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是什麼？一百年來，它的激進化造就了現在的網路「憤青」
100多年前，中國最著名的「公知」梁啟超曾感嘆中國人「無愛國之性質，故其勢渙散，其心怯懦」。（《愛國論》，載《飲冰室合集》第二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269頁）。一般人或許並不了解，20世紀以前的中國人，從來不知道國家為何物。
但為何100多年後，中國人的愛國熱情會變得如此強烈，有些人甚至發展出了極端愛國主義行為（比如抵制日貨、砸日本車，甚至在網路上號召讓所有中國人抵制美國企業等等），可以說其表現讓世界其他國家都感到詫異。
這種極端愛國主義的道德基礎是什麼？又在中國經歷了哪些變化？想要探究中國人的這種轉變，首先就要弄清楚，究竟什麼是愛國主義？它又是如何起源的？
（1）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兩個不應該混淆的概念
《辭海》裡面是這樣定義愛國主義的：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的思想。愛國主義的基礎是民族共同體對文化、種族的認同和凝聚，任何時代我們都需要愛國主義——國家存在，愛國主義就當存在。
《辭海》的解釋，向我們闡明了愛國主義是與文化、種族的認同息息相關。文化、種族的背後，其實是對民族的認同，回顧近代以來的歷史，民族認同往往是通過民族主義來實現的。
英國學者霍布斯鮑姆曾對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做過一個語言演變方面的梳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二者之間的聯繫：「『民族』最原初的意義指的是血統來源……根據1726年版的《西班牙皇家學院辭典》（這是其首版），『patria』（家鄉）或另一個更通用的辭彙『tierra『（故土）意謂『某人出生的地方、鄉鎮或地區……到了1884年之後，『tierra』一詞的概念才跟國家連在一起。1925年後，我們才對崛起於現代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寄以情感上的聯繫，因為愛國主義將『patriotism』的定義重新改寫成是『我們的國家，綜其物質於非物質的資源，無論在過去、現在及將來，都能享有愛國者的忠誠』。」（《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15頁）
霍布斯鮑姆或許弄錯了愛國主義出現的時間（這裡面牽涉到Patriot和patriotism兩個詞的翻譯及其在歷史中所體現的內涵，此非本文所處理的問題），但他揭示了二者之間緊密的聯繫。
可見，愛國主義是以民族主義作為基礎的，但是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又有著鮮明的區別。
關於民族主義的起源，現在可以說是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起源於18世紀的英國和法國。民族主義自它誕生之日起，就毀譽參半。民族主義可以說是先於民族國家而形成，它在啟蒙運動時期，促進了歐洲國家脫離教會和封建領主的統治，希望可以由各個民族的人民來決定國家的走向，那個時期的民族主義被稱為「人道民族主義」（參見海斯《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第二章，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但是，法國大革命讓人們意識到了民族主義所帶來激進的一面，「法國的民族主義十分暴烈，既因為存在著一個部分來自法國革命遺產的反民族主義同時又因為法國民族主義本身的弱點，總是處於反對派或負面的位置，總是引起爭議和非議」（德拉諾瓦《民族與民族主義》，三聯書店2005年，101頁）。
從此，民族主義與革命連在了一起。拿破崙戰爭把民族主義普及到了整個歐洲，普法戰爭之間堆積的仇恨，讓人們開始意識到，民族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戰爭的教訓也讓人們逐漸明白，只有通過暴力的方式，才能確保自己的民族不被侵略，「國家從此成為一個超世俗的絕對觀念，成為精神信仰的源泉」。（徐迅《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05頁）。這也為後來民族主義演變成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和種族主義埋下了根源。
（2）愛國主義非理性面向的道德
通過對民族主義的起源和發展的簡單論述，我們可以發現，它已鮮明的帶有了激進主義傾向，但這種激進主義主要還是以民族為單位，一致對外，這並不能解決同一個民族間，因國家利益的不同而產生的暴力傾向。民族主義的對外情緒又是如何轉變成了極端愛國主義者對內的仇恨情緒呢？
英國政治學家米訥格（Kenneth Minogue ）在其《民族主義》（1967）中因此曾試圖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作出一種學理上的區分。他認為二者的區別在於，愛國主義是熱愛本國的現實狀況（lovingone scountryasitis），因此主要表現為抵抗外來侵略以捍衛現實存在的祖國；反之，民族主義則是致力於實現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ideal of one』s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 ）。（轉引自甘陽《民族主義還是愛國主義？》，載《聯合早報》）。
米衲格的這一說法，與我們開始所引用的《辭海》的解釋並沒有太多的不同。可以說，愛國主義的基礎是熱愛本國的現實狀況，這種現實狀況的利益指涉必然是同一個民族之內的不同個人，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種族主義（對外）和愛國主義（對內）之間的不同。
與激進的民族主義具有天然的暴力傾向不同（吉登斯甚至認為，民族國家的起源都具有暴力擴張性。參見氏著《民族－暴力國家》，三聯書店1998年），愛國主義存在的道德基礎又是什麼呢？
麥金太爾認為，每一個人都必須從某種特殊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是根據特殊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結構之某一特殊社會共同體的成員身份而建構起來的）的生活方式學會一種道德，作為道德主體的人，必須通過周圍的人來加強自己的道德力量。如果有些人不踐行共同體的這種道德，則他們會缺少人們的尊敬，甚至會傷害這些個體的道德能力。
愛國主義所奉行的道德，並不需要進行一種理性的檢驗，它們只需要無限的忠誠，所以愛國主義道德具有了非理性的面向。
這種非理性面向與現代官僚國家相結合，導致共同體成員首先是按照相互性的自我利益來理解愛國主義，當一個人所在的共同體道德受到毀滅性和利益衝突威脅的時候，那麼它們只好用暴力來任意武斷地實施某種強制性的解決辦法。（參見氏著《道德與愛國主義》，傅娉譯，萬俊人校，載《開放時代》1995年6月）
麥金太爾的分析表明：極端愛國主義者所進行的一些非理性行為，其背後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國家的利益，毋寧說是為了保證自己在某一個共同體力獲得他人的尊敬。麥金太爾解構了極端愛國主義者的動機，也認識到這種極端愛國主義者是道德危險的永久根源。
其實，這種極端的愛國主義行為，在歐洲思想史上已遭到太多人的詬病。比如，1775年的時候，塞繆爾·約翰遜博士（兩卷本《英語詞典》編撰者）說：「愛國主義是無賴的最後避難所」。密爾則認為，「孩子氣的、淺薄的、幾乎本能地熱愛祖國」體現了未開化時期的特徵。（轉引自盛文沁《19世紀英國思想家論「愛國主義」》，載《浙江學刊》2012年第4期）
值得一提的是，法國著名的阿克頓勛爵曾在《民族性》一文中，看到了極端愛國主義所使用暴力的支撐基礎，點明了其危險性，他在該文舉例說道：「那些持槍反對公民大會的法國人與那些持槍反對查理一世的英國人一樣，都是愛國主義者，因為他們承認在服從在位的統治者之上還有更高的責任。」（載氏著《自由史論》，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頁）這種責任其實是超越了君主或者國家的利益，成為了一種共同體不加理性反思的道德。
當我們了解了極端愛國主義者的危害之後，我們需要將目光拉回中國，回答本文開篇所提出的問題，中國人是何以從不知有國到極端愛國主義盛行的？
（3）從「尊王攘夷」到極端仇外
梳理中國極端愛國主義，從大的背景來說，自然與中國近代遭受的屈辱無法分開。1840年以來，歐洲列強的入侵，讓中國人認識到了自己科學與技術的落後。但在開始的時候，中國人並沒有產生民族主義，更沒有產生所謂的愛國主義（現在教科書上所宣傳的「三元里抗英鬥爭」之類的愛國行為，都是被過分誇大了）。
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沉浸在自己的傳統之中，仍舊以「華夏中心觀」看看待世界，在他們看來，西方人是夷狄，中國才是文明之邦。很多知識分子通過公羊學解經的方式，將西方的現代化科技轉化為自己的傳統（比如認為西方的科技都來源於墨子）。公羊學的核心論述就是討論「尊王攘夷」，即「尊勤君王，攘斥外夷」。於是，華夏中心主義和尊夏攘夷主義的傳統相結合，使得中國的愛國主義從它產生的那天起，便始終被文化自大主義和文化排外主義的夢魘困擾著」。（王培元《華夏中心主義的幻滅與近代中國愛國主義的產生》，載《民族主義轉型期中國的命運》，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
1870年的天津教案和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就是這兩種傳統相結合形成的最極端表現。兩次事件皆因西方人在內地傳教而引起了民眾普遍的反感，但天津教案主要是由當地市民對教堂里的傳教士和詭異基督教者的殺戮，而義和團運動則將這種仇恨擴展到了一切西化老百姓的身上，甚至就連清朝中央政府的官員也都主動對這些所謂的「二毛子」進行殺戮。
義和團運動的這種極端化表現，並非有些學者所認為是突然出現的，更不是我們教科書所說的，是人民大眾的覺醒。它的出現與之前清朝政府外交上的一次勝利息息相關。
1897年，義大利這個歐洲實力最弱的國家，想要佔領浙江的三門灣。清朝政府因為外交上強硬的態度和義大利駐華公使的瀆職，讓這個事件成為了一場鬧劇，並以義大利的失敗而告終。這個事件讓政府裡面的官員及其知識分子看到了中國崛起的希望，官方開始有意與西方國家為敵，甚至對民眾進行愚昧的宣傳。這種方式讓群體性的排外主義發展到了極端，為後來他們膽敢與西方11個國家開展埋下了伏筆。
正如魯迅所說，「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義和團運動與其說是對外宣戰，毋寧說是對自己族群的戕害。
不過，義和團運動也給中國人一個深深的教訓，就是讓中國人意識到盲目的排外，會引起戰爭。1905——1906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就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因為美國國內《排華法案》的確立，遭到國內的知識分子、學生、工人以及商人的反對，他們以團體的方式進行反抗，並通過和平的方式如集會、演講、貼發傳單的形式來開展。
但是，從抵制美貨運動裡面，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文化排外主義的影響，那就是中國人單純的認為，中國人如果不使用美貨，就可以打擊美國的經濟。然而，王冠華的研究向我們清晰的展示，當時美國對華貿易的在整個美國的對外貿易中，其實是無足輕重的。中國人盲目的自信，讓自己難以分清，這些極端的行為究竟是對誰有利。
（4）理性的愛國主義應該成為普遍價值
如果說民國時期的愛國主義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理性的方式（當然，在抗日戰爭時期，也出現了拘禁、毆打賣日貨商人的情況，但所佔比例很小），但建國後，愛國主義運動的極端性又開始死灰復燃了。
因為冷戰的影響，世界被劃分成了兩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二者之間彼此水火不容，相互攻擊。再加上國內階級鬥爭深入人心，把所有資本主義的物質、經濟和文化都看成腐朽的東西，統統都要掃進垃圾桶。這種思維方式，讓愛國者們以階級成分劃分團體，以社會主義思想作為其最重要的道德來源，進行盲目的愛過行動。
其表現就是，將資本主義國家看作一個整體，國家行為與個人行為，政府與民眾不進行任何區分與甄別，國家層面的問題，往往要讓個體民眾來買單。「文革」期間火燒英國代辦處，打倒外交部，可以看成是改革開放前最大的一次極端愛國主義者的社會實踐。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積極引進外資，與各個國家建交，中國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到現在為止，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兩極格局和階級鬥爭的陰影仍舊存在中國人的心中。多次的反日遊行，砸日本車，燒日本國旗，反對家樂福、肯德基的行為，都可以看成是這種陰影的延續。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標誌著文化自大主義和兩級格局、階級鬥爭思維方式的結合，其表現形式也更加激進，21世紀所出現的多次民間排外運動，已經由過去針對某一個群體或者國家發展成了對個人的激進舉措。
經濟的高度發展，又讓中國人開始出現盲目的自信。「當種族化、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處於劣勢時，（愛國主義）可能是『溫和的』、『和平的，然而，一旦真的實現了『富國強兵』，圓了『強國夢』，由於沒有現代理性的內在制約，民族主義中的那種情緒化、非理性和種族化的成為膨脹的後果也是令人擔憂的」。
在許紀霖看來，民族主義或者說愛國主義，它應該具有現代性，並與西方霸權相區別，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因此他疾呼應該建構開放的民族主義，也可以說是愛國主義。
現在社會上的那些「小粉紅」，或許應該捫心自問，他們是否弄清了西方霸權與現代化之間的區別，是否想明白了，反對全球化會將中國帶向何方？
其實，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先生就告訴過我們：中國現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還是改造的引線，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會，改造世界；萬不可單是不平。至於憤恨，卻幾乎全無用處。
僅以這句話送給現在活躍的「小粉紅」們。
主要參考資料：
1、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第二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
2、《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
3、海斯《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第二章，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4、德拉諾瓦《民族與民族主義》，三聯書店2005年
5、徐迅《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6、甘陽《民族主義還是愛國主義？》，載《聯合早報》
7、麥金太爾《道德與愛國主義》，傅娉譯，萬俊人校，載《開放時代》1995年6月
8、吉登斯《民族－暴力國家》，三聯書店1998年
9、盛文沁《19世紀英國思想家論「愛國主義」》，載《浙江學刊》2012年第4期
10、阿克頓《自由史論》，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
11、李世濤主編《民族主義轉型期中國的命運》，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
12、藍詩玲著《鴉片戰爭: 毒品、夢想與中國的涅槃》，新星出版社2015年
13、相藍欣著《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華東師範大學2003年
14、王冠華《尋求正義：1905——1906年的抵制美貨運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15、《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