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對抗戰悲觀動搖，戴笠只說了一句話就震驚四座
「軍統」的前身和班底是1932年4月1日成立的三民主義力行社（其外圍組織亦稱復興社、藍衣社）特務處，特務處由戴笠任處長, 鄭介民任副處長。1932年9月，戴笠奉派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軍警處）處長，便將力行社特務處掛靠在這一政府正式機構，以取得編製和經費，這也是「早期軍統」。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蔣介石將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一處（黨務處）升格為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二處（軍警處）升格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由賀耀組掛名任局長，戴笠以副局長身份主持全局工作。
從1938年到1946年，軍統的「戴氏王朝」整整維持了八年，基本與抗戰共始終。戴笠死後，1946年7月，軍統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
談到軍統，就不能不談到戴笠，因為從某個角度來說，戴笠就是「軍統的靈魂」。作為一名特工首腦，戴笠的「講政治」主要體現在對蔣介石的效忠，其指導方針是「秉承領袖意旨，體驗領袖苦心」，一切聽命於蔣介石。
過去人們對戴笠的印象，僅限於「特務頭子」、「蔣氏走狗」、「反共先鋒」等，現在解密的檔案以及諸多前國民黨軍統特務如沈醉、陳恭澎等人的回憶錄表明，這些絕不是完整的戴笠。作為一名中國人，戴笠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在舉國抗戰的情勢下，其反日抗戰的思想是清晰堅定的。
淞滬抗戰之前，國民黨大員們在南京開會，休會的時候議論紛紛，其中一部分人的思想是基於中日國力的差異而對抗戰表示悲觀動搖，唯有戴笠很堅定地對其他人說：「這次我們一定要打了。」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問他：「武器、經濟都差得那麼遠，拿什麼打呢？」戴笠說：「哀兵必勝，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等不來獨立平等的。」
暗殺，用軍統內部術語來說，即是制裁。抗戰中，國民黨軍統選擇制裁的對象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已經投靠或即將投靠日偽政權的漢奸或准漢奸，一般選擇影響較大、社會地位較高、任職較重要的目標行動，其目的主要是威懾、打壓賣國行為及顛覆偽政權；另一類則是在華公開活動穿制服的日本軍人，其軍銜職位高低不等，其原因主要是制裁第一類人後引起敵偽勢力的反彈報復，出現「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情形，因此轉而以日佔區及其勢力範圍之內著軍裝活動的日本人為行動對象，達到恐嚇威懾的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特務處華北特區的北平站、天津站，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至抗戰初期，先後組織了刺殺漢奸張敬堯、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重大行動；在「遠東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憑藉外國租界的掩護，僅從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4年里，軍統的暗殺行動就有150餘次。
整個抗戰時期，被軍統暗殺的大小漢奸有數百人，其中影響較大的大漢奸還有：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日本侵佔上海、南京後，策動其出任偽政權首腦）；偽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籙；李鴻章的孫子、輪船招商局董事長、傳言將在偽維新政府中出任交通部長的李國傑；青幫大流氓、「上海三大亨」之一、「新亞和平促進會」頭目、將出任偽浙江省長的張嘯林；電視劇《潛伏》中被余則成暗殺的李海峰的原型、偽特工總部電訊處處長余玠；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等。
這些暗殺行動如天羅地網，疏而不漏，嚇得賣國求榮的漢奸們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有力地打擊了日偽的囂張氣焰。
此外，在對日行動方面，自1940年9月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軍統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武漢、廣州、開封的特工對日本軍人經常出入的場所，進行了多次暗殺行動，使得駐滬日軍單槍匹馬不敢上街。
另外，還有一支軍統的下屬武裝在抗戰中有過非常英勇的表現。1937年淞滬之戰非常激烈，戴笠向蔣介石建議在上海建立民眾武裝游擊部隊，配合國軍作戰。經過策劃，戴笠與杜月笙在上海三極無線電學校內設立籌備委員會，委員會成員除戴笠與杜月笙外，還包括上海市長俞鴻鈞，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等。9月，蔣介石為之正式頒發番號，定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將其下屬的武裝隊伍定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淞滬會戰期間，別動隊員共犧牲1500多人，受傷500餘人。
1941年12月7日發生的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但鮮有人知，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中國的軍統情報系統已經獲得了情報，包括偷襲時間、地點，並通過外交渠道告知美國，只是美國沒有採用，導致倉促應戰的美軍損失慘重。
回首國民黨軍統抗戰期間在隱蔽戰線的戰鬥，恰如掀開一頁我們曾經熟悉、今天又重新審視和發現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