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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202窟 初唐

第202窟始建於初唐,平面呈方形,覆斗頂,是標準的殿堂式禮佛窟。當時只完成了西壁龕內的繪塑和東壁門上的說法圖,其餘諸壁完成於中唐,宋代重修了窟門,並補繪窟頂和甬道壁畫。

洞窟正壁開龕造有一鋪塑像,彩塑由佛和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組成,但均經清代重修。主尊為釋迦牟尼佛,結跏趺坐於須彌座上,作說法相,面相和身軀豐滿圓實,神情莊嚴慈祥,身著土紅色袈裟,質地厚重,清代重修時,將佛面部刷了金粉。佛身後繪背光,以蓮花、忍冬、化佛、火焰紋組成,層次豐富,充滿動感而又不失莊重。佇立於佛兩側的大弟子年老迦葉和小弟子年青阿難雖經清代重修,但仍不失他們閱歷高深、莊重練達和瀟洒虔敬、聰明稚氣的性格。尤其在阿難袈裟衣領處繪有團花,白底紅花綠葉,顏色亮麗醒目。在弟子身後,繪出了釋迦佛的其它八大弟子,但部分的顏色已氧化變黑,面部表情都已模糊。弟子兩側的脅侍菩薩面帶微笑,溫婉慈祥,頭梳高髻,斜披長巾,錦繡長裙,身姿婀娜。最外側塑兩身金剛力士,他們是鎮守佛國的衛士,造型上多為裸上身,腰圍戰裙,赤足而立的形象,突出表現金剛力士魁梧的體格,強健的肌肉,以筋肉的緊張與姿態的躍動,展示其潛在的充沛能量和源源不斷的外射張力,憤怒的面部表情,如虎嘯獅吼一般。手中執金剛杵,以喻牢固、銳利、無堅不摧之義,這種造型的金剛力士像,以人以威嚴感,造成肅穆甚至令人畏懼的環境氣氛。

龕頂繪的是法華經變,龕頂正中央繪釋迦、多寶二佛並坐的多寶塔,而表現《提婆達多品》的從海湧出和《從地湧出品》的從地湧出的菩薩,則繪於七寶塔下兩側,與下面的塑像相接,形成上、中、下三橫列式畫面,顯然還留有早期橫卷式構圖方式的餘緒。單就龕頂壁畫而言,畫面大致也分三排:上排為釋迦分身十方諸佛,聚集在七寶塔兩側上空;中排是釋迦,以神通力接諸菩薩、四大天王、天龍八部共升虛空;下排左右兩側的六身菩薩,分別代表從海湧出菩薩與從地湧出菩薩;中間六身比丘正在接受釋迦囑咐《法華經》,中央並坐的釋迦、多寶二佛,則是全畫的紐帶,不僅所佔空間最大,更起著連接各品的統領作用。這種構圖布局是法華經變從橫卷式朝向心式的過渡形態。

畫面中右側的從地湧出菩薩,凌雲步蓮,如游蓬萊,前者是奉獻瓔珞,中者合十禮拜,後者則回眸俯視人間,似有戀戀不捨之意。在龕內天王塑像的上部,各繪了兩身菩薩,北側的變色氧化脫落較為嚴重,南側的前一身菩薩身材修長,著錦繡長裙,一手向上,仰面赴會,後一身側身合十,虔誠禮拜。這四身菩薩都是足踏祥雲,好似都是去趕赴釋迦、多寶說法會的。

而且,從這幅初唐壁畫可以看出,初唐時期,壁畫色彩以黑、褐、赭紅為主色,顯得沉著、厚重、古樸,但其中的黑、褐兩種顏色可能是某種顏色變色而形成的。

窟頂藻井為宋代繪的卷瓣蓮花團龍井心,垂幔鋪於四披,環繞伎樂十二身。藻井,是我國傳統建築中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裝飾在屋頂中央最高處,四方疊澀,交木而成天井,經過彩畫稱為藻井,即所謂「交木為井,飾以藻紋」。龍,是中國人民崇拜的神獸,獨具藝術魅力。早在五千年前,我國人民就創造了龍的形象,在封建社會裡,龍又常常成為皇權的象徵,長期以來,龍已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的裝飾物,在佛教石窟里出現龍的形象,這正說明了佛教藝術的中國化。在團龍四周圍繞卷瓣蓮花,更突出了窟頂的動感及華麗。垂幔層層鋪於四披,繪有回形紋、卷草紋等。下部的十二身伎樂,已沒有初、盛時期的伎樂天那樣的動勢輕盈,靠飄帶臨空飛舞,而是襯托一堆雲氣表示飛行,裝飾性強了,但造型變得笨重了。

四披繪製了大量排列整齊的千佛,每個小千佛的右上角原來都有佛名榜題,但現已氧化,多數都變黑了。這些小千佛每兩個為一組,一身背光為綠色,袈裟為白色,而榜題為黑色,另一身背光為白色,袈裟為黑色,而榜題為紅色,此兩者交替出現,橫看成組,斜看成行。在每披的千佛中央,還繪了幅說法圖。佛坐中心塔內說法,兩側眾菩薩弟子圍繞諦聽佛法,塔前有平台、圍欄,頗具透視感。

在龕外上兩側為中唐繪製的文殊變和普賢變。文殊,是文殊師利的略稱,意譯為妙德、妙吉祥等,在佛教諸菩薩中,無論智慧,還是辯才皆為第一,專門職管智德、證德,象徵般若即智慧,因此有「大智文殊」之美名。按佛教的說法,他本來早就成佛,但是為了協助釋迦教化眾生,方甘為菩薩身,稱文殊師利或文殊法王子,為釋迦牟尼的左脅侍菩薩,相傳他顯靈說法的道場在中國山西省的五台山。普賢,又譯作遍吉菩薩,在佛教中專門職管理德、行德,象徵三昧即佛之理念,又有「大行普賢」之美名。他為釋迦牟尼的右協侍,相傳其顯靈說法的道場是中國四川省的峨眉山。

因為文殊菩薩顯知、慧、證,普賢菩薩顯理、定、行,共詮本尊釋迦理智、定慧、行證之完備圓滿,所以文殊和普賢菩薩共為一切菩薩之上者,常助成宣揚如來之化導攝益。體現在尊像畫中,文殊乘獅,普賢騎象。文殊騎獅是源自初唐譯的《陀羅尼集經》,是表現智慧的勇猛無畏。普賢乘象,則出自《法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的記載,該品說釋迦佛說自己涅槃後,如果有人誦《法華經》,普賢菩薩即乘六牙白象前來守護。文殊騎獅和普賢乘象的造型,除了儀軌的意義外,其蘊含的象徵意義即表示馴服恰如猛獸般的罪惡和慾望的力量,以無限的智慧和理念的力量與精神,摧伏任何猛獸與惡魔,使世人得以凈化,世間得以安定。

敦煌壁畫中的騎獅文殊與乘象普賢,首見於有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建窟紀年的220窟,據《歷代名畫記》記載,初唐畫家尹琳在長安慈恩寺塔內西間畫騎獅菩薩,東間畫乘象菩薩,據推側亦為文殊和普賢。由於這種布局符合對稱規律--文殊、普賢對稱,獅子、白象對稱,因而很快被單獨採用,或畫在窟門兩側,或畫在龕外兩側,並一直延續到歸義軍時期。

敦煌壁畫中體現出的對文殊、普賢菩薩的信仰,不僅有尊像式的文殊、普賢菩薩像(30幅),更多的是畫在文殊變和普賢變(130餘幅)中,以及表現在維摩詰經變「問疾品」(70餘幅)中的文殊菩薩,後二者在唐宋時期風行一時。特別是在文殊變和普賢變中,還出現表現文殊道場五台山和普賢道場峨眉山的景觀,這些內容多為中國佛教徒附會佛經記載而成。以上種種,顯示出對文殊、普賢菩薩經久不衰的信仰熱潮,其程度在諸菩薩中僅次於觀世音。

莫高窟第202窟的文殊變和普賢變繪在佛龕外兩側上部,規模較小,內容簡單,不像後期繪製的那樣人物眾多,場面宏大,顯得浩浩蕩蕩,只是簡單的繪出了主尊、南側文殊騎獅,北側普賢乘象,後面各有5位菩薩跟隨,但是由於時間久遠,顏色脫落較嚴重,畫面細部已變得模糊,只能看到經變的基本廓況。

在文殊變和普賢變下方,分別繪了南天王和北天王。他們頭戴寶盔,身著甲胄,足踏小鬼,莊嚴威武,全然是當時現實生活中的武將形象。天王是佛教護法神,要降妖除魔,保護佛國凈土安寧,所以天王一般都腳踩惡鬼,小鬼肌肉爆起,形貌醜惡,表情痛苦,似奮力支撐。這與天王高大威武勇猛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喻意以正伏邪。

南壁中唐繪彌勒經變。彌勒信仰包括彌勒上生世界信仰和彌勒下生世界信仰兩部分。

上生信仰的基本內容是:彌勒曾是釋迦牟尼的弟子,先佛入滅,上生兜率天宮為菩薩,彌勒以待機菩薩身份在兜率天宮住了56億萬年,然後下到娑婆世界做佛。彌勒在兜率天宮時期為彌勒上生,相關經典《彌勒上生經》主要是對兜率天宮諸種景觀的描繪,至於彌勒在兜率天宮漫長歲月里做了什麼,佛經沒有記載。信仰上生世界的人希望死後到兜率天宮與彌勒在一起,56億萬年後隨彌勒一起回到已經是凈土的娑婆世界。

下生信仰的基本內容是:56億萬年後,娑婆世界已從穢土變為凈土,地平如鏡,名花軟草遍覆,人壽八萬四千歲,女子五百歲出嫁,一種七收,樹上生衣,大小便時,地裂而受容。於是彌勒從天而降,投胎到翅頭末城一位大臣家為子,長大後,一次彌勒目睹婆羅門毀寶幢,感到人生無常,遂出家學道。成道後,度人無數。是為彌勒下生。

202窟南壁中唐彌勒經變中,彌勒上生經僅占畫面的1/5部分,繪一宮殿內,彌勒坐於中央講經說法,周圍有佛、菩薩、弟子聆聽,畫面較為簡單。下部的4/5都突出了彌勒下生世界。構圖形式為穿插式:彌勒三會繪於中部,初、二、三會按人字形布局,彌勒左右有弟子、菩薩、天龍八部及諸聖眾圍繞。拆幢畫於初會前,剃度畫於拆幢兩側。彌勒誕生、婚娶、老人入墓等情節穿插於三會兩側空隙處。這種形式內容豐富,情節完整,富於變化,整體性強。

東壁門上方初唐繪釋迦說法圖,在其兩側為中唐繪的藥師經變和阿彌陀經變。

藥師經變繪於門上方南側,採用的構圖形式就是條幅式。但此窟的藥師變規模較小,場面不夠宏大。在水池中繪出大型平台,池中還有朵朵蓮花,平台中央端坐主尊藥師佛,菩薩弟子圍繞四周仔細聆聽,兩邊還有十二葯叉大將,也稱十二神王。十二神王本為釋迦說法會中的眷屬,是護衛葯神信徒的神,但他們在藥師經變中,十分顯著地出現在藥師說法會兩側,這種將不同世界的情節繪在一起,並加以突出的處理,充分說明在此時神王信仰已深入中國人信仰的內心,人們需要十二神王的衛護。在經變畫的上部天宮中,繪出二身飛天,飄香散花,自由飛舞,烘托氣氛,還繪有兩組燈樹,以示供養藥師佛。在經變的兩側,以條幅形式繪出「九橫死」和「十二大願」的內容,在南側條幅中下部,可以清晰看到溺水、跳崖、遇猛獸追趕的場面,但畫面大多都因壁畫脫落而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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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北上側繪阿彌陀經變,主尊繪阿彌陀佛說法,兩邊大小菩薩弟子圍繞四周聽法。規模、內容都較簡單。說法場面佔了總畫面的2/3。正中為阿彌陀佛,形態端莊,手結說法印,坐於蓮台之上說法,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侍於左右,周圍還有眾弟子,菩薩環繞,傾聽佛說法,在畫面下兩側的平台上,各有一佛端坐,後有眷屬跟隨,前來聆聽佛法。整個說法場面都有七寶蓮池相映襯,碧池蕩漾,上有雕欄圍繞。這些雖沒有初盛唐時期經變的場面宏大,群樓玉宇,規模雄偉,把「西方凈土」描繪得極為美妙,但此幅經變結構嚴謹,可以看出它是前期畫風的延續。只是色彩脫落,畫面已有點模糊了。

在東壁門兩側,中唐分別繪出一身高大的天王像,為南天王和北天王。

天王在佛教創立前就是印度民間宗教信仰的神衹,佛教創立後,收為佛教的護法神,為世界中心聖山須彌山上三十三天帝釋天的外將。據佛經說,四天王及眷屬居須彌山腰犍陀羅四峰上護持佛法,護持須彌山下四大部洲,各自鎮守一方佛土。第202窟門兩側分別繪的是南方天王和北方天王。南方增長天毗琉璃,因其本誓為增長自他之威德,且萬物能生之德分得名增長,增守佛國南瞻部洲,護衛南大洲閻浮提人;北方多聞天毗沙門,亦即葯叉首領,財神俱比羅,因其常護如來道場並聞法故名多聞,鎮守佛國北俱羅洲,護衛北大洲單越人。兩身天王在形象上均為頭戴寶盔,面宏黝黑,披甲掛帛,莊嚴威武,全然是當時現實生活中的武將形象。他們的面部、衣飾、甲胄等看,基本是中國化的人物造型。在面部表情上也描繪細緻,他們都深感護衛佛土責任重大而深鎖眉頭,表情嚴肅,好似時刻提高警惕,作嚴防魔怪入侵。因而他們的性格更接近人性,其形貌亦與世人相近,給人以親切感。加上無嚴格的儀軌規定,造型自由,所以比起佛的莊嚴相、菩薩的慈悲相來,顯得豐富、自由、活潑得多,更易於表達畫家的感情,能更多地體現時代的世俗的情感和願望。所以,天王形象在莫高窟出現的也甚多,有塑有繪,神態各異,可以看出,現實社會的人們對守護神的尊崇和喜愛。

在南側南方天王的身後,有其眷屬鳩盤荼鬼,綠眉綠眼,赤裸上身,腰間束白色腰帶,下著花色短褲,手執一長桿旗,緊隨天王。頭飾較為獨特,好像是怒髮衝冠的頭髮,根根直立,又好似為一頭飾,用羽毛做成,向四處張揚,具民族特色。在北側北方天王身後的夜叉也是頭髮張揚,赤裸上身,著紅底白點短裙,手持長桿幡,緊隨天王。

202窟甬道壁畫現均為宋代繪畫,頂中央為「地藏十王廳」,南披為藥師佛立像七身,北披也有六身,另外還有菩薩一身。在南、北壁上方各繪坐佛七身,下畫男女供養人像,但沒有榜題記載,所以無法考證供養人的身份。

此「地藏十王廳」以地藏為主尊,左右兩側各繪五王。十王的服飾是中國官員裝扮,寬袖袍服,雙手或合十,或持笏,十王前面都有供案,以示他們都是判官。但由於後代在甬道處安裝木門框,使此圖有部分毀壞,現在地藏菩薩的頭部已毀,十王中最上面的兩王也已遮住。

地藏乃梵文意譯。地,住處之意;藏,含藏之意。佛教皆地藏受釋迦牟尼佛的付囑,在釋迦既滅,彌勒菩薩來生成佛之間的無佛時代,自誓度盡六道眾生,拯救諸種苦難煩惱,《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云:「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唐玄奘譯《地藏十輪經》,謂其「安忍不動猶如大地,靜慮深密猶如秘藏。」故稱地藏。猶如地藏有救濟眾生的偉大功能,信眾若誦念地藏菩薩之名,一心皈依就可從苦難中解脫。

地藏雖為菩薩,但其儀相有別於其他菩薩。地藏菩薩是剃髮圓頂光頭,身著袈裟的聲聞形成比丘形,這和日常生活中所見的僧人形象相同。在敦煌壁畫中初盛唐時地藏菩薩多持寶珠和結印,後隨著地藏信仰的深入,造型上有所變化,出現被帽像,手持寶珠和錫杖的形象。持摩尼寶珠,表示滿足眾生之願望;持錫杖,表示愛護眾生,也表示戒律精嚴,這種形象的地藏菩薩,猶如一個雲遊四方的僧人,以救度世人之苦為己任,給人以親切感。被帽地藏菩薩是晚唐以來大量流行的一種造像,其造像的特徵是地藏菩薩不是作原來的聲聞形象,而是在其頭上帶有紡織物圍成的帽子,兩側下垂至肩。關於地藏菩薩被帽的來歷,在有關地藏菩薩的佛典中沒有類似的記載,它出現的原因尚不明了。但敦煌遺書S.3092號《還魂記》一文中記載了襄州開元寺沙門道明遊歷冥府的故事,文中記載到道明曾遇見地藏菩薩,見其「目比青蓮,面如滿月,寶蓮承足,纓絡裝嚴,錫振金環,納載雲水」。道明不識,地藏菩薩告訴道明,世上所畫地藏像「露頂不覆」是錯誤的。我們根據這段記載,可以認為至遲在唐代後期,被帽地藏菩薩圖像就可能流行開了。但《十輪經》明言地藏是比丘形,《還魂記》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但被帽地藏菩薩像卻廣泛流行,亦佛教美術一怪事。

在大乘佛教中有許多以教化六道,尤以人間為本願的佛和菩薩,如阿彌陀佛和藥師佛,以及觀世音菩薩等。與觀世音菩薩的信仰相比,崇拜觀音的目的,大多為了利益現世,或往生凈土,而地藏菩薩信仰,雖也有利益現世的一面,如代眾受苦,去除疾病,滿足眾生需求等等,但是更多的則認為是維繫六道,連結生死,是為超度亡靈的罪障而解脫六道輪迴苦厄的菩薩,為超度亡魂,解救墜落地獄的亡者,人們祈禱地藏菩薩給予救濟幫助,使亡者得以解脫。似乎生者將亡者託付給地藏菩薩後,就可以減輕生者的不安和煩惱,得到安寧和慰藉。在敦煌藏經洞所出的《地藏菩薩經》中,又把地藏菩薩案查地獄閻羅王審判聯繫到一起,地藏菩薩居住南方琉璃世界,以天眼看到冥界眾生身受地獄之苦,於心不忍,遂發慈悲心懷,身到地獄,案查監督閻羅王判斷是否有錯,是否公正。而對於那些造地藏菩薩像,念地藏菩薩經,唱地藏菩薩名者,臨死前地藏則親自往迎,免入地獄,即令墜入地獄,亦能加護,並使之拔脫罪苦,往生極樂世界。這樣,地藏菩薩就以解脫之者,連結生死兩界,而贏得了世人的普遍信仰。

「地藏十王廳」變相的內容和它的出現,反映了唐末五代時期敦煌地方地藏信仰深入,以及地藏菩薩職掌幽冥審判觀念與地府十王之間的緊密關係,和這種組合體系在敦煌地方的形成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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