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際競爭與融合
傳統的歷史敘事，一般是以時間為軸線，以統治君主施政行為為綱要編成的政治史。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從民族演進、遷徙、對抗、融合的角度解讀歷史，或許更有利於探尋中華文明的發展軌跡。
一、族群、部落和民族
原始人類基於血緣關係共同生活在一起形成族群，多個具有共同起源的族群聚合形成部落和部落聯盟。因此，族群、部落和部落聯盟是生物意義上的社會共同體。而民族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心理素質的文化意義上的社會共同體。所以，族群屬性是與生俱來的、不可變更的，民族屬性是發展的、可塑的。
二、史前時代：神之戰
中國史前時代，分別經歷了三皇（伏羲、神農、黃帝）時期和五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時期。三皇時期是族際競爭的激烈時期，期間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衝突，奠定了中華民族最早的血統基礎，並為此後的五帝時期鋪墊了較為平穩的社會發展環境。
1、坂泉之戰。坂泉之戰發生在炎帝部落聯盟和黃帝部落聯盟之間，兩個集團為爭奪生存空間，七年發生了三次較大的戰爭，最終以黃帝部落聯盟兼并炎帝部落聯盟而告終，黃帝成為天下共主。兩大部落聯盟結成社會共同體，形成炎黃部落聯盟，這是最早的中華民族雛型。今天我們指稱的炎黃子孫即源於此。
2、涿鹿之戰。涿鹿之戰發生在炎黃部落聯盟和蚩尤部落聯盟之間，蚩尤戰敗，被逐出中原地區，輾轉遷徙至西南山區，形成苗黎族系雛型。
經過坂泉之戰和涿鹿之戰，炎黃部落聯盟在族際競爭中勝出。佔據了中原有利的生存空間，並取得了號令周邊族群的統治地位。此後歷經較為平穩的社會發展，逐漸形成了中華文明根基。在禹之子啟建立夏朝後，正式形成了以華夏民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
三、商周：中國觀的形成
商周時期，國民已具備清晰的民族意識。因中原文明的輻射，不斷有周邊少數族群浙次融入華夏民族，壯大了民族血脈。彼時已有「中國」與「四夷」之分，華夏民族所居中原即為中國，周邊少數族群分別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原已具備國家形態，而四夷仍處於部落時代。
這一時期的族際關係，主要體現為周邊弱勢族群不斷融入華夏民族的過程，一部分族群的消亡，促成了華夏民族的壯大。
四、秦漢：漢匈對抗
經歷春秋戰國的長期動蕩和秦王朝的短暫統一，劉漢代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以儒學為主導的思想文化體系。國家制度漸趨完備，國勢強大，華夏民族始稱漢民族。
秦漢時期，中國面臨北方匈奴民族的強大競爭壓力。秦築長城，漢擊匈奴，最終匈奴被擊潰，一部分遠走西方，一部分內附。在東方和南方，弱小族群不斷融入漢民族，漢王朝疆域擴展至東南沿海。
五、兩晉：亂世的民族嬗變
兩晉南北朝時期，是各民族競爭最殘酷時期，也是民族遷徙規模最大時期，同時又是民族融合最複雜時期。
由於西晉的敗亡，北方和西方新整合的民族，以匈奴、鮮卑、氐、羌、羯為代表統稱「五胡」，進入黃河中下游，開啟了血腥的「五胡亂華」時代。而同期的原住漢人，為躲避戰亂，大量逃往晉室東遷後的江南地區，中華文明的重心遂轉移至江南。
進入中原的五胡，前後建立了多個以少數民族為統治階層的區域性政權。部分少數民族在儒家文化的浸染中逐漸漢化，如前趙匈奴、前秦氐族、後秦羌族等。尤為突出的是北魏鮮卑，在最高統治者的強制推動下，族群整體全面接受儒家文化，至北魏後期已基本失去了本民族特徵，與被統治的漢人融為一體民族。而另一部分仍停留在野蠻時代的民族，如後趙羯族，反被治下漢族和其他民族完全消滅，徹底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經歷了「五胡十六國」的中國中原地區，動亂之後，歷經族際競爭和融合，竟重新回到儒家文化的發展軌道，進入該地區的匈奴、鮮卑、氐、羌等民族全面漢化，羯族完全消失。待到隋朝統一南方，一同構成了以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漢民族為主體的新的中華民族。
兩晉南北朝時期，在戰亂頻仍、朝不保夕的年代，儒家文明依然得以傳承並發揚光大。再次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強大生命力。
六、盛世大唐：開放和包容
經歷了300餘年的分裂、爭鬥、交融，中國再次迎來了大一統格局。承接短暫的隋朝，經唐初武德、貞觀、武周的勵精圖治，國家治理制度漸趨完備，生產經濟獲得極大發展，文化事業空前繁榮，國民精神風貌充滿活力，社會文明程度遙遙領先於周邊國家和地區，唐王朝開創了古代中國的最輝煌時代，贏得了已知世界的尊崇和仰慕。彼時的唐帝國，兼容了北方蠻族的勇武豪邁和中原儒家的沉穩理性，表現出極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成為引領亞洲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旗幟。
這一時期的民族關係，以主體民族對少數族群的撫綏和融化為主，但仍然存在衝突和對抗，主要是唐與突厥、唐與吐蕃的衝突。
1、唐與突厥。中國北方在匈奴民族消亡後，騰出的生存空間逐漸形成了以突厥民族為統治階層的多民族社會共同體。與匈奴命運類似，在內部爭鬥和唐軍的強勢攻擊下，突厥分裂為西突厥和東突厥，最終西突厥西遷，東突厥內附並逐漸消融在漢民族中。從此，境內再無突厥民族痕迹，突厥徹底消失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
2、唐與吐蕃。散居於青藏高原的眾多大小部族，在松贊干布時代形成國家政權，號為吐蕃。唐蕃關係以對抗為主，時戰時和，雙方各有勝負，基本維持均衡狀態。唐嫁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同時也帶去了中原文化和技術，促進了藏區文明進步。因地理、歷史、人文的隔閡，更多的是唐促進了吐蕃的經濟和社會進步，而吐蕃對唐的社會影響較小。
終唐一世，在唐王朝的強盛國力支撐和儒家文化的深厚潤澤下，周邊族群被動或主動融入，中華民族的內涵進一步擴大，對全球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七、兩宋：轉向
兩宋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社會文明程度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宋代中國經濟發達、文化昌盛、社會和諧、政治寬鬆，除了短暫的國運交替之際，大部分時期都呈現出一派盛世景象。另一方面，又是中國精神特質由外向進取轉為內在自省的轉折期，社會思潮趨向保守，由此將中國未來帶向了封閉自守的深淵。
導致宋代思想保守的根源，既有重文輕武、強幹弱枝國策的內因作祟，又有外族不斷侵襲的外因所致。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党項、女真和蒙古，對宋侵擾從未停歇。特別是靖康之難後，宋廷偏安江南，以向金國稱父稱臣換取苟活，實際上已失去了王朝的正統地位。朝野之間喪失了向上的志趣和進取的鬥志，文人學者醉心於哲學思辯，藉以逃避對故國家園的實踐探討。
300餘年間，中華民族的血統構成再次出現了全新的變化。先後佔據中原故地的契丹和女真，在儒家文化的薰染下，擺脫了野蠻習俗，融入了中原文明。據有西北的党項，在元昊時代實施「胡化」，終未能逃脫亡國滅族的命運。而佔有中國全境的蒙古，始終在保有民族特性和接受中原文明之間徘徊，在實施了短暫的宗主統治後被逐回漠外，重新回到了文明的原點。
從中原漢民族的角度，後世史家將宋亡視為「亡天下」。但在民族交融中，事實上存在一個雙向演進的過程。即在「胡人漢化」的同時，在外族統治下的北方漢人，部分出現了「胡化」現象。即有外在的「剃髮易服」，也有內在的心理認同。故此，宋、遼夏、金、元凌替之際，不同時期、不同地域民眾的民族歸屬感各有不同，民族情結至為紛雜。
八、元與清：停滯
滿清入關，文人學者再次陷入「亡天下」之痛。但彼時的國人心態，較之宋亡時已不可同日而語。唐人的豪情，宋人的雅緻，在蒙元、朱明統治下幾被滌盪殆盡。文學之士側身於勾欄酒肆，以寫曲賣文謀生。普通民眾早已忘卻了亡國之恨，民心與國家分離。國乃一家一姓之國，百姓但知有家，不知有國，國家認同感降至極底。文明倒退之甚，至元末時許多百姓連名字都沒有，止以排行為稱。故此，當八旗清兵橫掃大江南北之時，大批明軍望風而降，並為之前驅，滿清民族遂一舉而定中國。明清代際，滿清民族以不足百分之一的人口征服超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堪稱全球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絕世奇觀。
元清兩朝在中國歷史上具有一定的相似度：極少數人口族群征服極大多數人口族群之後，全族固化為王朝的食利者，最終墮落成純寄生階層；族際對抗始終存在，民族壓迫制度化，民族融合度極低；以落後的社會形態取代先進的社會形態，社會發展出現停滯甚至倒退。
元清兩朝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積極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形成了今日中國疆域的雛型。二是伴隨著領土征服，更多的不同起源的族群納入王朝統治，形成多民族共存格局，為今日中華民族群體的絢麗多彩構建了族源基礎。
九、小結
中華民族從最初的華夏民族發展為漢民族，直到56個民族共同構成中華民族群體，隨著民族內涵的不斷豐富，中華民族的概念也隨之拓展。其間既有族際競爭，更多的是民族融合。一些古老的民族因對抗、遷徙、融合而消失，一些族群因共同的心理素質形成新的民族。總體而言，伴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民族融合必將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