際動蕩的「單一原因」出現在經濟領域了。國際貿易差額、國際收支和外匯、原料等等因素又成為了各國衝突的原因，那麼讓我們尋求一種互惠貿易、原料分配和國際收支的科學公式吧，這樣和平的光幕將照耀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還有人發現國家主權是造成戰爭的原因，那麼讓我們以世界聯邦的形式來共享國家主權吧。這個時代總是在尋求科學的公式，但頑固的現實一次次使今天的解決辦法變成明天的謬誤。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在《The reformer of New England》一文中這樣說:
一個改革家認為所有的人都應當去務農;另一個改革家認為誰都不應當去經商，因為使用金錢是主要的罪惡;還有一個改革家認為禍根就在我們的飲食之中，我們吃喝的東西是該詛咒的，應當製作未發酵的麵包，而且要拚命反對發酵....另一些人攻擊農業制度，攻擊在耕作中使用畜肥，攻擊人對牲畜的暴虐，認為這些陋習玷污了人的食物。....即使是昆蟲世界也應當受到保護這個問題曾長期被忽視，一個保護蚯蚓、蛞蝓和蚊子的學會應立即成立。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順勢療法、水療法、催眠術、骨相學的行家以及他們的如基督教奇蹟一般的奇妙理論!有人攻擊一些特定的職業，如律師、商人、製造商、牧師、學者;還有人攻擊婚姻制度，認為它是社會弊病的根源;也有人對教會和禮拜聚會憂心忡忡。比起老一輩清教徒中五花八門的唯信仰論，不勝枚舉的改革新論看上去毫不遜色④。
總而言之，沒有什麼東西值得為之戰鬥，但總有很多東西值得分析、理解和改革。以邏輯實證主義和實證主義為哲學基礎的行為主義在研究政治學時強調保持態度中立，故行為主義政治學宣稱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結論是純客觀的，沒有任何價值色彩。正如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權威戴維·伊斯頓在他對行為主義政治學進行全面反省時所說，面對具有是非價值標準的政治現象而採取所謂的價值中立態度， 本身就是種價值選擇 。
然則，這些思想家當時似乎並未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他們的學說在人類知識大廈中的地位，更沒有看到新學說與傳統學說的不同是方法論的不同，新學說不可能將傳統學說取而代之。拿抽象的原則作為標準來評價現實，完全枉顧客觀現實的發展。
①「Idee generale de la revolution au dix neuvieme siecle」，Oeuures com plites, IX (1868)，p. 300;又見Proudhon, La Guerre et la paix (Paris: E. Dentu, 1861)。
②Union Nou wih Briai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1)，P. 197.
③見 Kenneth W. Thompson, Ethics, Functionalism and Power in Internatiomal Politics: The Crisis in Value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5- 45 。
④Ralph Waldo Emerson, Essays: Second Series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899)，pp. 204- 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