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資本主義與加爾文主義，是否存在一種聯繫呢？

百家原創作者：嘉石品史

歐洲一直以來大部分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那麼資本主義的行程和轉變有事怎樣的呢？小編今天給大家分享一些相關的知識，我們一起來學習吧。在商業的發展與宗教的熱情之間，是否存在一種聯繫呢？在改革後的天主教禁錮資本主義的擴張時，激進的新教主義是否刺激了資本主義的擴張？最具活力的商人出現在信仰新教的尼德蘭，工業發展最蓬勃的地方是信仰新教的英格蘭，而這兩個國家都是新教盛行的地方，這僅僅是巧合嗎？在信仰天主教的法國商界，胡格諾教的表現卓越，這是什麼原因呢？

在信仰加爾文教的「偉大的選侯」的統治下，信仰新教的勃蘭登堡一普魯士幾乎是17世紀德意志唯一的、欣欣向榮的公國；在1559年以前，信仰天主教的義大利、葡萄牙和佛蘭德斯，都曾經是繁榮的經濟中心，但在1689年以後，它們個個變得蕭條起來；那個時代最為激進的天主教國家西班牙成了令人震驚的、經濟崩潰的受害者。所有這些，都是為什麼呢？在過去的60年里，學者們就這些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卻未能達成一致意見。1904年，德意志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一文，從而引發了這場爭論。

在他的論文中，他堅信早期的新教徒，特別是加爾文和他的追隨者，對16和17世紀現代資本主義的開端有著強烈的影響。韋伯雖然認可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存在很多的個體資本主義者，但他認為，這些商人沒能向歐洲社會注入一種普遍的逐利精神。他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定義，是對利益的理性計算和高度系統化的追求，而不是對利潤、權力和榮譽的非理性貪慾。從像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和富格爾家族一樣的、改革前的商人銀行家身上韋伯看不到理性的資本主義。

他認為這兩個家族在它們華而不實的借貸業務中，表現出了非理性的貪婪。它們敢於下賭注，冒著風險將錢借給國王和教皇並慷慨地將他們的所得揮霍在不相干的政治工程上、對藝術的贊助與奢華的生活上。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起源，韋伯追溯到了16和17世紀英格蘭和尼德蘭的少數商人。他認為這些商人為了建設一個理性有序的利益體系，踐行了剋制、冷靜、勤勞和節儉。而他們的商業慣例，正是受到了加爾文道德教誨的啟發。韋伯重視新教的觀點—每個人的世俗職業或事業，是上帝分配給他們的使命。如果一個人成功地完成了使命，就是上帝已經註定了他的救贖。在韋伯看來，加爾文的宿命學說，使他的追隨者產生了內心孤獨、外部紀律、禁欲主義和本能需求等性格特徵。加爾文主義商人的精力，使他們站在了僕人和工薪階級之上。他們的高尚，是他們有別於貴族和銀行家的奢侈和浪費的證據。

正如韋伯的支持者托尼所說:「加爾文為16世紀的資產階級所做的，同馬克思為19世紀的無產階級所做的，是一樣的。韋伯的理論在很多方面遭到了挑戰。一些批評家否認了他的前提，即在宗教力量和經濟力量之間，存在意義深遠的文化互動。其他人則認為探尋資本主義精神的起源沒有太大意義。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的經濟決定論者，通常會駁斥韋伯關於經濟思想和心態導致商業慣例變革的論點，相反，他們認為商業慣例導致經濟思想的改變。因此，焦點是經濟本身，而不是周圍的「精神還有一些批評家反對韋伯對改革前資本主義的忽視，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和威尼斯，以及16世紀的安特衛普，幾乎使用了所有17世紀阿姆斯特丹和倫敦的商業手段；此外，在加爾文將它們神聖化之前，很多信仰天主教的資產階級也在踐行自律、節儉和勤奮。另一個攻擊的角度，是韋伯曲解了加爾文的道德教誨。他們指控韋伯扭曲了這位改革者對於世俗「使命」的概念，弱化了加爾文對金錢和利潤的敵視，忽視了日內瓦壓抑的環境，這環境非但沒能刺激，反而扼殺了商業的發展。

此外，他們還聲稱，在16和17世紀加爾文教徒最為集中的歐洲地區，如蘇格蘭和尼德蘭農村，經濟上仍十分落後。與以農耕為主的弗里斯蘭相比，阿姆斯特丹在踐行加爾文主義方面差得很遠，不僅它對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採取包容的態度，改革後的傳教士還淡化了加爾文關於宿命論的學說。韋伯被視為極端的批評家，甚至聲稱加爾文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敵人。近些年來，關於韋伯的爭論仍未停止。今天，大多數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專家認為韋伯的理論太過簡單化了。然而，無論韋伯提出的主張如何的不充分，但如果有人懷疑他提出的前提—16和17世紀的經濟力量和宗教力量之間有著強烈的相互作用，那就未免太過於幼稚了。

新教和天主教改革對歐洲商業環境產生的準確影響，永遠也無法最終定論。但韋伯的論點，即新教提倡自律的個人主義，促進了歐洲西部商界價值體系的形成，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毫無疑問，如約翰·加爾文所做的一樣，聖依納爵·羅耀拉強調情感和理智的紀律，但自律的加爾文主義者踐行低消費，憎惡罪惡的排場。然而，遵守紀律的耶穌會卻將他們的資源浪費在了巴洛克建築上，目的是為了讓上帝更加輝煌。巴洛克風格的羅馬，被改革後的教皇國建築——教堂、街道、廣場、樓梯、雕像、噴泉和宮殿—所改變，更加生動地體現出韋伯所謂的比文藝復興時的佛羅倫薩更加「非理性」和反資本主義。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儘管商業一片繁榮，但仍是一個普通的城鎮，鮮有醒目的公共建築。這裡的每一條運河都呈現出相同的景色:高高的、密集的、有三角牆的雙排房屋，看起來非常的溫馨和堅固。尼德蘭商人通常將辦公室設在自己房屋的底層，居室在中層，倉庫在頂層。

阿姆斯特丹的大資本家，常常在自己房子的梁木上，安裝一個突出的滑輪。這個滑輪可以將木桶和包裹從房屋下運河的駁船中吊起，通過頂層的窗子，放入倉庫。加爾文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影響，只能主觀地衡量。而資本主義對加爾文主義的影響，則更容易通過幾個不同的時期追溯。早期的加爾文主義者對賺取錢財表現得疑慮重重。16世紀中期，日內瓦的聖人們居住在罪孽荒漠的一小片綠洲中，採取共同行動來控制高利貸者和大資本家的貪婪。但到了17世紀早期，加爾文的信徒滲入歐洲西部所有的經濟中心，因此，他們不再能夠將自己同邪惡鄰居世俗的行為剝離開來。只有在像蘇格蘭、新英格蘭及尼德蘭的鄉村等閉塞的地區，才可能維持獨特和原始的、被選中者的社區。越來越多的新教的激進主義者不得不依賴於個人的自律。

倫敦的清教徒商人，教導自己做好上帝的僕人，但上帝賜予他的商業成功，最終卻鼓勵他去重視世俗的勞動，賺取利潤成了一項職責。到了18世紀初期，那些受加爾文主義熏陶的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資本主義者，仍致力於努力工作。但最初的道德目標「使命」，已經被世俗化了。1559年的聖人，已經成了1715年擁有特權的財富佔有者。一種檢測韋伯論點的方法是將16和17世紀新教和天主教對待窮人和濟貧的態度進行對比。韋伯和他的追隨者們認為，天主教慈善家將救濟品分發給他們遇到的任何窮人，並以此作為一種善舉，促成自己的救贖。新教的慈善家則將努力集中在社會福利計劃方面，用以幫助那些「值得救助」的窮人改善他們的生活。

毫無疑問，支持這一論點的證據是存在的。在西班牙，流浪是一種可以被接受的生活方式，那些為流浪乞丐籌集善款的天主教修士，反對任何清除街頭乞丐並把他們投入工廠的行為。這些修士認為，將這些窮人隱藏於公共視線之外，並不能解決他們的困境，而只是將這種困境掩蓋起來，這樣做只會抑制富人的同情心。在英格蘭和尼德蘭，雖然私人贊助的新慈善機構，如救濟所、孤兒院、學校和醫院得以建立，但這些機構只幫助一些選定的窮人和病人，流浪漢仍遭到粗暴的對待。

但在天主教的威尼斯，有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平等的機制，對窮人進行有目的的關照。那裡的宗教社會將救濟品發放給「受到尊重的」窮人，並為他們的女兒提供嫁妝。醫院將麻風病人、梅毒病人及患有其他可傳染疾病的病人進行隔離治療。對於極度貧困的女性，他們還建立了特殊的救濟所。為了把錢借貸給窮人，他們還建立了特殊的銀行。同西班牙人不一樣，威尼斯人為一部分專門以乞討為生的人發放執照，而其餘的人必須離開街道。因此，與其說是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對比，不如說是組織效率高低之間的差別。一項關於英國私人慈善事業的研究表明1640年財富佔有階級向慈善事業捐贈的善款，是1480年的8倍。

商人的捐贈比任何人都慷慨，特別是在17世紀早期。那時，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參加了清教徒運動。一旦我們理解了那個時期的物價已經上漲了350％，以及英國商業的發展狀況，我們可能會產生疑問，17世紀的新教捐贈者是否比15世紀的天主教捐贈者更為大方呢？然而，毫無疑問的是，他們為的是兩個不同的慈善目標。革命前的慈善家，會將自己遺產的53％捐贈給教堂，而投入濟貧、醫院和社會福利計劃中的比例，只佔到了15％。17世紀早期的慈善家，會將自己遺產的12％捐贈給教堂，55％的遺產用於濟貧和社會福利。當然，這樣的慈善活動對社會底層的真正幫助微乎其微。新教道德的篤信者認為，對於那些不值得幫助的窮人，根本就沒有幫助他們的辦法。

看到這裡，大家對歐洲資本主義和加爾文主義是不是了解到更多呢？我們一起來發表自己的見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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