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地區緊鄰我國，安全形勢同樣不樂觀，有三國比較危險

近日，塔吉克的邊防哨所發生襲擊事件引發了廣泛關注。而中亞，這個冷戰後就十分不太平的地區再度進入我們的視野。

中亞在歷史上曾是佛教盛行的區域，漢傳佛教事實上也是經過中亞後傳入中國內地。除了佛教外，沃教、景教、薩滿教、摩尼教也都有分布。公元7世紀中葉至8世紀初，阿拉伯帝國在消滅了薩珊波斯後跨過阿姆河擴張至中亞地區，也將伊斯蘭教傳入了中亞。經過數百年的伊斯蘭化和後來的突厥化後，伊斯蘭教徹底佔據了主體。蒙古帝國的崛起和入侵雖然主導者是蒙古人，但蒙古人並沒有改變中亞地區的社會秩序，他們採取了宗教寬容政策，而到蒙古帝國衰弱控制力下降時，蒙古統治者更需要依賴於伊斯蘭教，帖木兒更是皈依了遜尼派。而相對邊緣化的伊斯蘭教蘇菲派也來到了這裡，蘇菲派神秘主義的傾向頗受中亞社會中上層青睞，其傳播也獲得了更大的成功。蘇菲主義在中亞有很鮮明的特點，其思想也融入了中亞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之中。不過整體上看，中亞地區的伊斯蘭教傳播呈現由南向北減弱的態勢，而其相對於阿拉伯地區或波斯地區是邊緣地帶，因此在伊斯蘭世界所扮演的地位並不顯著。而在伊斯蘭化的同時，中亞也逐步形成了五大民族集團，包括四個突厥語系的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和土庫曼，以及一個伊朗語系的塔吉克。不過在過去，這五大民族集團並沒有明確的民族認知，穆斯林是他們最重要的身份。

18世紀中葉開始，沙皇俄國勢力也大規模進入中亞。沙俄逼迫中亞地方貴族勢力服從於沙俄，同時也大規模修築兵站要塞以控制貿易通道。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沙俄先後吞併征服了布哈拉、希瓦、浩罕、土庫曼等中亞政權，實現了對中亞的控制。沙俄對於中亞以懷柔為主，不干預具體的社會規範和生活方式，但也不予支持，並且通過移民和同化哈薩克上層的方式逐步穩住了中亞。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蘇維埃政權在一開始對於中亞伊斯蘭教持有較為審慎的立場，並沒有完全取代宗教勢力，甚至與宗教勢力保持著合作關係。隨著內戰結束和蘇維埃政權的發展，蘇聯對於中亞的民族、宗教控制則進一步加強。1925年，蘇聯開展了宗教世俗化運動，取消宗教特區、教產收歸國有、改革宗教教育、婦女解放與文字改革等，並對反對立場的宗教勢力進行鎮壓。而1929至1936年，蘇聯通過農業集體化向中亞地區移民了170萬斯拉夫人。不過到了1941年衛國戰爭爆發，蘇聯需要大量徵兵和動員資源，蘇聯重新放鬆了對民族、宗教的管制，並且將部分工廠移至中亞，進一步促進了中亞地區的現代化。這一政策延續到赫魯曉夫時期宣告結束，在冷戰的大背景下，蘇聯強化了對中亞地區的控制，雖然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稍有放鬆但整體仍然壓制。不過民族、宗教勢力仍然存在於社會，只是以更為隱蔽的方式活動著。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放棄了過去的嚴厲控制，轉而選擇民主化和多元化，中亞則開啟了伊斯蘭復興的浪潮，很快大量政治力量粉墨登場。隨著蘇聯的解體，中亞五國宣告獨立，而面對新興的民族國家，來自於蘇共的執政集團將宗教視為粘合國家的良藥，這進一步推動了伊斯蘭復興運動。而過去在地下活動的宗教勢力開始出現，其中一部分奉行了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復興黨就是其中典型，而塔吉克的伊斯蘭復興黨更是從1992年開始與塔吉克政府爆發了激烈內戰，直到1997年方才宣告結束。而後，成立於1988年的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則開始活躍，其製造了巴特肯事件，還多次活躍在烏茲別克、塔吉克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界處。而從70年代就開始向中亞滲透的「伊扎布特」組織也開始公開活動，在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大範圍傳教和滲透，只是他們較少明確使用暴力但其激進的意識形態傳播範圍非常廣泛。

極端民族主義意識也開始出現，哈薩克出現了阿拉什黨（民族獨立黨）、「阿扎特」運動（自由運動）和熱爾托克桑黨（十二月黨），他們反對其他民主參與哈薩克社會活動，甚至聲稱要反對俄羅斯人參政、限制俄語乃至斷絕與俄羅斯的關係。烏茲別克則有「別爾力克」運動（統一運動），將在烏茲別克廣泛雜居的少數民族視為敵人。

偏偏中亞地區在獨立以後經濟發展緩慢，缺乏有效的社會治理，政治秩序也帶有很強的轉型色彩，腐敗問題嚴重。中亞地區如果脫離俄羅斯的財政支持可能要比現在還糟糕。這些問題時至今日仍然有出現，很顯然即便是「顏色革命」後的吉爾吉斯斯坦也沒有真正改變多少。除了哈薩克和土庫曼經濟表現還不錯，人均GDP都可以達到7000-8000美元外，塔吉克人均GDP僅有860美元左右（2019年預計），吉爾吉斯斯坦年人均GDP為1260美元左右，烏茲別克人均GDP也僅有1350美元左右。中亞南部大量的貧困人口、很差的經濟預期成為了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天然的溫床。而且中亞除了東部，整體形勢都不好。特別是阿富汗局勢以及塔利班、「基地」組織的廣泛活動，這些都導致了中亞外部有源源不斷的資源和極端思想滲透進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社會體系。

而近年來，中亞地區的年輕人口也受到了這種意識形態影響，加上中亞地區經濟普遍較不景氣的影響，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激進主義行為，特別是參與極端主義組織的規模有顯著增長。之前著名的極端主義組織中，有3000名以上的人員是中亞籍，而隨著那個著名極端主義組織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式微，不少來源於中亞的武裝分子返回了中亞，僅2015年就有40人以上，其中不少人還有較高的受教育程度。這批迴流武裝分子中很多具有實戰經驗和軍事訓練，可以集體行動也可以發動「獨狼」襲擊，而且攻擊烈度和手段都有提高。近年來中亞多次發生恐怖襲擊事件，與這批迴流的恐怖分子有很大的關聯。而塔吉克和烏茲別克由於與阿富汗北部接壤，國內基層社會又十分分散、派系眾多，成為恐怖分子迴流中亞，或者襲擊俄羅斯、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或東亞鄰國的通道。

如果具體看這次事件，有很明顯的特徵是襲擊人數較少，而且直接以軍警為襲擊目標。參與襲擊的人數有20人也不算特別大的一股，而且被趕來的安全部隊快速殲滅。由於當地社會較為分散和破碎，因此也不一定是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前兆，可能是某些武裝分支的偶發性襲擊，人員則可能來自於阿富汗。但是這不一定是塔利班，對於謀求和平談判的塔利班來說，這時挑起中亞兩國的矛盾或引起中亞兩國的不滿並不有利於談判。比較大的概率是受那個著名極端主義組織影響的地方武裝分支所為。

不管怎麼說，中亞未來的形勢還比較嚴峻，而且其社會土壤仍然肥沃，未來如果不加以控制則貽害無窮。這一問題也不僅僅是中亞各國和俄羅斯的問題，也與我們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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