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遭到彈劾但可能反將一軍，背後撕裂的美國社會難以解決
近日，由美國民主黨發起的彈劾現任總統特朗普愈演愈烈，12月18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彈劾特朗普的兩大條款：濫用職權和妨礙國會調查。特朗普成為繼安德魯·約翰遜和比爾·柯林頓之後，第三位遭到眾議院彈劾並通過的美國總統。當然，在眾議院通過後參議院很難通過，彈劾案大概率是無法真正令特朗普解職的。要成功的彈劾迫使總統解職，民主黨還需要在參議院爭取2/3的支持票，然而現在美國參議院是共和黨人佔據多數，100名參議員中共和黨人佔據53席，民主黨只有45席，獨立參議員2人，因此民主黨很可能連半數都無法達到。
美國政黨政治並沒有嚴格的紀律要求，這點不像英國議員在開會前會收到來自黨派的信件，明確要求在哪個議案投支持或反對票。美國政黨的個人偏好更明顯，政黨紀律較弱，因此常常出現民主黨人支持共和黨人的議案，或者民主黨人反對民主黨議案。不過在12月18日的投票結果來看，黨派分野已經嚴重的形成，眾議院的投票構成上，民主黨有231票贊成，2票反對，1票棄權；而共和黨則有0票贊成，194票反對，3票棄權，共和黨表現得稍微團結一點，但如此明顯的、按黨派分野劃分態度的情況在美國並不常見。因為這個彈劾案，黨派鬥爭的性質已經非常明確。
其實從特朗普當選後，民主黨人就在考慮要使用彈劾的方式迫使特朗普下台，這基本上不算是個秘密。不過彈劾需要有非常硬核的證據來證明總統存在著非常嚴重的犯罪或瀆職、濫用職權等，否則彈劾案通過的幾率非常低，事實上歷史上前兩位遭到彈劾的總統，1868年的安德魯·約翰遜（Andrew Johnson）和1999年的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都沒有因為彈劾下台，但是安德魯·約翰遜只差了一票。1974年，水門事件爆發後，總統彈劾案在歷史上首次獲得了大部分輿論的支持，不過尼克松在彈劾案發起之前主動辭職，以稍微體面的方式避免成為美國歷史上首個被彈劾解職的總統。所以嚴格意義上，美國歷史里還沒有總統真正被彈劾下台。
在沒有明確證據或事件的情況下，隨意發起彈劾案並不有利，因為其政治鬥爭性質會非常顯著，極易引起民意反轉。民眾選你上台不是要你玩政治鬥爭的，鬥爭色彩太濃與其說在與對手鬥爭，不如說在給自己挖坑。就特朗普上台後，民主黨內部也存在著反對的聲音，認為特朗普一直沒有出現特別嚴重的錯誤。不過此次民主黨激烈的跳出來彈劾特朗普，主要考慮的是為了拯救民主黨最受歡迎的候選人喬·拜登（Joe Biden），他現在在民主黨內部大約有28.4%的支持率，為三個候選人之首。但是偏偏他和他的兒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陷入了烏克蘭的貪腐醜聞中。
拜登其實命途多舛，他在1972年聖誕節前夕（剛剛在參議員競選勝利）因為車禍失去了妻子和小女兒，大兒子博·拜登（Beau Biden）和二兒子亨特受重傷但幸免於難。不過博·拜登在2015年因腦癌去世，所以拜登的核心家人其實就剩下亨特·拜登。而亨特·拜登的品行一直有點問題，雖然為律師和政治說客，但是以生活糜爛著稱，並常常利用父親的影響力拉動生意，是美國官二代中的紈絝子弟。而由於拜登這次人生劫難，似乎對兒子過於寵溺，這也助長了亨特的胡作非為。
這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時，拜登作為時任副總統，親自負責處理與烏克蘭的關係。2014年5月，就在顏色革命後幾個月，亨特擔任了烏克蘭天然氣巨頭布里斯馬集團（Burisma）的董事，布里斯馬集團的老闆是原亞努科維奇政權的環境部長，也是寡頭之一的茲羅切夫斯基（Mykola Zlochevsky），他急切地尋求靠山，自然與亨特一拍即合，說其中沒有更多內幕和交易恐怕壓根沒人信。布里斯馬集團後來仍然陷入了腐敗調查，負責調查這家公司的是烏克蘭首席檢察官紹爾金（Shokin），拜登副總統竟然以給烏克蘭的10億美元貸款為條件，要求烏克蘭方面接觸紹爾金的職務。烏克蘭急需美國的援助就自然而然撤換，新任檢察官一直沒有啟動對布里斯馬集團的深入調查，亨特直到2019年才離開布里斯馬集團。
2019年7月，特朗普突然叫停了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7月25日，特朗普與烏克蘭新當選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要求烏克蘭方面繼續調查布里斯馬集團的案件。如果任由特朗普和共和黨繼續挖料，很顯然民主黨人自己也不相信亨特乃至拜登的清白，於是開始了反擊。一開始從特朗普「濫用職權」的角度入手發起彈劾，不過現在看，民主黨人反擊與否可能影響有限，民主黨自己反倒是有搬石砸腳的可能性。
但是這種政治鬥爭背後卻是日益分化的美國社會，而美國現有的政治體系已經開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失調。首先是2016年總統選舉時特朗普這個攪局者出現，並將美國主流政治精英挑落馬下，而後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則是如此的激進，反自由主義趨勢顯著。而這種劇烈的衝突自然也讓民主黨不願意就範，這些都是實打實的利益損失，比如讓博·拜登在烏克蘭賺不了錢，這就是真實的經濟損失。
趨於零和博弈的結構的背後，是新自由主義陷入的危機。新自由主義通過金融化、私有化、市場化，將國內的資源重新整合，以集中資源繼續發展，實現更大範圍內更高效的配置。而通過全球生產體系的建立，將不重要的產能分散到全球，從而降低自身的運轉成本，並用從發展中國家中汲取的經濟剩餘、優質人才、巨量情報轉入本國，形成難以挑戰的優越地位。新自由主義應當說是極為成功的戰略，其顯著擴大了歐美髮達國家的優勢，並以更低廉的成本實現了持續發展的可能性。但是這一模式的代價也十分巨大，由於生產性投資不足，歐美內部的貧富差距被嚴重放大，低層人口因產業轉移陷入了失業，而中產階級財富也在不斷縮水。這一成本目前來看已經趨於難以穩定，40年的新自由主義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國，其內在的壓力恰恰最大，而美國政治黨派鬥爭的出現是其表徵，內在原因恰恰在於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結構性矛盾日益顯現。美國人是否還能突破新自由主義內在矛盾的束縛，目前還沒有真正的答案，但可以預見的是，美國政治中的對抗性成分會越來越大，而共識則有轉向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