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最大的危機並不是國際制裁也不是美國，而是這個潛在矛盾

伊朗的政治體制非常獨特，根據霍梅尼的「法基赫」思想，也就是教法學家監國的思想，阿亞圖拉們將捲入政治中，成為伊斯蘭社會文明的思想引路人。雖然法基赫思想在實踐中發生了一些不同，不過大致的思路是一致的，即讓阿亞圖拉扮演一種共同體的象徵，通過伊斯蘭教法來粘合總是容易碎片化的伊斯蘭世界。通過這種「真正」的、足夠「伊斯蘭」的制度，一種伊斯蘭文明與共和制政體得以出現。

伊朗是目前唯一一個採用這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國家，之前不論是世俗主義的凱末爾，抑或民族主義的納賽爾、阿薩德，都沒有在現代和伊斯蘭之間實現真正有機地糅合，而霍梅尼則做到了。這就是伊朗非常不同的地方，他們既「足夠伊斯蘭」，又有「共和制」，霍梅尼沒有像凱末爾那樣排斥伊斯蘭宗教，又不會像納賽爾、阿薩德、薩達姆那樣排斥真正的共和，伊朗確實有不少頗為民主的制度設計。伊朗的實踐在伊斯蘭世界中是獨特的，其價值其實遠比看上去更大。

但是伊朗的制度也對精神領袖提出了很深刻的要求，特別是在實踐上，阿亞圖拉干預世俗政治到什麼程度才是合適而且平衡的？這一點沒有標準答案，都是在實踐中摸索形成。阿亞圖拉不是世俗官員，也不是民選政治人物，因此他對於經學理解深刻而對現實政治並不一定完全理解，特別是涉及相關複雜技術領域上，阿亞圖拉們幾乎沒有知識儲備。這種硬傷賦予了民選總統以必要性，民選總統及其執政團隊才有能力應對非常艱深的專業技術領域問題，比如經濟發展、市場穩定等等。所以，精神領袖與民選官員之間的配合才是適當性和有效性可以相互重合的關鍵。然而，在制度上精神領袖的權力事實上要大於民選總統，這當然是霍梅尼尋求的「伊斯蘭」的體現，但精神領袖難以被制衡的問題也是個伊朗整體的硬傷。

不受制衡的精神領袖的最大支持者是保守派，至少在權威不如拉夫桑賈尼和蒙塔澤里的哈梅內伊時期是如此，這也是一種相互依賴。選擇弱勢的哈梅內伊很可能是霍梅尼死前為了確保自己路線能夠延續下來的權力處理方案，弱勢的哈梅內伊確實延續了霍梅尼的大量路線，並沒有加入太多自己的內容。這樣一來，霍梅尼就成為了哈梅內伊權威的最大來源，因此哈梅內伊不可能不趨於保守（保守霍梅尼的革命思想）。因此至少在哈梅內伊的時代里，保守派是天然有優勢的，他們與改革派（務實派）之間的分歧和鬥爭成為伊朗國內政治的主線，呈現出意識形態和政府績效的雙重競爭。

保守派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在於，其在伊斯蘭革命後的二十年里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比如戈爾博集團（Khatam－al Anbiya） 前身就是革命衛隊自足和重建總部，現在已經是伊朗基建和油氣開發巨頭，僱員達到4萬人。摩斯塔贊凡基金會是伊朗第二大集團、中東最大的控股公司，該集團也是革命衛隊的利益。在伊朗的私有化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團擴張表現非常明顯。伊朗經濟效率低下的關鍵其實在於私有化程度過低，這點伊朗人十分清楚，但在1989年上台的拉夫桑賈尼試圖改革時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強力阻礙，這尚且是作為「革命元老」的拉夫桑賈尼擔任總統期間。2005年，為了提高經濟效率，哈梅內伊開始了私有化改革，2006年，伊朗政府要求「政府要讓出主要國有企業80%的股份給人民以幫助達到20年經濟計劃中設定的目標」，結果，這批價值約1300億美元的股份確實被轉化，但大部分流入了伊朗的眾多革命基金會而非私有企業，同時革命基金會直接或間接隸屬於伊朗國內許多軍事或准軍事部門，他們根本不受政府的監督。據統計，2007年到2009年期間，82家國有企業價值37億美元的股份轉到了非國有機構旗下。據估計，其中 46%由社會保障投資公司（Social Security Investment Company）和伊朗投資公司（Mehr-e Eqtes-ad-e Iranian Investment Company）兩個公司獲得，前者由革命衛隊控制，後者隸屬於巴斯基民兵組織。2009年的伊朗電信公司收購案更是引發大規模爭議，德黑蘭證券交易所埃特瑪德·莫賓（Etemad Mobin）集團30分鐘內就收購了伊朗電信公司51%的股份，價值約為79億美元，而這一集團下屬三個子公司都事實上屬於革命衛隊。

在保守派執政的內賈德時期，這類併購層出不窮，革命衛隊、巴斯基民兵等組織快速擴張了自身經濟實力。事實上不僅僅是這類大型財團併購，即便是由巴斯基民兵組織控制的農村，他們也通過內賈德政府對農村的大量補貼，攬獲了大量農村基建項目。內賈德時期相關既得利益的擴張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最終引發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而且由於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掌握了大量資源，同時又不受政府監督，因此他們還可以有另外的途徑生財，那就是非法交易和參與黑市走私。因此，事實上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組織這類軍事、准軍事部門已經與惡劣的國際制裁融為一體，通過國際制裁和惡劣的國際環境，他們可以順理成章地將自己處於不受監督的位置，從而大量獲益。因此，這種不健康的利益結構也意味著，保守派將更為堅決地維持一種伊朗國家不安全的狀態，反對改革和更大範圍的開放，這對於他們的利益有利。

人民希望富裕起來，這也是當年伊斯蘭革命中針對巴列維王朝白色革命的結構性缺陷所許下的承諾，這需要在政府績效上兌現。然而，保守派的利益卻已經如此龐大，這毫無疑問會抑制伊朗經濟效率的提高，也會影響財富分配的均衡。因此，儘管革命衛隊的企業會有著更好的信譽和可預期性，但這個龐然大物盤踞在經濟之上仍然不是健康的，也會抑制優質私企的出現，進而伊朗很可能將面對一方面經濟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利益分配缺乏公平性的雙重不利。

所以，國際制裁的持續、保守派利益格局的尾大不掉將導致伊朗的格局發生一種分裂，即政治正確的保守派不能帶來績效上的提高，而改革派可以帶來經濟發展卻會受到政治正確的保守派的打壓，霍梅尼的意識形態適當性和有效性發生了分裂，這就會隱藏非常嚴重的問題。2009年爆發的選舉危機其實就是這種分裂的表現，哈梅內伊堅定地站在內賈德這邊，反對拉夫桑賈尼派，這造成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和持續騷亂。儘管內賈德實現了連任，但哈梅內伊的表現令許多呼籲改革的伊朗人感到失望，這對於霍梅尼的「法基赫」統治而言是極為致命的。因此，內賈德之後改革派的魯哈尼上台，也著手調整政策，儘管時不時碰壁但也取得了伊核協議這樣的成績，本來很可能可以利用外資這條鯰魚攪動既得利益集團，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遇上了喜歡單方面毀約的特朗普。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事實上沒有解決，「只要最高精神領袖允許，改革派必然勝選」幾乎成為了伊朗政治的鐵律。

所以伊朗其實根本不怕國際制裁，國際制裁下伊朗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可以理所當然地獲得大量的資源。伊朗怕的是教法學家監國被民眾視為一種阻礙性的力量，這才是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真正的傷筋動骨，畢竟信仰換不來麵包，如果沒有麵包，人們將質疑信仰。這種分裂可能還會持續下去，哈梅內伊時代預計已經難有變化，下一任最高精神領袖恐怕將需要給霍梅尼思想注入新的內容，鼓勵改革與進一步開放，這才能將這個世界獨一份的伊斯蘭共和國維持下去。如果還維持原狀，那麼他們會像巴列維一樣，將所有矛盾引向自己，最後仍然將面臨巨大的風險。由此來看，繼任者的歷史責任恐怕極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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