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發國家發展有兩道障礙，蘇聯只跨越了第一道，第二道尚無人成功
對於現在成熟的發達國家而言，其現代化是內生性的，從12世紀的北義大利開始，而後在西歐，歐洲的現代化逐步確立了自己的發展軌跡。內生現代化可以完整地、沒有太大競爭對手地發展，從歐洲內部的革命和改革，農業現代化、工業化，而後殖民掠奪撰取了更大的利益。歐洲的先發、內生現代化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而今天的現代化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歐洲化（歐美化）的道路。
然而對於後發國家來說，情況大不一樣。後發國家要面對的是強勢的，也對其不負責任的西方殖民力量，大部分後發國家的現代化啟動來源於與西方的殖民力量互動，因此軍事需求是第一位的，這就需要工業化優先的策略。而面對一個已經飽和的市場，後發國家要做的就是從內部開始汲取資源，因為後發國家不可能擁有殖民地來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只能依靠工農業剪刀差，這種模式最為典型的就是蘇聯，蘇聯依靠農業集體化後連續三個五年計劃獲得了快速工業化，從一戰時期步槍不能配齊的沙俄成為了二戰時期可以生產十餘萬輛坦克裝甲車的蘇聯。
但是很多後發國家要實現這一步也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一方面，可以控制全國並且擁有如此強有力推動力的政權寥寥無幾，而且往往需要經歷殘酷的內戰和革命並且倖存下來才能獲得如此堅實的控制能力，放眼世界能做到的政治力量事實上屈指可數。而且這類政權不會是民主政權，正好相反，其需要掃蕩大量的傳統力量，包括蘇聯和韓國都是類似的道路。這些傳統力量如果在民主制下反而會被合法化並加以保護，典型就是至今製造業仍然舉步維艱、依靠小企業勉力支撐起來的印度。這種門檻非常高，大部分後發國家在學習現代化的過程中反而很少越過這第一道障礙。
另一方面則是發展的問題。為了尋求持續的發展動力，這種犧牲民生換取軍事生產最大化的模式如果沒有及時調整，那麼就會因為國有部門的廣泛無效率形成致命的資源錯配和低效，從而逐步喪失持續發展的動力，最後墮入深淵，最典型的依然是蘇聯。而部分後發國家雖及時然實現市場化，但是這種模式仍然會抑制財富通過國家的二次分配問題，產生貧富不均和部分低效的困境，這也很容易陷入滯漲或者中等收入陷阱里。另外，如果製造業體系齊全，那麼製造業確實可以帶來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但民生和福利的相對不足反而將抑制其消費能力的形成，從而限制其作為消費市場的價值，這也很容易導致持續發展的困境。
相反的，民生問題在很多發達國家那裡反而是最為重視，比如北歐的全福利社會，以及西歐普遍的高福利政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歷史的常態，事實上西歐、南歐和北歐能有今天，完全是基於讓渡國防權利和放棄發展全面的製造業後的產物，美國接過了歐洲的安全事務後歐洲才有辦法享受如此高的福利待遇，而歐洲的尖端技術反而從世界一流的梯隊中逐步退出，更多轉移到美國。類似的情況在日本也存在，這就意味著歐洲、日本本質上是讓渡了未來尖端發展的戰略機遇給美國。當然，能做到這些與美國自己的軍事同盟關係也至關重要，否則歐洲根本不敢將軍費開支壓縮到GDP的2.5%以內，更不敢將航空、航天技術的研發中心轉移到美國。某種程度上，這種讓渡才能支持歐洲在二戰後實現普遍民主化，並且成為今天一周工作36小時都嫌多的地方。而民主制度本身則會強化歐洲的福利主義傾向，政客們為了選票，只要沒有明確的外在威脅就不敢隨意縮減福利開支。
而美國自己的福利水平事實上不如歐洲，但美國能夠維持相對後發國家更高的福利恰恰是通過對全球資源的吸納和整合。美國本身也為此負擔了頗為沉重的結構性代價，雖然他們也賺得很豐厚。但是為了維持霸權地位，美國需要將巨量資源投入到尖端技術發展上，而通過產業轉移的方式，美國可以維持這一體系的足夠效率，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吸納勞動力人口主力的中低端產業被轉移到了海外，鐵鏽帶和「白屌絲」因此應運而生。負擔霸權所導致的內部貧富差距嚴重分化也構成了美國霸權的最大挑戰，這是種現有霸權模式的內在危機，至今已經逐步顯露。
後發國家很顯然沒有這種資格享受這些，如果不是美國的盟友，那麼越過第一道障礙後的後發國家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發展大量的、成體系的製造業來實現生產，從而佔據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民生問題的解決仍然是缺乏資源的、是困難的，而調整分配結構則很可能為未來競爭出現乏力付出更多代價。這種兩難及為發展而採取的艱難平衡可以說是第二道障礙，其核心仍然是做大蛋糕才能解決持續增長的民生需求和持續增長的發展投入。因此，後發國家真的非常不容易，而且沒有輕鬆的道路可以走，第二道障礙要越過了，後發國家才算是真正站穩腳跟，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國家。
而這一天地到來，才可以說是歐洲中心的歷史性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