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博弈下的1979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
1979年發生的中越邊境戰爭，在中國稱之為「對越自衛反擊戰」，在越南稱之為「北部邊境保衛戰」，與之相對應越南還有西南邊境保衛戰，即越南柬埔寨戰爭。這兩場戰爭以及同年發生的蘇聯出兵阿富汗，都並非簡單的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根植於冷戰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中美蘇三角關係之下，三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利益糾葛決定了戰爭進程。
由盛轉衰的蘇聯
1979年，對於蘇聯來說有著特殊意義，在這一年蘇聯因出兵阿富汗達致其擴張巔峰，卻又因深陷阿富汗泥潭而走向衰落。但毫無疑問1979年蘇聯國力正處於巔峰，在勃列日涅夫的攻勢戰略下，蘇聯在全球處於攻勢，美國被迫處於守勢。
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擔任蘇共最高領導人後，在繼承赫魯曉夫政治、經濟改革的基礎上，修正了赫魯曉夫魯莽行動造成的偏差和失誤，使蘇聯經濟改革進入新階段，1966年又推行「新經濟體制」，使蘇聯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
1965年，蘇聯國民收入只有美國的60%，到1981年增長到67%，蘇聯工業總產值1981年更是達到美國的80%位居世界第二，電力、原油、原煤、天然氣、鋼鐵等多項產品產量均大幅超越美國。1965年至1981年，蘇聯社會生產總值增長1.46倍，國民收入增長1.44倍，平均每年增長6.7%，超過西方所有國家。整個1970年代，蘇聯與美國在經濟上的差距逐漸縮小。
得益於經濟實力的提升，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里，蘇聯軍費從1965年的326億盧布增至1981年的1,550億盧布，增長了3.75倍，佔蘇聯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加之勃列日涅夫將85%以上的工業投資投入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蘇聯軍事實力無論是常規力量還是核力量在1970年代都逐漸趕上美國。
比如，在戰略核力量領域，1966年蘇聯洲際導彈、潛射導彈數量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到1969年已經大致與美國相等，只是核彈頭數量方面稍遜。到1970年前半期蘇聯潛射導彈數量也趕上美國，進而在1970年代中期大大超越美國，水面排水量超過20,000噸、人類迄今最大的彈道導彈核潛艇颱風級也是在1970年代後期開工建造的。
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在總結蘇聯外交成就時，宣稱蘇聯已牢牢地掌握了「歷史主動權」，它的對手已經被迫「大大退卻」，並斷言西方、美國無論是誰上台都不得不同蘇聯搞「和平共處」。1977年，在勃列日涅夫要求下，蘇共將「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寫入憲法。
然而，在蘇聯強大的表象之下，其經濟已經開始走下坡路。蘇聯在經濟領域固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經濟改革的紅利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已經逐漸消失。以工業總產值為例，1966年至1970年年均增長率為8.4%，1976年至1980年已經降到4.5%，1982年進一步降到2.8%，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也從1966年至1970年的4.2%降到1976年至1980年的1.8%。更為關鍵的是，在微電子技術、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上，蘇林全面落後於歐美，這些產業正是此後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在這種強大的表象下，1978年4月，蘇聯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推翻了查希爾沙政權，1979年在阿富汗局勢發生不利於蘇聯的變化後，勃列日涅夫的小圈子又決定出兵阿富汗，從而陷入「帝國墳場」十年，空耗國力。可以說，1979年是蘇聯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經濟危機中的美國
1979年的美國，雖早已脫離越南戰爭的泥潭，但高油價與滯漲的雙重煎熬仍困擾著美國。事實上，早在1969年美國經濟就陷入了滯漲，即經濟增長停滯與物價快速上漲並存。1970年代，因第四次中東戰爭、伊朗革命引發的兩次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石油價格飛漲，進而傳導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更使美國的滯漲雪上加霜。
1973年至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油價由每桶3美元上漲到12美元。1978年至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時，油價由每桶14美元上漲到40美元。與之相對應，1973年至1975年、1979年至198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出現負增長。加之氣候問題導致的農業歉收，1973年、1974年美國食品和飲料價格上漲高達13.2%、13.7%，1978年、1979年上漲幅度也有9.7%、10.7%。
1973年發生的經濟危機持續了18個月，美國工業生產下降了15.3%；1979年發生的經濟危機持續時間長達44個月，美國工業生產下降了11.8%。經濟危機期間，大量企業破產，美國失業率上升到戰後歷次危機的最高值。1973年經濟危機造成了近1.5萬家企業破產倒閉，失業率最高時達9.2%，失業人數約836萬。1979年經濟危機中，企業倒閉、銀行破產數和失業率都創出戰後最高紀錄，企業破產數量達25,300家，失業率最高時達10.8%。直到1982年美國才擺脫滯漲，進而在微電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的助推快速發展。
1970年代美國經濟上的困局，使美國不得不在美蘇冷戰中處於守勢，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及以後幾屆美國政府致力於改善與中國的關係，通過拉攏中國聯合對抗蘇聯也是源於此。基於「中國與美國和蘇聯相比較，最大的弱點是在戰略武器領域……（中國）地面部隊仍佔有優勢地位」的判斷，一位美國前國防部長曾提出了一個堪稱「瘋狂」的計劃，用美式裝備武裝中國的300萬陸軍，使之能夠在戰時夾擊蘇聯，以減輕歐洲戰場的壓力。當然，這一計劃最終沒有實施，但也使蘇聯緊張了一陣。
國際博弈下的中越戰爭
在中美蘇三角關係中，中國一直是力量最弱小的一方，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核武器，相比美蘇也不值一提。1979年，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整個國民經濟仍然百廢待興。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仍在，來自南方的滲透包圍形成，世界大戰陰影並未減少。
事實上，蘇聯在東南亞實力的增強，越南在蘇聯支持下的擴張，美國也將其視為威脅，美國在東南亞的盟國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都將受到直接威脅。更為嚴重的是，蘇聯在越南到阿富汗、伊朗一線的擴張，將直接威脅從中東石油產區到東亞石油運輸線，而石油美元是美國費勁心思才建立的，對於美國的金融霸權極端重要。因而，儘管美國明白「北京把美國視為一個僅次於蘇聯的的直接軍事威脅……（美國）仍是一支重要的戰略力量和意識形態方面長期的對手」，但基於「中國和美國在與蘇聯的鬥爭中擁有共同的利益」，兩國攜手援助阿富汗反蘇武裝，大搞代理人戰爭，美國對中國「教訓」越南也予以默認。
中越戰爭爆發時，美蘇兩國正在華盛頓舉行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據時任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回憶，中越戰爭爆發後勃列日涅夫曾與時任美國總統卡特通過熱線交換意見。「勃列日涅夫一口咬定中國是侵略者，而卡特則籲請不要擴大事態，他將之看作中國對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反映。雙方均懷疑另一方對中國的戰略。卡特首先要我向勃列日涅夫保證，第一，美國與中國之間沒有簽署任何秘密協定；第二，美國政府事先並未得知中國在鄧小平訪美之後不到一個月就打算進攻越南。總統談到他本人曾強烈告誡這位中國領導人不要在越南採取行動，而且在進攻發生之後他要求中國部隊儘快撤出——這恰恰也是蘇聯的願望。」
對於美蘇兩國而言，中越戰爭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並未影響兩國之間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1979年5月兩國結束長達兩年的談判後，6月兩國元首在瑞士維也納簽署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協定。對於蘇聯而言，限制戰略武器協定屬於「緩和」戰略的一部分，所謂「緩和」只不過是為蘇聯硬實力趕超美國爭取時間。中越戰爭的爆發，可能反而促使蘇聯與美國達成協議，以安撫美國，預防中美聯手，而美國也樂於通過打中國牌達成協議。
中蘇1950年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有效期為30年，將於1980年到期，也就是說中越戰爭爆發時該條約仍然有效。戰爭爆發前的1979年1月，多勃雷寧在接受美國《時代》周刊採訪時還明確表示：「經常從北京聽到這樣的說法，似乎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已經失去意義，就我們的意志而言，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會撕毀體現蘇中兩國人民友誼的文件。」
基於中美蘇之間複雜的利益糾葛，斗而不破的默契，中國對越戰爭註定是一場有限戰爭，這也決定了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願望難以實現；蘇聯會向越南提供援助，中國北部邊境也進入了戰爭狀態以防蘇聯進攻，但蘇聯並不會履行與越南的同盟條約，就像蘇聯明知道中美援助阿富汗反蘇武裝，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裡咽，最多外交上打打嘴炮。
就在中越戰爭結束後一個月的1979年4月，中國正式照會蘇聯不再延長《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實際上在1978年中國就已經決定不再續約，當時中美建交談判已經進入關鍵時刻。同盟條約雖然不再續約，但中蘇都有改善兩國關係的需求，隨後在中方提議下兩國進行了新協議談判，以實現兩國關係的正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