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者們面臨的問題，有哪些已經解決了？
01.
「我好像當頭挨了一棒」
按英國作家莎拉·貝克韋爾（Sarah Bakewell）的說法，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是在1932年到1933年間的某個時刻開始認真對待現象學的，可以說這是現代存在主義誕生的起點。
那時，薩特和他的伴侶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Beauvoir）正在「煤氣燈」酒吧里一邊喝著杏子雞尾酒，一邊暢所欲言。同桌的人還有薩特的老朋友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在這樣一間小小的酒吧里，誕生了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貝克韋爾也以此為名，撰寫了一部講述存在主義哲學家的人物傳記《存在主義咖啡館》（At the Existentialist Café）。這本書中不光有存在主義者，還有與之相關的所有主要人物，至少有幾十個。貝克韋爾還在書後附上詳細的人物出場表。
▲《存在主義咖啡館》作者: [英] 莎拉·貝克韋爾 譯者: 沈敏一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年：2017
這本書討論的不光是哲學家們的哲思，還有他們不為人知的日常生活細節，讓哲學家回歸生活本身，一如書中雷蒙·阿隆所提到的現象學。
那個冬夜，年輕的阿隆說，他最近發現了現象學（Phenomenology），這是一門研究事物本身的哲學，用現象學創立者愛德蒙·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口號說，就是「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根據現象學的觀點，哲學家最緊要的事情不是去思考「事物是否真實」，或者說「我們如何確定地知道某事」這一類老掉牙問題，而是要將事物身上不斷累積的結殼刮掉，露出事物本來的面目，然後精確地將其描述出來。
比方說，一杯雞尾酒，現象學家不會考慮它的產地、材料、顏色，只會聚精會神地喝下它，然後將或醇厚，或酸澀，或甜膩的感覺描述下來。
「如果你是現象學家，你可以談論這杯雞尾酒，然後從中研究出哲學來！」阿隆對薩特說。這一下子引起了薩特的興趣，他立馬跑到書店收集相關書籍，「給我這裡每一本論現象學的書，現在就要！」
阿隆向薩特推薦現象學，可以說影響了薩特的一生，尤其是他的寫作風格：一種偏向感覺經驗的寫作（缺點是事無巨細，長篇大論）。四十年後，薩特回憶起這段往事說：「我好像當頭挨了一棒。」
可是，薩特並沒有沿著現象學的道路筆直的前進，他在酒杯里放入的可不僅僅是現象學這一種飲品。
02.
薩特的雞尾酒哲學
1933年正是納粹上台的年份，但薩特仍前往柏林學習，並於年末返回法國。貝克韋爾指出，在這期間，薩特把丹麥哲學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德國現象學以及其它種種混合到一起，形成了至今還有餘韻的現代存在主義哲學。
其實，從現象學到存在主義，這是一種奇怪而矛盾的傳承。與這兩種哲學脈絡相關的主要人物，大多相互對立，不承認對方的哲學內涵。比如說，胡塞爾創立了現象學，他的學生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先是在《存在與時間》中委婉地說「存在論只有作為現象學才是可能的」，隨著海德格爾思想的成熟，他越來越否定胡塞爾。當然，胡塞爾也看不懂這個學生。
比起胡塞爾和海德格爾之間純粹的討論，薩特受現象學影響而建立的「存在主義哲學」，更像是雞尾酒一般，什麼都有一點，但什麼都不純。
這樣的雞尾酒哲學，在二戰以後，對法國甚至是歐洲的年輕人產生了刺激性影響。薩特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在納粹佔領法國期間，一個學生苦惱地問他究竟該做什麼選擇。一方面這個學生想加入反抗軍，另一方面他需要照顧孤苦無依的母親。如果他選擇了加入反抗軍，那麼母親的生活就沒有保障。如果他留在母親身邊，那麼就不能為祖國效力。這種情況下該怎麼選擇？
薩特沒有從哲學思辨中推演一個答案，而是直接告訴他，你該自己去選擇。因為個人的自由在自己手裡，誰都不能代替個人做出選擇。選擇，然後負起責任，那麼這種選擇就是成立的。
如果你問，存在主義到底是什麼？貝克韋爾認為，薩特的回答可能很簡單：這是一種關於自由的哲學、關於行動的哲學。並且，你要為你的選擇負全部責任。這句話現在看來十分雞湯。但想要更具體地理解存在主義，也許我們還要看看他們在現實境遇中做出了什麼選擇。
03.
「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反對的哲學」
這種對存在的解釋，海德格爾顯然不會同意。但在現實中，海德格爾做了一個糟糕的選擇。1933年4月，海德格爾接受弗萊堡大學的校長職位，加入納粹黨，並執行了新的納粹法律。然後，在海德格爾的管理下，他已經退休的猶太人老師胡塞爾丟掉了名譽教授的頭銜（幸虧去世的早，否則性命也堪憂）。
似乎是感受到了眾人的失望，一年後，海德格爾辭去了校長職務，想要體現出自己與納粹再無瓜葛。1945年，他發表了一篇文章，表示自己加入納粹只是愚蠢一時的錯誤。
但這一切都是表象而已。事實是，海德格爾從未真正地批評過納粹，而大家都在等著他作出回應。他的學生、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曾來信質疑他，為什麼他從未明確地否定納粹意識形態。海德格爾只是回應說，他不想發表一份輕率的否認聲明。
然而，2014年出版的一本海德格爾的私人筆記，記錄了他的反猶言論，證明了他的思想中的確有反猶傾向。加入納粹不是一時的魯莽，而是帶有真心實意的參與。當時的馬爾庫塞可能也是這麼想的，於是再也沒有和自己的老師有什麼交際。
海德格爾多年的好友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提出「軸心時代」理論的那位學者）同樣無比懷疑，海德格爾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但雅思貝爾斯對待海德格爾要溫和許多。1945年，戰後的德國當局找到雅斯貝爾斯，詢問他是否應該恢復海德格爾在大學的教學工作。他給出的意見是，海德格爾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應該讓他繼續進行哲學研究，但不應該允許其繼續教課：他的觀點，很不自由，很獨裁，會對學生造成有害的影響。
這從側面反映了海德格爾哲學的危險性。胡塞爾生前也曾對海德格爾的哲學作出判斷，認為這是那種「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反對的哲學」。
可是，這些所有的質疑都無法阻止海德格爾的影響力逐漸擴大。這可能是因為他的哲學思想充滿詩意，而詩意確實更能打動大眾。
薩特雖然受現象學影響，但最終也和海德格爾不歡而散。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薩特和海德格爾曾有過一次當面的交流。貝克韋爾寫道，在這之前，海德格爾看過薩特的《存在與虛無》，評價說：「我該如何看這垃圾啊！」而薩特則用笨拙的德語說著自己的政治觀點：「文學應該介入政治，思想家更是如此。我們對時代負有責任。」
那時的海德格爾哲學早已發生轉向，他不再「關心」政治，只想「詩意地棲居」。貝克韋爾說，這場尷尬的交談後，薩特明白了，他們對存在的理解已經相差太遠，現在他只當海德格爾是一個「山中老漢」。
時代該讓位給存在主義者了。
04.
面對蘇聯，存在主義者「又怎麼說」？
存在主義者關心政治，強調介入政治。
但是應該如何介入呢？對蘇聯的態度是一個試金石，存在主義者們的分歧由此產生。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雖然一貫反對存在主義的標籤，但他更反對的是暴力，任何暴力。當1954年，他的祖國阿爾及利亞爆發獨立戰爭時，無論起義軍或是法國殖民當局，他都不支持。可以想見，他肯定不會支持蘇聯。
倒是現象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首先支持了蘇聯，他曾撰文表示，蘇聯雖然不完美，但是資本主義的貪婪、殘忍，「又怎麼說？」（這是梅洛-龐蒂獨特的反駁方式）
加繆看到此文，怒氣沖沖，當面把梅洛-龐蒂罵了個半死。
起初，薩特還處在質疑當中，既反對戴高樂主義，也批評蘇聯。1948年，他還寫了一個戲劇《臟手》來分析蘇聯。這惹惱了蘇聯當局，薩特被貶為「握著鋼筆的鬣狗」。
但一件事讓薩特堅定地加入了左翼陣營。1952年，法國的一隊巡邏警察無端地扣留了法共領導人，一個月之後才將其釋放。在薩特看來，這件事十分荒謬，是在惡意攻擊法共。
是時候進一步介入政治了，薩特開始下決心支持法共和蘇聯。他說，用宗教辭彙來講，這就是他的改宗。
05.
「寧可與薩特犯錯，也不和阿隆正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薩特開始不分青紅皂白，一個勁地為蘇聯說好話時，他的老朋友們幾乎都走向了他的對立面。
加繆、梅洛-龐蒂、阿隆，所有人都看出，蘇聯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正義，勞改營、暴政、非法監禁……應有盡有。但薩特卻認為蘇聯可以實現人類的最終理想，構建一個完美社會。而在實現理想的過程中，出現一些暴力也是正常的。
現在看來，支持蘇聯的人簡直太天真了。對此，貝克韋爾解釋說，我們應當回到那段歷史，理解那時人們為什麼會這麼選擇。對於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西方來講，太多人對資本主義感到失望了。他們的想法是，資本主義鐵定會完蛋，蘇聯雖然有缺陷，但最終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至少比資本主義光明。所以，後來還出現了一句口號：「寧可與薩特犯錯，也不和阿隆正確」。
從這本書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支持蘇聯這件事上，薩特錯了。不過，薩特還支持了另一些事業，所幸方向都是對的。所以，貼在的身上的還有這些標籤：反殖民主義、反性別歧視、反種族主義，各式各樣的解放運動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在受壓迫者眼中，幫助其鬥爭的薩特絕對是個英雄形象。
但薩特討厭別人給他貼標籤。
他廣為流傳的一句名言是「他人即地獄」，貌似從字面上就能懂了。但薩特自己解釋過，他並不是說別人就像地獄什麼的，而是說活著的時候，我們還可以改變他人對自己的印象。在死後，我們只能任由別人做解釋，貼上各種標籤。「存在先於本質」的一部分含義就是說，個人的存在意義是在人生中不斷累加的，不能只用一個特定的本質來定義個體。
在與老朋友們產生衝突期間，儘管受到四面的批評，但還有一個人從始至終支持著薩特，那就是他的終身伴侶波伏娃。
貝克韋爾指出，波伏娃也發展了自己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她的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提出了著名的觀點「女性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從孩童時期開始，男孩和女孩接受的教導思想就已經很不同了。
就像勇敢的王子總是去救被囚禁的公主一樣，男人總是陽剛的，而女人總是柔弱的。所以女人不是先天就註定成為待在家裡幹家務活的女人，而是在觀念的引導下形成為一個女人。
波伏娃認為，女性受到的最大壓迫正在於她們將他者擺在了個人前面。通俗地說就是，先考慮別人，然後才考慮自己。這種主僕關係最終導致了性別歧視。只有突破這種處境，女性才能自己掌握人生。由此，波伏娃深刻影響了女權運動。
不得不承認，薩特和波伏娃所引領的或好或壞的鬥爭運動，體現了存在主義的最大特點：雖然激進，但符合時宜。而且確實讓一群受壓迫、受歧視的群體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僅憑這點，就可以讓很大一批人原諒他們了。
06.
存在主義過時了？
然而，阿隆似乎並不原諒他。年輕時，阿隆和薩特同為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學生，惺惺相惜。他們甚至約定，誰先死，另一個人就為他寫一篇訃告。但薩特先走了，阿隆卻沒有寫那篇訃告。阿隆還在報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解釋他為什麼沒有信守諾言。阿隆認為，時間已經過去太久了，承諾已經失效了。而且他也懷疑，如果他比薩特先死，薩特是否會為他訃告。
薩特確實寫過訃告，為加繆和梅洛-龐蒂。但在文中，薩特懷念是他們共同「戰鬥」的歲月，而不是後來漸離漸遠的眾人。
曾經，存在主義者介入政治，為自由而戰。現在，存在主義似乎過時了。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者們在這一點上異口同聲。可他們忘了，過時的說法同樣可以套用在他們頭上。事實是，存在主義已經悄然融入到21世紀的生活當中，即使你不提起它，也有可能在踐行它，或正在思考當年存在主義者提出過的問題。
所以，面對存在主義是否還有用的問題時，貝克韋爾認為，答案應該是肯定的。特別是進入21世紀後，極權政治、環境問題、平權運動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當年存在主義者們面臨的問題，至今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