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記看每天的月亮，直至生命燃盡：坂本龍一68歲了
每天一條獨家原創視
《坂本龍一：終曲》正在中國上映，
導演史蒂芬從2012年到2017年，
5年跟拍製作，
完成這部關於坂本龍一的紀錄片。
豆瓣上3萬5千人看過，打出8.8的高分。
1989年 攝影：Albert Watson
坂本龍一，被大家昵稱「教授」，
世界級音樂家、電影配樂大師，
是亞洲年輕人的共同偶像。
坂本年輕時組樂隊YMO，在歐美和日本走紅，
對後世的電子樂、hip-hop有開創性影響，
35歲因《末代皇帝》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配樂。
38歲定居紐約後，
常以環保、反戰為題材進行創作。
粉絲對他的喜愛，早就不限音樂，
而是把他當做一種文化ICON、
一個精神領袖，去崇敬。
一條專訪斯蒂芬導演
再過一周，就是坂本龍一的68歲生日。
我們在《坂本龍一：終曲》上映之際，
專訪了來到北京的史蒂芬導演，
「我希望這部電影，能讓大家感受到
坂本龍一是如何聽到這個世界的。」
編輯倪蒹葭
2017年9月，威尼斯電影節，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世界首映，現場觀眾起立鼓掌，長時間不息。
前排的坂本龍一有些害羞，他略有尷尬地對身邊的紀錄片導演說：斯蒂芬，我們離開這裡吧。
《坂本龍一：終曲》記錄了這位音樂家，在日本福島核泄露、及親歷咽喉癌之後，如何用藝術回應災難，重新開始創作音樂。
2019年12月，電影終於在中國上映。樂迷、影迷等各路粉絲，紛紛前往膜拜。
坂本龍一在格陵蘭島，為當地自然聲著迷
《坂本龍一：終曲》截圖
《終曲》從2012年開拍，2017年完成。
起初，導演史蒂芬想要拍攝一部演奏會電影，然而在2014年，坂本龍一被診斷出了癌症，紀錄片的方向也隨之改為傳記紀錄片，我們也得以了解坂本龍一不為人知的人生經歷。
YMO成軍時期
古典樂出身，卻成為日本當代音樂的革新者
坂本龍一1952年出生在東京，3歲開始學鋼琴，年少時覺得自己是德彪西轉世。
但坂本龍一從未刻意要成為音樂人，因為不想被任何固定職業限制，他在填寫志願的時候寫了「沒有志願」，直到細野晴臣推了他一把。
1978年，細野晴臣邀請坂本龍一和高橋幸宏，一起組個樂隊，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坂本當時剛從東京藝術大學作曲系研究生畢業，高橋幸宏打趣他，在搞音樂的人中算學歷高的了，問他以後會不會成為教授。「教授」的昵稱由此而來。
YMO樂隊，左起：細野晴臣、坂本龍一、高橋幸宏
YMO專輯封面
坂本龍一驚訝於細野和高橋沒受過正統音樂教育，卻掌握了音樂的核心。與受系統古典音樂訓練、熱愛實驗性現代音樂的坂本不同，細野和高橋的音樂源頭中有爵士樂和流行音樂的元素。
YMO的音樂在歐美走紅之後，開始在日本被接納，80年代初的東京街頭，隨處可以聽見YMO樂隊前衛、高科技感的電子音樂。對後世的電子樂、hip-hop有開創性影響。
坂本說，「加入YMO之前，我不過是半瓶醋，在樂隊中經歷了爭執和糾葛後，才一點一點成長。」
1983年，YMO在巔峰時解散，成為傳奇；坂本龍一單飛，也開始在電影配樂領域大放異彩。
《戰場上的快樂聖誕》
電影配樂大師
1982年，電影導演大島渚邀請坂本龍一主演《戰場上的快樂聖誕》，飾演一名日本軍官。
坂本是大島渚的影迷，看過他幾乎所有電影，但傲嬌的年輕人附加了一個要求：那請把配樂也交給我來做吧。大島渚說好。
當時日本電影通常是在上映前一周匆忙配上音樂，但是坂本向大島渚要求了3個月時間，大島渚再次同意，而且沒有任何指示，給他100%創作自由。結果，主題曲《聖誕快樂，勞倫斯》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電影本身。
《戰場上的快樂聖誕》
關於這首神曲的創作，坂本龍一本人是這樣闡述的：「因為是聖誕，所以想用鈴聲。而電影故事發生在南太平洋的小島，不能用歐洲的鈴聲，所以想到用巴厘島甘美蘭的聲音。」
由此，坂本龍一開始了和多位國際名導合作電影配樂的生涯。
《末代皇帝》劇照
坂本龍一和陳冲，拍攝《末代皇帝》時
1986年，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在北京紫禁城開拍，邀請坂本龍一飾演日本軍官甘粕正彥。拍攝結束後，他被緊急任命為影片作曲。
2個星期後，坂本交出了44首曲子。
皇妃文綉在雨中離開了溥儀的家，扔下雨傘出走，他為文綉寫了一首《Rain》。第一次給義大利的工作人員聽的時候，所有人互相擁抱，喊著，「bellissimo（太美了）、bellissimo（太美了）。
《末代皇帝》還獲得了金球獎最佳原創配樂
其實坂本沒有學習過中國音樂，他接到任務馬上買來20多張中國音樂精選集，花了一天時間全部聽完，2周趕出44首，完工之後就累得住院。
他說做電影配樂，是因為這些電影創作者吸引著他，「我好像繼承了父親的性格，很容易被人或事吸引，而且入迷。」
坂本龍一在紐約的私人工作室
2014年，在自己癌症治療的關鍵時期，坂本不顧家人反對，接受了電影《荒野獵人》的配樂邀請，因為沒有辦法對亞利桑德羅導演說不。
2017年，台灣導演蔡明亮把新片《你的臉》寄給他請他看看，他便回信說想要做這部電影的配樂。一個月後，坂本龍一把音樂發給了蔡明亮，附了一封短訊：您想用多少，用在哪裡，都可以。
音樂放進電影中，非常貼合，後來獲得台北電影節最佳原創配樂。
「萬物皆音樂」
紀錄片《終曲》中，坂本龍一隨時隨地都在收集、記錄聲音：
穿著藍T的坂本龍一，頭上套著個藍色塑料桶，站在雨中感受雨滴敲擊的聲音。
潛入森林，收集踩在枯葉上的腳步聲。
去非洲記錄原始部落的歌聲，在肯亞的湖泊上採集自然聲。
少年時代，受到約翰·凱奇（John Cage）等現代音樂家影響，坂本龍一認為萬物皆是音樂。80年代的巴厘島旅行，他看到當地人在鴿子腳上繫上鴿哨，放飛的時候，鴿哨發出忽遠忽近的聲響，和悠悠的風聲、森林的聲音混在一起，他念念難忘。
所以擔任2014年札幌藝術節總監時，他設計的開幕式並不奏樂，而是讓一群繫上鴿哨的鴿子飛翔。
坂本龍一錄屋頂上的雨聲
坂本龍一感興趣的不僅是音樂本身，還有整個環境的聲音景觀。
「每次下雨的時候，我都打開窗戶，然後把錄音器放出去。」他會在任何地方敲打看到的東西，了解它們的聲音。在巴塞羅那，一輛巡邏車響著汽笛駛過，他趕緊掏出手機錄音，為沒有錯過這個聲音開心。
2011年日本海嘯和福島核泄漏後，坂本龍一發現了一架被海嘯吞噬過的鋼琴，鋼琴完全走音了，他卻被這個聲音迷住了，「海浪一瞬間湧上來，讓鋼琴回復到自然狀態，經過自然調音的鋼琴聲，我覺得特別美。」
他把這架鋼琴的聲音，放進了新專輯《非同步》中。
《坂本龍一：終曲》截圖
紀錄片《終曲》的拍攝過程，剛好也是坂本龍一新專輯《非同步》的創作階段。他十分喜歡這張專輯，甚至有把它藏起來、不給別人聽的想法。
這張專輯裡的音樂與以往十分不同：
幾乎沒有旋律，而是由踩在落葉上的腳步聲、被海嘯損壞的鋼琴發出的聲音、測量核污染儀器的哀嚎聲、日本傳統的三味線等等聲音，奇妙地組合著。
這是福島事故和經歷癌症之後，更加感受生命脆弱的坂本龍一，最想要做的音樂。
2017年NHK專訪坂本龍一
2017年《非同步》發行之時，他在NHK電視台被訪問道，想以怎樣的方式燃燒至盡，坂本想了一會回答，「確實有一個強烈的想法，就是不對自己說謊，想做真實的音樂，真實地活下去，還有不忘記看每天的月亮。」
雖然早在80年代就成為歐美和日本的音樂偶像，但坂本龍一從未停止對音樂邊界的探索。在現代音樂、古典樂、流行樂、電子樂、民族樂等等之間來回跳躍，也在地球的各個地方，北極、非洲、南洋小島汲取聲音靈感，越來越不受到限制。
「總覺得無論我們說什麼，上頭的人都聽不見。最終又回歸沉默，日本人已經沉默四十多年了。」
紀錄片《終曲》中，坂本龍一參加了反對重啟核電站的大型集會，他說：「不管是核電站事故，還是災後日本的政治狀況、社會情況，全都每況愈下……如果不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我會感到非常壓抑。我做不到視而不見。」
一直以來，坂本龍一有自己鮮明的政治立場，是積極的社會活動推動者。
大學時的坂本龍一
坂本龍一的父親是出版社編輯，母親是帽子設計師。70年代，左翼思潮在日本非常流行。出身有閑階級的坂本龍一，從高中就是一枚左翼熱血青年，積极參加左翼運動。
「仿效中國的精神，我們也要用音樂為工農服務！」「一起解放被資本主義操控的音樂」。反對學校統一的制服，統一的考試製度，在他們高中的罷課運動中，校服、校帽和考試，真的因此被取消了。
雖然坂本龍一最後還是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但他認為自己帶著「瓦解大學制度」的想法進入了東京藝術大學。
高中時的坂本龍一
1969年，在新宿高中校舍前發表激情演說
在自傳《音樂即自由》中，坂本龍一回憶當年積极參加運動的自己，「當時有個傳言，在被封鎖的新宿高中校園裡，坂本帶著安全帽在彈奏德彪西的樂曲。不過我已經不記得這些事了，如果我真的做過，毫無疑問就是想出風頭。」
如果說少年時代的積極運動，帶著「中二」氣息，38歲搬到紐約居住之後，他越來越深刻感受到存在於世界上的斷層。
攝於南青山的個人錄音室
1997年，寫下《Discord》（意為不調和、爭端）這首曲子是因為，他看到電視正在報道盧安達內戰難民的新聞，當天夜裡，夢到自己想要寫一首關於這起事件的管弦樂曲，於是立刻起身，衝到位於地下室的工作室內，趕緊動筆寫下了。
「當時我有一種無法沉默下去的心情。對我來說，這應該是一個很大的轉機。」
《LIFE》中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的頭像
1999年，世紀之交，坂本龍一寫了一出歌劇《LIFE》（生活），蘊藏了許多與環境問題、社會問題相關的信息，比如核武器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的頭像投影在巨大屏幕上。坂本期待經過20世紀的戰爭和災難，數以億計的人因此死去，到了新世紀，人類也會變得更明智一些。
坂本龍一拍攝於911事件
可是21世紀的頭一年，他在紐約親歷911事件，生活陷入恐慌之中。很多人擔心恐怖分子會用核武器發動第二波攻擊，為此坂本龍一買了一輛越野車，裡面儲備了一個月的水和糧食，打算隨時逃難，還買了很多防毒面具，分送別人，也送了前妻一個。
12月，他和村上龍等好友一起出版了一本評論集《反戰》。
《Chasm》專輯封面
21世紀，他發行的第一張專輯就是《Chasm》（意為裂痕、斷層），專輯發行於2004年，這前一年美軍進攻伊拉克。專輯充滿著被憤怒驅使的心情，比如第一首歌就是說唱，由韓國說唱歌手MC Sniper聯合演繹，歌詞寫著「搬運因為飢餓呻吟的老人，被恐怖中的不安和危險拽著的你和我……」
「雖然一般大眾走上了全球各地的街頭，質疑美軍進攻的動機並不單純，但那些媒體或專業人士，卻對此一聲不吭。我真的看不下去，每天都很痛心，想著這是開什麼玩笑。」
2008年格陵蘭島之旅
坂本龍一把錄音機放進冰川，「我在把聲音釣上來」
坂本龍一對人為災難和環境問題的思考，在2008年的格陵蘭之旅中，得到了某種解答。
當時是一個藝術項目，邀請藝術家去格陵蘭島，直觀地看全球暖化的後果。見到數量驚人的海水和冰山，坂本內心受到很大衝擊。
「當人類加諸大自然的負擔一超出大自然容許的範圍，受害的是人類，大自然不會感到任何困擾。生活在冰山和海水的世界的那期間，我不斷感到人類是多麼微不足道。」
格陵蘭之旅也深刻改變了他正在創作的專輯《Out of Noise》（2009），使用了北極冰雪融化聲、流水聲，他讓這些原始聲音直接排列，嶄新的音樂也逐漸成形。
坂本龍一和東北青少年管弦樂團
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以及核泄漏事件，對坂本龍一影響深遠，他招募受災地區的孩子，組建了一支東北青少年管弦樂團，親自教授，把他們帶進音樂世界。
直到2019年的採訪中，他仍然說「事件帶給我的震動至今還在。那種震動究竟是什麼，我應該怎麼做？我還沒能找到答案，它們也影響著我的創作」。
《坂本龍一：終曲》也記錄了他尋找答案的過程。
以下是紀錄片導演史蒂芬的自述。
自述史蒂芬·野村·斯奇博
福島核泄露事故後，
我見到了不一樣的坂本龍一
1990年前後，我和坂本龍一，幾乎在同一時間從東京搬到了紐約。
我是1970年出生在東京，媽媽是日本人，爸爸是美國人。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整個東京，我感覺YMO的音樂無處不在。我一直是坂本龍一的粉絲。
2011年，日本東太平洋發生9級地震，繼而發生海嘯，福島核電站放射性物質泄漏，它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大的在役核電站。家鄉的一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12年5月，我在紐約的一次有關福島核災難的活動中見到了坂本龍一，當時是一位京都大學的核物理學家，來做核污染的演講。眼前的坂本龍一，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樣了 。
YMO時期，坂本龍一做出機械感的電子音樂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YMO樂隊最英俊的成員。8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科技迅速發展，從戰後陰影中走出來，大家對未來有一種夢幻的嚮往，YMO的音樂帶著時髦的機械感，他就像一個時代典型，代表著科技能帶來的希望和幸福。
而眼前的坂本龍一，年紀大了，他顯得有些懊悔，意識到技術也會給我們帶來很多麻煩。
坂本龍一在反對重啟核電站的活動現場
在這個活動上，我第一次知道坂本龍一對環境問題、核問題有自己的立場。我也得知他計劃於2012年7月在東京舉辦一場名為「無核」的音樂節。
日本主流媒體對於他反對核污染的立場感到不安，因為他太有名了。
這些媒體不跟進報道、保持沉默，而我是一個住在紐約的獨立電影製作人，我覺得我應該去記錄它。
我真的不知道坂本龍一為什麼會答應。他後來告訴我，看過我的另一部音樂紀錄片，關於埃里克·克萊普頓（Eric Clapton），他很喜歡。
而且我猜測他的確希望有人能在福島核事故之後，幫他講述自己的故事。也許他認為我能以國際化的視角去講述。
坂本龍一為災區人們演奏
災難之後，我們能做些什麼
面對災難，我們無能為力，只能試著找出自己能做什麼。坂本龍一成為了一個積極活動的音樂家，而我為他拍了一部紀錄片。
在岩手縣一個叫陸前高田的小鎮，很多人在海嘯中喪生，是一個重災區。2012年12月，坂本龍一去那裡為當地人表演。
地震發生在2011年3月，此時是在一年零9個月後，但一些人告訴我們，在坂本龍一演出的時候，他們終於可以真正入睡了。
當時那個情境很打動教授，但是他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為了使人們從音樂中感到放鬆，演奏者不能夠太情緒化。
福島核事故之後，我們已知的世界似乎要走到盡頭，好像進入了一個時代尾聲。
我想展現坂本龍一是如何用藝術回應災難。
這部電影的第一個場景，是坂本龍一在彈奏一架被海嘯損壞的鋼琴，他覺得走音的鋼琴聲很美。
這個場景基本囊括了所有這部電影在探索的主題：關於一個人克服困難、並開始創造新的美妙音樂的故事；他最終擁抱了生活，但同時，他對世界上所有正在分崩離析的事物有著非常敏銳的意識。
患癌症後，他鼓勵我繼續拍下去
拍攝期間，2014年，他患上癌症。
得知他的病情後不久，他允許我去採訪他。我不忍心繼續打擾，但他說你應該拍下來。這是整個拍攝中最痛苦的部分。我採訪了他很多內容，因為癌在他的咽喉，我們擔心他以後不能說話。
當時坂本龍一先生和他家人，不希望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來他們家拍攝。
當時他的兒子剛剛大學畢業，是個很有天賦的電影製作人，我一個人在他們家拍攝時，他就幫我打燈、收音。我就跟他說，你為什麼不直接自己拍呢？
我很快就發現，他拍的鏡頭非常好，有一種非常溫柔的關係在裡面。後來他一聽見父親彈琴的聲音，就像消防員一樣，拿著相機衝過去拍。家裡面的很多鏡頭是坂本先生的兒子拍的。後來坂本先生的身體恢復了一些，我會帶一個小小的團隊來，他的兒子也會成為團隊一員。
坂本龍一紐約家附近的街區
我曾經嘗試導演坂本龍一，但是從來行不通。他太聰明了，一意識到我在做些安排，他就會毀了它。他相信自然流露是最好的，你就是在誠實地表達。
也的確如此，我之前一直想以新的音樂的誕生作為電影的尾聲，事情就自然發生了。
那天我們已經完成拍攝，只想從坂本龍一身後補拍一個在彈琴的鏡頭，他說，那我就隨便彈了。他開始彈《Solari》，這是他寫的一首新歌，他第一次在別人面前演奏這首曲子。
那其實是我等待了5年的時刻。
拍攝過程中，有很多回憶，最美好的就是和坂本龍一待在一個小房間，他在一架鋼琴前作曲。
那整個夏天他都投入在《非同步》這張新專輯的創作中。我們每個周末去拜訪他，會談論他的想法、他的生活，最妙的是，有時他有了靈感就會突然開始彈奏。
音樂太美了，而且他就坐在那兒。
「我想讓觀眾感受
坂本龍一是如何聽到這個世界」
我們都叫坂本龍一「教授」，我想把他的理念，也融入到紀錄片的製作中。
坂本龍一是一個極簡主義者，他總是說少即是多。所以電影中有很多沉默的時刻，有時沉默是最有力的。
《東京旋律》中坂本龍一彈奏《聖誕快樂勞倫斯》
這部電影有許多片段，在過去和現在來回穿梭，剪輯上還會從世界一個地方跳到另一個地方，因為我覺得這是坂本龍一的思想特點之一。
電影中我穿插使用了一些1985年，法國攝影師Elizabeth拍攝的坂本龍一紀錄片《東京旋律》，那就像一個時間膠囊，當時他彈奏《聖誕快樂勞倫斯》的速度更快，鋼琴音調也調得更高，他說話也更快。當時和現在的對比很有趣，也很美。
1987年，坂本龍一就出過一張專輯《Neo Geo》（新地理），其中有巴厘島的音樂，有日本沖繩的，也有來源於非洲的音樂，對他來說，這是一整個平坦的世界。電影中也是如此，上一刻在非洲，下一個場景就到了格陵蘭島。
坂本龍一在福島核事故後的災區，電影中此處可聽見測量放射污染儀器的鳴叫
我把電影的整體節奏放慢，讓聲音能夠停留，被感覺到。這種方式也跟我和坂本龍一一起去福島核污染區的經驗有關。
那兒實際上非常平靜，有鳥類，但沒有人煙，我感到最恐怖的是，我一點也感覺不到危險。人的五感是沒法感知到核污染的，只能通過科技的東西探測，無色無味，我們人類製造出來了一種危險，我們自己無法感知。
我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讓觀眾感受到坂本龍一是如何聽到這個世界的。
坂本龍一在新專輯《非同步》的演奏會上
龍一相信所有的聲音都是音樂性的——即使是環境聲。他收錄各種聲音，把它們帶入專輯。比如，把麥克風掛在家裡的牆上，讓他的房子變成像一件樂器。這個理念啟發了他最新的作品，以及我們的剪輯方式。
破碎的鋼琴聲、測定放射能量儀器的哀嚎聲、北極冰層融化的聲音，以及坂本龍一彈奏美妙的旋律——所有這些，像樂句一樣被組合。我們根據聲音來剪輯電影，希望它就像一首很長的樂曲。
電影的結尾，他創作出了美妙的新音樂，然後又回到生活中，天氣很冷，他說要動動手指，保持溫暖，繼續創作。
部分圖片來源：《音樂即自由》，感謝楚塵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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