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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政治制度演進至今已較為穩定,是否出現大問題得看這些派別

伊朗從薩法維王朝開始就已經將伊斯蘭教作為國教,因此伊朗國家的建構無論如何不可能繞過伊斯蘭教因素,即便是巴列維王朝的白色革命,也更多是讓國家取代教士主導伊斯蘭思想,並無激進的世俗化傾向。

在伊斯蘭革命以後,伊朗的政治呈現了伊斯蘭共和黨、摩薩台主義者和人民聖戰者三足鼎立,這三方都有著很強的宗教色彩,只是在宗教與國家之間的定義存在著不同看法,也涉及很多具體的利益糾紛。經過數年的激烈搏鬥,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摩薩台主義者,逐步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失敗,不論是巴扎爾甘還是巴尼薩德爾,都先後出局,最終逃到了法國。而更激進的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則直接與伊斯蘭共和黨開戰武裝鬥爭和恐怖襲擊,雖然霍梅尼的伊斯蘭共和黨最終取得了勝利,但有多達1200名伊斯蘭共和黨成員在人民聖戰者發動的襲擊中喪生,其中包括中1981年6月28日的襲擊中被炸死的貝赫什提,他死時是伊斯蘭共和黨的總書記兼任最高法院院長,也是霍梅尼的核心支持者。這種斷代對後來的伊朗政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過到了1985年後,伊斯蘭共和黨仍然牢牢佔據了政局,伊朗政局也進入了一個新局面。

眾所周知的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奉行霍梅尼的「法基赫」理論,也就是教法學家監國。這一源於十二伊瑪目派的思想經過霍梅尼多年思考,形成了具備現實政治元素的意識形態。霍梅尼關於教法學家治國的理論屬於「委任的教法學家治國理論」。可以歸納為:在隱遁時期,教法學家作為伊瑪目委任的代理人對信仰者實行絕對的領導。他將那些教法學家的職權定義為除精神上的指導外,還有對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絕對監督權。霍梅尼認為,正如什葉派第一任伊瑪目阿里的領導權是通過先知委任得到的那樣,教法學家的領導權也是通過委任獲得的。基於教法學家治國理論,伊朗設立了最高精神領袖制度,其權力範圍覆蓋了各個國家機構,只有任命和罷免與確定最高精神領袖的專家委員會有關。

當然,具體到政治制度,還需要有一系列機構保證意志實施。伊朗在最高精神領袖下設置了專家委員會、憲法監護委員會、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專家委員會負責三個機構,並且控制著司法領域。選擇最高精神領袖,專家委員會由開放的選舉產生,但在1990年後開始要求所有候選人必須獲得宗教學校的高級等級,並經過憲監會的位教法學家確認後方可參選。憲法監護委員會則是由12名成員組成的機構,其對議會的立法進行監督。其中6名為領袖直接推舉的公正的、了解時代需求和當前問題的伊斯蘭教法學家,另外6名則由議會通過投票從司法總監向議會推薦的穆斯林法律學家中選出。憲監會每6年進行一次選舉。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則是後來成立的機構,其成員直接受領袖的領導和任命,作為領袖的顧問,也平衡和處理議會和憲法監督委員會之間的分歧。司法界則有領袖任命精通司法事務並且有領導能力的經學權威(穆智塔西德)負責,制定符合伊斯蘭共和國司法原則的司法條例。此外,宗教基金會則直接為領袖之下提供資金支持,也為伊朗低收入人群、烈士家庭、農民、沒有監護者的家庭、殘障人士提供經濟幫助,並藉助這類幫助資助許多學校、科研機構、博物館、圖書雜誌等傳播伊斯蘭共和國的意識形態。

教法學家監國制度定義了伊朗的「伊斯蘭」,而國家機構則定義了共和國。伊朗有民選總統,其職權雖然被置於領袖之下,但主導行政事務還是沒有問題的。伊朗議會則被視為主要負責制定伊斯蘭法之下的二級法律,一方面實踐伊斯蘭法,另一方面通過法律來滿足人民的需求。議會和憲法監護委員會時不時會發生分歧,這其實也反映了這種教法-世俗二元政治結構的內在矛盾。

極為有趣的一點在於,在1987年伊朗伊斯蘭共和黨解散後,伊朗事實上由一黨制變成了無黨制,這一直持續到了1997年。而社會的不同思想與主張則仍然存在,這就讓派系成為了伊朗政治生態的縮影。但是由於派繫結構鬆散,組織化程度很低,這也導致了政治鬥爭存在著非組織化的可能性。目前,伊朗政局事實上存在著大致三個派系,分別為保守派(傳統右派)、激進派(激進左派)和從保守派獨立出來的務實派。保守派的支持者主要來源於正統教士、宗教界精英,得到了伊朗資產階級、大巴扎商人和保守派穆斯林;激進派則主要由社會革命分子和世俗宗教分子構成。保守派與激進派是主要的兩大派別,務實派相對居中而且不容易劃分,但三方都支持教法學家監國(治國)。

在經濟上,保守派支持以大巴扎商人為代表的傳統經濟部門和市場經濟,而激進派則提倡國家控制經濟,務實派基本上支持激進派的經濟主張;社會文化政策上,保守派要求嚴格遵循伊斯蘭教法原則,限制個人自由,而激進派要求在伊斯蘭教法原則基礎上更多的個人自由,務實派則主張更寬鬆的社會環境;外交原則上,保守派反對輸出革命,奉行孤立主義,而激進派則主張輸出革命,反對孤立主義,務實派立場則較為模糊。到了90年代中期,激進派在面對十分嚴峻的政治經濟形勢時,分化出了以哈塔米為代表的改革派,改革派強調「公民社會」和「法治」,對伊斯蘭教典進行重新闡釋,強化共和制。不過這後來遭到了保守派的反擊。

這些派系事實上在霍梅尼於1989年去世後才開始明確。因此霍梅尼核心支持者在80年代早期的恐怖襲擊中大量損失的斷層,而原定的繼承人大阿亞圖拉蒙澤塔里並沒有被霍梅尼認可,也沒有成為最高領袖,根基不穩、屬於保守派的哈梅內伊繼任。這導致了伊朗派別政治逐步突出。1989年當選總統的拉夫桑賈尼,務實派藉此機會開始擴大,而哈梅內伊的相對弱勢則迫使保守派與務實派進行合作。不過到1992年第四屆議會選舉時,由於務實派與保守派的聯合,激進派被大量趕出議會選舉的大門,270個席位只有79席。務實派和保守派大獲全勝,由此就引發了務實派與保守派的直接衝突。不過總體上,拉夫桑賈尼與哈梅內伊的衝突比較有限,其著力點也在於維護既有制度,包括鞏固領袖制度、取消總理一職以強化行政權的統一、最高領袖直接擔任司法委員會總監等一系列內容。拉夫桑賈尼的經濟政策也趨於開放,用兩個五年計劃改善了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並吸引了一些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然而,這種改革在拉夫桑賈尼的第二任期內變得越來越敏感,他與哈梅內伊的合作關係也出現裂痕,導致改革無法推動。同時,1995年和1996年歐美國家的新一輪制裁減少了外國資本的參與,拉夫桑賈尼的第二任期內並不成功,社會矛盾反而嚴重加劇。

伊朗面臨的國內壓力仍然巨大,而且年輕人比例極高,在1976至1996年的20年里,伊朗人口翻了一番,而且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因此改革的呼聲開始逐步出現。賽義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在此時出現,用自由市場發展經濟、用經濟手段吸引外國投資、承諾社會公正、收入分配公平等口號吸引了選民。哈塔米熟悉西方思想,也有將其一些知識運用到伊朗社會的想法,哈塔米政府時期放鬆了對社會的控制,推動政府問責制,並放開了出版物管理。這些改革獲得了社會的廣泛好評,而後哈塔米則將改革進一步推動到立法機構,擴大並鼓勵婦女參選,並積極組織地方委員會選舉,開放結社和組黨。不過隨著寬鬆政策,對「法基赫」統治的挑戰也出現了,這引發了保守派的警惕,而後通過多起事件的反擊,哈塔米無力阻止保守派,因此在第二任期內哈塔米基本上無所作為。

2005年伊朗總統大選,保守派通過憲法監護委員會對改革派進行了嚴格審查,最終1010位改革派候選人只有8人獲得競選資格,而有軍方和教士背景的候選人佔到了2/3。最終,得到了強硬保守派人物阿亞圖拉·梅斯巴赫·亞滋迪和哈梅內伊次子莫吉塔巴、不認可哈塔米改革的保守派、窮人支持,並依託巴斯基民兵組織網路動員選民的內賈德以「對抗貧窮、腐敗和歧視」為口號上台,並開始了自己的任期。在任期內,內賈德的集權傾向明顯,將不同派別的對手乃至具有全球化思維的人士剔除出政府機構,將大量政治、經濟資源集中到一個集團手中。然而內賈德的經濟政策頗為失敗,被指責過於依賴石油工業,失業率和高通脹率仍然嚴重。此外,內賈德推進的激進外交政策也讓伊朗處境困難。這種軟肋明顯的政策讓伊朗的派系進一步活躍起來,2006年在第四屆專家委員會選舉里,內賈德的保守派力量遭到了改革派和務實派的聯合阻擊,並引發了新的危機。

2008年開始,內賈德的保守派和拉夫桑賈尼的務實派就開始布局,內賈德過於集權的傾向讓局勢進一步惡化。到了大選前夕的電視辯論環節,四位候選人儘管來自不同派別,然而已經集火攻擊內賈德的政策。2009年6月12日,伊朗舉行第十次總統大選,投票率高達85%,選舉結果顯示內賈德以高票勝選。然而這一結構引發了穆薩維、卡魯比和雷扎伊的不滿,他們對選舉結果進行了質疑。而與此同時,哈梅內伊卻提前向內賈德發表了賀詞,很多人認為這與穆薩維有挑戰哈梅內伊的資歷有關。憲法監護委員會經過調查認為,選舉存在不合法操作,但受影響的票數是300萬張,不影響內賈德當選的結果。相關操作引發了大規模不滿,繼而在改革派組織下引發大規模示威遊行,持續時間高達4個月。關鍵是,這次示威提出了對領袖制度和選舉制度的大規模質疑,挑戰空前未有。

當然,這次政治危機的關鍵在於哈梅內伊,他的表態將矛盾的焦點集中到了領袖制度上。內賈德雖然渡過了當時的難關,不過在2018年1月被逮捕並判刑,很明顯也是在避免其政治能量繼續散發。現在伊朗進入了溫和改革派魯哈尼時代,魯哈尼整體上觀念開放而不失強硬,對內相對內賈德時期寬鬆而對外有原則妥協,在一系列問題上仍然可以平衡各派的要求,是比激進的內賈德更合適的總統人選。

可以看出,伊朗的政治制度很獨特,而其形成的各派力量雖然還有很大分歧,但也基本形成了路徑依賴,特別是最高領袖權威不足也學會了少說話,這是個壓抑不恰當意識形態狂熱的好選擇。在伊斯蘭革命40年後,現有的二元政治制度已經較為穩定成熟,有著較為明顯的共識,並沒有那麼容易被擊垮。伊朗如果要出現更大的危機,這必然需要直接衝擊領袖制度,在目前的伊朗來看並沒有這種力量,即便是改革派也不想這麼做。伊朗騷亂經常有,但一般涉及到民生或族群衝突等其他問題,根本性的挑戰沒有。拉夫桑賈尼在2013年總統大選時助陣魯哈尼,魯哈尼當選成為了務實派和改革派聯合的一個結果,如果魯哈尼集團、改革派、革命衛隊和教士集團、內賈德集團都沒有公開的活動,那麼對於伊朗現有制度則無影響,遊行示威就是個民生問題。

當然,伊朗制度並非高枕無憂,伊朗的國際環境仍然十分惡劣,大面積的經濟制裁以及對外行動會影響其經濟能力的發揮,並進而影響伊朗相關制度的改革,形成穩定的、保守的利益集團,這種政治經濟結構反而會進一步削弱伊朗的經濟效率的同時阻礙改革的發生。另外,伊朗的人口結構很年輕,改革派與保守派各有各自的基本盤,城市青年與農村青年想法也非常不同,對於伊朗未來而言,務實派如果僅僅只能作為妥協的產物,那麼伊朗這種鴻溝不知道何時才能彌合,如果不彌合,則未來社會分裂的風險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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