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外交如何理解？霍梅尼思想是基礎，一條線索貫穿於其中

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的外交政策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巴列維的親美親西方路線被徹底推翻，反美、反以、輸出伊斯蘭革命成為伊朗外交的基調。當然，這並不是一夜之間就完成的，是在霍梅尼在伊斯蘭革命後「繼續革命」。這其中包括了自由派巴扎爾甘和巴尼薩德爾政府的先後倒台，也包括穆薩維完成了對伊朗外交部巴列維時期留下的技術官僚的清洗，伊朗的外交才真正走上的革命道路。

霍梅尼作為新伊朗的思想領袖，其思想自然也是伊朗外交思想的源泉。霍梅尼不是作為政治領導人，而是作為思想的指引人發揮作用。他的思想主要包括謀求建立伊斯蘭政府、實現教法學家的統治；反對君主制；反殖民主義 、反帝國主義、反西方化和反世俗化；輸出革命建立伊斯蘭世界秩序 。這其中包括了三層含義，即：

伊斯蘭世界主義。其實就是希望穆斯林世界大團結，實現伊斯蘭理想中的「烏里瑪」社會。為此，就要實現意識形態統一、政治統一，並解決教派分歧。霍梅尼認為伊斯蘭世界的分裂源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而非教派分歧。伊斯蘭共和國是伊斯蘭世界唯一真正的伊斯蘭國家，希望其他國家能夠效法伊朗實現伊斯蘭革命。

民族主義。儘管心懷伊斯蘭世界，並且大部分公開發言都否定民族主義。但霍梅尼也腳踏實地地選擇民族主義政策作為一種現實選項，很多詮釋都有伊朗民族主義的色彩，思想上也是以伊朗為中心。事實上伊朗可以在兩伊戰爭時不承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伊斯蘭身份，還可以在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發生衝突時選擇支持亞美尼亞。

反體系傾向。在意識形態上，霍梅尼認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造就了伊斯蘭世界的現狀，因此現行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自然而然就是實現真正伊斯蘭國家最大的障礙。在現實上，美國對伊朗革命政權表現出的壓制、封鎖和敵意也讓這種傾向進一步存在。伊朗往往佔據這反體系的道德陣地，這作為現有國際體系壓力最大的中東地區而言也是極為現實的問題。

當然，伊斯蘭普世「革命的伊斯蘭輸出源自阿亞圖拉·霍梅尼的意識形態世界觀，一種對伊斯蘭教的解釋，其特點是把一種植根於宗教的伊朗民族主義與通過宣教、典範和武裝革命來傳播伊斯蘭教的跨國特徵和穆斯林的全球使命結合在一起。鼓勵和傳播伊斯蘭教是一種基本的外交政策目標，這一目標反映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憲法中，反映在鼓勵人們『在國內外使革命永久化』的主張中。」

霍梅尼自己並非毫無變通之意，民族主義傾向源於一種更為政治家而非教法學家的視角。儘管他把蘇聯稱為「紅撒旦」，又喊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但這也沒阻止他接受來自蘇聯的軍事援助。這些自然也可以被歸結為在兩伊戰爭環境下的「權宜之計」。1984年後，霍梅尼也派出了哈梅內伊、拉夫桑賈尼、韋拉亞提等人訪問日本、中國、非洲、東歐和南歐，伊朗外交進入了一段開放時期，直至拉什迪事件發生。而1988年4月爆發的美伊海戰，伊朗海軍主力被美軍輕鬆殲滅，則也讓霍梅尼決心停止兩伊戰爭。霍梅尼時期整體上還是反西方、反東方、輸出革命的意識形態外交，但不完全毫不顧慮代價，而是更像是在兩者之間精明地尋找有利於意識形態的平衡。

此外，霍梅尼利用伊斯蘭共和黨集團內部的務實派和激進派分歧，不斷居中扮演調停者的角色從而獲得超越性的權力，因此伊朗外交作為務實派和激進派爭奪的重要陣地，不斷顯示出了嚴重的前後不一、政策不連貫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霍梅尼發出那份著名追殺令的「拉什迪事件」，本質上就是為了挽救不斷在實踐中碰壁而備受指責的激進派。

到1988年，兩伊戰爭以平局收場，戰爭並沒有在伊斯蘭思想的指引下獲勝導致了幻滅，而社會生活則由於戰爭和失序陷入混沌，公眾愈發不滿。在拉什迪事件後不久，霍梅尼去世。而繼任者令人意外地選擇了哈梅內伊而非蒙澤塔里，因此哈梅內伊一般而言被視為一個較為弱勢的最高領袖，因此他更別無選擇地依賴於霍梅尼遺留的權威，也無法重新詮釋霍梅尼思想。但作為國家二把手的總統則有更多現實政治的考慮，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都是偏向於務實做法，其中拉夫桑賈尼的威望事實上高於哈梅內伊，因此雙方得以合作。而哈塔米更為開放，與哈梅內伊關係並不和睦，哈塔米時期也是精神領袖與世俗總統之間爆發多次衝突的時期，到了哈塔米第二任期，哈梅內伊的地位反而更為穩固。因此，從1989年到2005年，伊朗的外交關係呈現了顯著的內部矛盾狀態，時而開放時而緊縮，哈塔米時期與西方關係較好，但也很快由於不符合反西方的霍梅尼主義路線而被喊停。

外部環境始終影響著伊朗內部派別鬥爭，2002年1月29日小布希發表的國情咨文將伊朗列入「邪惡軸心」，使得伊朗的安全受到了挑戰，2003年2月9日哈塔米公開了核計劃，伊朗核問題爆發。美國的敵意也讓保守派獲益，內賈德在2005年當選總統。到了內賈德執政，內賈德的保守派出身使得他與哈梅內伊互動良好，但也因此頻繁出現外交危機，他試圖塑造在「伊斯蘭世界不怕打壓」的形象，而「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的說法則凸顯了反以、反美的立場。當然，結果就是在內賈德時期，伊朗陷入了較為嚴重的外交孤立，並且受到了嚴苛的國際制裁，這都與內賈德較為強硬的表態有關。也因外部的巨大壓力，導致了一系列伊朗國內的政治危機，特別是2009年，拉夫桑賈尼為代表的務實派與內賈德、哈梅內伊為代表的保守派爆發了激烈衝突，哈梅內伊不計代價地支持內賈德導致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險些陷入伊斯蘭革命後的憲制危機。而通過2009年的危機，哈梅內伊也學會了不觸碰底線的前提下讓總統自由發揮。所以伊朗的政治在魯哈尼時期趨於成熟。但是內賈德任內整體經濟結構因為其分配政策過於低效而陷入困境，外部經濟又因為他受到猛烈制裁，因此內賈德的經濟表現可以說非常糟糕。這也進一步醞釀變化。

在2013年，務實派的魯哈尼取代了內賈德，成為伊朗總統。魯哈尼上台後很快對西方國家釋放了善意，一經上任就表示願意與美國開展對話，甚至他還保證「伊朗不是世界或中東地區的威脅」，並聲明伊朗已經準備好進行對話，甚至承認大屠殺是「納粹施加在猶太人身上的巨大罪行」。這種表態與內賈德相比簡直天差地別，因此也獲得了美國奧巴馬政府的積極回應。2013年10月16日，伊朗與伊核問題六國在日內瓦恢復談判，最終於2015年7月14日達成協議，一時間伊朗的國際環境有了顯著改善，伊核協議也是伊朗1979年後取得的最大的外交成果。不過伊核問題只是解決核問題，本質是讓伊朗處於距離獲得武器級濃縮鈾還有一年以上時間的安排，在其他地緣問題上，伊朗則按照老樣子行事，但空間依然很大，特別是在打擊極端主義組織時，伊朗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然，人算不如天算，2016年美國選出了特朗普，並且在2018年5月8日宣布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這就讓伊朗改革派、務實派非常尷尬。在之前，保守派羸弱的經濟常識和塑造敵意的外交政策天然面對著績效上的劣勢，改革派最大的優勢恰恰在於績效，這點其實也是被伊朗人認可的，「只要最高領袖允許，改革派總能獲得選舉勝利」。然而，如果美國全力塑造敵意，那麼改革派和務實派其實也很容易讓位於保守派。

總的來說，伊朗外交的基調毫無疑問是霍梅尼主義，不過得益於霍梅尼更接近政治家的身份，霍梅尼主義的範圍很廣，同時擁有伊斯蘭世界主義、民族主義和反體系的三重內核，因此這種意識形態本身具有比看起來更大的彈性。而保守派與務實派（或者說強硬派與溫和派）則是在霍梅尼主義框定的範疇內活動，國際社會的壓力則會通過這種派系之間的鬥爭和博弈發生作用。這一模式也賦予伊朗在國際舞台上活動的可控彈性，這也是伊朗在惡劣外部環境下不斷保持強烈存在感的主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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