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役層級發展史：尋求決定性勝利，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
作者：[美]羅伯特·M.奇蒂諾（Robert M. Citino） 譯者：小小冰人 要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戰爭戰役發展的影響，首先必須從戰爭前的五十年開始進行探討。
從十九世紀後期起，軍事分析人士清楚地意識到，一個根本性問題已在軍事行動中出現：雖然相關戰役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龐大、更血腥、代價更高，但奇怪的是，這些戰役也變得不具決定性。自1899 年起，幾乎每一場重大戰役都遵循同一種模式進行：進攻行動以有望成功的方式展開，爾後便在未獲得勝利的情況下停滯不前。這種戰役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達到頂峰，或者說是最低點，一場戰爭以一連串機動戰役為開始，所有參戰人員通過運動戰尋求一種解決之道， 隨後很快淪為一系列靜態消耗戰。在許多人看來，戰爭的災難性過程，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傷亡，已敲響軍事行動的喪鐘，因為這些戰役自拿破崙時代起便一直保持傳統構思：在開闊地實施一系列機動，從而在與敵主力展開的一場決戰中達到高潮。
無法取得決定性勝利源於多種因素。當代人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通常將之歸咎於新式武器帶來的防禦火力加強：步槍（特別是後膛裝填式）、機槍和新式速射炮。這種觀點認為，新式武器會給進攻方造成嚴重損失，拿破崙時期的舊式突擊註定要失敗。即便進攻方設法到達敵人的陣地，防禦火力也會徹底重創突擊部隊，導致對方陷入混亂，隨著重要軍官的傷亡，他們的指揮鏈亦會被打斷。
這種傳統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作戰行動的崩潰實際上涉及更加複雜的指揮控制問題。其中包括大規模軍隊的出現，這些軍隊太過龐大，因而喪失了真正意義上的機動能力；這些軍隊過於依賴鐵路線；電報網的靜態性導致指揮官幾乎無法實施一場機動進攻或控制麾下分散的大軍，特別是他們同敵人發生接觸或遭遇火力打擊時。從最廣泛的意義上看，與進攻致敵崩潰同樣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信息問題：情報的收集和下發；命令的制訂和分配；保持前線作戰部隊間的聯絡，以及指揮結構。當然，不準確、不充分、姍姍來遲的信息總是會給戰鬥造成影響，但隨著軍隊規模的擴大，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
信息問題會以多種形式出現。缺乏或根本沒有信息而造成的困難，在那個時代的戰役中反覆發生。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只需要看看偉大的普魯士統帥赫爾穆特·馮·毛奇的傑作，1866年，他在柯尼希格雷茨打敗了奧地利人。當時研究這場戰役的歷史學家們稍有些震驚地發現：戰鬥開始前，毛奇甚至不確定奧地利軍隊部署在強大的易北河的哪一面。1899—1902年的布爾戰爭，作戰地域比法國和西班牙加在一起的面積還要大，有三條單軌鐵路線，大多數地區沒有電報，許多地段仍未被繪製在地圖上。在科倫索的戰鬥中，英軍指揮官雷德弗斯·布勒爵士同突擊部隊之間的聯繫，全憑一套三角旗和不太可靠的日光信號反射器。日俄戰爭期間，日軍結束遼陽會戰後悠然自得地追擊俄國人，竟然對遇到的一系列山脈深感意外。此外，交戰雙方都沒能解決高粱地的問題——這種農作物高3到3.6米，足以讓大批部隊隱藏其中。
（上圖）普軍獵兵與奧軍驃騎兵在波迪爾附近展開激戰
至於錯誤的信息，可供學者們選擇的例子多不勝數。布爾戰爭中發生過兩次，分別在莫德爾河和圖蓋拉河畔的科倫索，英軍發起突擊，遭遇掘壕據守的布爾軍隊。這兩次，英軍都在河流的真實流向及渡口所在地方面受到誤導。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期間，土耳其人認為保加利亞軍隊會直接進攻阿德里安堡，因而計劃在戰爭爆發後的頭幾天增援該要塞。實際上，保加利亞人已將一整支軍隊部署在要塞東面。戰爭開始後，保加利亞人深入土耳其軍隊右翼和後方，導致開赴阿德里安堡的土耳其軍隊主力猝不及防，隨後便被擊潰。
最後還有一個我們今天很熟悉的問題：信息太多。雖說電報流程保持不變，但必然涉及包括打字、解碼在內的大量傳送工作，然後信息才會被置於指揮官桌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頭幾周，堆積如山的混亂報告完全超出涉入其中的所有指揮官的理解力，其中不少人（英國遠征軍司令約翰·弗倫奇爵士；德國第8 集團軍司令馬克斯·馮·普里特維茨；俄國第2 集團軍司令A.V. 薩姆索諾夫；德軍最高統帥小毛奇）在壓力下徹底崩潰。
雖然我們很難為小毛奇在1914 年指揮的戰役加以辯護，但對他心生同情卻是容易做到的。特別是在最後的馬恩河戰役期間，小毛奇喪失了對作戰行動的控制。他獨自一人待在辦公室，遠離前線，他那耷拉下來的肩膀上背負著德國的命運，辦公桌上的電報堆積如山，他根本沒時間閱讀，更別說消化了，他淪為二十世紀一個新問題的首位受害者：信息超載。任何一個坐在電腦前，發現300 封未讀電子郵件的人都能明白他面對的問題。小毛奇的應對是「按下刪除鍵」，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放棄了指揮—他派里夏德·亨奇上校趕赴前線，並命令在必要情況下「協調一場全面後撤」。亨奇的任務以德軍右翼撤回埃納河而告終，德國在1914 年贏得一場速勝的希望就此破滅。
1915—1917年，戰役之死
上述所有問題都在1915—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塹壕戰年代達到頂點。那些認為主要問題是火力的人肯定能找到相關範例。隨著更重型的新式火炮引入戰爭，迫使交戰雙方的士兵們挖掘戰壕以求生存。而機槍更是「濃縮了步兵的精華」， 能掃清戰場上的進攻者，將突擊地段變為敵人無法跨越的「無人地帶」。
可即便在這樣，大股軍隊的情報、信息和指揮控制問題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仔細觀察戰爭中最糟糕的「屠戮戰」（加里波利、凡爾登、索姆河）， 就會發現各場進攻是多麼接近於成功。在加里波利戰役中，英軍第29 步兵師在半島南端赫勒斯角周圍的五片海灘（從左至右分別命名為Y、X、W、V、S）同時登陸。英軍在其中四個登陸場遭遇土耳其軍隊精心部署的密集火力，經歷了一場瘋狂的殺戮，幾乎沒能登上灘頭。但在海角西北方不到一小時行程的Y海灘，2000名士兵兵不血刃地登上海灘。他們隨後在那裡白白浪費了11個小時，混亂不堪、管理無序，以及缺乏必要的命令，導致他們未能利用這一機會，本來他們可以把半島更遠處的土耳其守軍悉數切斷。但其他海灘的戰爭使他們以為自己也身處險境，最後重新撤回船上。
（上圖）一戰戰場上的空蛋殼
同樣，澳大利亞-紐西蘭軍（ANZAC）在加巴特佩的登陸幾乎也沒有遭遇抵抗。巡邏隊向島內滲透了約5.6千米，在那裡，他們的目光掃過整個半島，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海峽——那是此次戰役的作戰目標。但同樣不幸的是，指揮癱瘓、缺乏情報與不熟悉地形共同阻止了他們的前進。此後，加巴特佩北面蘇弗拉灣的登陸也重複了這種模式。雖然登陸部隊未遇到任何麻煩，前方也沒有土耳其守軍（這出乎他們的意料），但登陸部隊最終卻沒能向島內推進—這些登陸行動本來可以在進攻首日便通過迅速推進實現許多目標—一周後，他們不得不為此付出成千上萬人傷亡的代價。
如果我們僅僅責怪戰場指揮官，就無法真正理解這種現象。部隊指揮官伊恩·漢密爾頓爵士根本不知道岸上發生的事情，當時的技術使他無法做到這一點。漢密爾頓通常受到的批評是「登陸行動展開時他卻待在船上」，可實際上即便是他上了岸也無法實施更好的指揮。不過，這並不是說加里波利的失敗是註定的，只是在呼籲對這些眾所周知的戰場失利做出更高層次的系統分析。歷史學家們傾向於把整個過程個人化：這位指揮官在關鍵時刻失敗了，該果斷的時候他卻猶豫不決；那位指揮官年弱體衰，或意志薄弱，或者僅僅是運氣不好。人們不禁要問，為何這些相同的解釋一次次出現在歷史上的每一處戰場失利？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塹壕戰年代的陣地戰簡化了龐大軍隊的指揮控制問題： 敵人在這裡，位於正對面；友軍在那裡，面對敵人。一個非常簡單的塹壕突擊方案可以收集到需要的所有信息。同更具機動性的作戰行動相比，「指揮控制」一支掘壕據守的軍隊簡直就是一場孩子的遊戲—蜷縮在戰壕里的部隊總是處於控制下。但這樣的方案就連突入敵人防禦的進攻行動也會在塹壕里陷入停滯。這是因為自拿破崙時代以來，同樣複雜的問題一直困擾著軍事行動，所以如何恢復作戰機動性才是至關重要的。
本文摘自《從閃電戰到沙漠風暴：戰爭戰役層級發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