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醫藥文化漫談！古之初為道者，必須兼修醫術！

道學 01-17

道教醫學歷史悠久，源遠流長，隨著道教的創立而肇始於漢末，形成於魏晉南北朝，在唐宋發展至鼎盛，是我國傳統醫學中的瑰寶。前不久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中國中醫研究院終身研究員屠呦呦，其提取青蒿素的技術環節就受到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的啟發。在大力提倡繼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今天，如何汲取道教醫學文化營養，並適應時代要求，成為我們今天值得思考的問題。

道教醫學有其鮮明特色，其醫學模式是一種熔生理治療、心理治療、社會治療和信仰治療為一爐的綜合性醫學模式，建立在道教宇宙論、人天觀和身心觀基礎之上。今天我們研究道教醫學，應該以科學的態度、理性分析的眼光，摒棄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現代價值、意義的部分，古為今用，為人類的健康保健事業作出積極貢獻。

以醫傳道：古之初為道者，必須兼修醫術

道教醫學是一種宗教醫學，作為宗教與科學互動的產物，它是道教徒圍繞其宗教信仰、教義和目的，為了解決其生與死這類宗教基本問題，在與傳統醫學相互交融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特殊體系。道教醫學不僅是道教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是中國傳統醫學不可或缺的一個流派。

道教醫學有其鮮明特色，其醫學模式是一種熔生理治療、心理治療、社會治療和信仰治療為一爐的綜合性醫學模式，建立在道教宇宙論、人天觀和身心觀基礎之上。道醫善於運用精神、信仰療法和各種自然療法對病人進行心理和信仰治療；道教醫學對疾病的診治不單是從個體身心的治療入手，而且還注意到外界自然、社會環境因素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強調對外界環境的「治理」，此乃道教特有的「醫世」思想。在道家生命觀、疾病預防治療觀指導下，在傳統醫學基礎理論之上，道教醫學逐漸形成其獨特的生命哲學思想、藏腑經脈體系、病因病機思想和疾病治療預防技術。其中道教養生術以「治未病」為要旨，得到代代傳承。道教醫學對中醫基礎理論、藥物、方劑、外科等方面的影響尤為深刻，對民間醫藥等發展也具有巨大的影響。

道教醫學隨著道教的創立而肇始於漢末，晉代就有「道士醫師」出現，至清末還明確提出了「道醫」的概念。道教在其修鍊理法的建構中都重視和發揮傳統醫學理論的作用，樹立了道門借醫理弘揚道法的典範，對後世道教與醫學關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道教以醫傳道，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以醫傳教」，另一方面「借醫弘道」。因此，道教與醫學發生交叉疊合是必然的結果。就其歷史淵源而言，道教醫學的源頭可以遠溯到原始宗教之巫術醫學，而它的直接前身則是秦漢時期的方士醫學。由巫醫到方士醫，再由方士醫到道醫，這便是道教醫學前期孕育和演化的三部曲。道教醫學作為中國本土的宗教醫學，具有歷史傳承性、多樣包容性與實踐性三個明顯的特徵。

首先，道教醫學在東漢時期道教形成之後才出現，通過對以往時代各種醫療實踐經驗的繼承而逐漸形成。例如，祝由符咒療法就是對上古時代巫醫治病術的繼承；其外丹服食術、內丹術則是繼承了以往時代服食、內煉養生的理論成果，並經過歷代道門中人的大量實踐總結而成的。值得重視的是，道教醫學還通過歷代道教醫家、養生的獨特發展逐漸形成其自身的理論體系，既有生命哲學思想，亦有其獨特的藏象理論體系、病因病機與療法體系等方面。

其次，道教醫學體現了道教雜而多端的個性，道教醫學理論幾乎包容了自上古時代以來的各類醫學理論與技術，其卻病養生的形式則靈活多樣。以養生術為例，諸如行氣、導引、存思、辟穀等方術均被納入。

再次，道教醫學的實踐性。自東漢時期，早期一些道教，如東漢順、桓之時張陵所創的五斗米道，靈帝時張角的太平道，在初創之時都是將傳教與治病結合起來，採用了帶有濃厚巫醫色彩的治病方法。各種延命長生方術的實踐性特徵更加突出，除了用於達到長生的宗教性目的外，均可以用來治療疾病。

如果說在漢代道教始創時期，道教與醫學的緊密聯繫多是出於宣傳教義、廣納教徒以擴大教勢，明顯地表現出一種以醫傳教的外在功利性目的的話，那麼，隨著魏晉時期葛洪神仙道教體系的建立，上清派、靈寶派的形成以及南北朝時期道教本身的進一步改造、完善，這種聯繫就成為道教自身發展所必不可缺少的內在要求了。

首先，東晉時期葛洪神仙道教理論的建立，使得道教基本教義從早期「去亂世、致太平」的救世學說發展成為專註於企求「長生久視」和「度世延年」，這在道教理論發展史上意義重大。這一轉變的完成，使長生不死、羽化登仙成為道教的基本信仰和修鍊追求的最終目的。為了達到修道長生的這一度世目的，首先要卻病延年，《真誥》指出：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

由於醫藥的作用正是在於治病防病，延長人的壽命，故掌握一定的醫藥知識和技能是道徒進行「自救」並進而「濟人」的基礎和前提。因此，修「仙道」必須通「醫道」。

其次，道教本著「內修金丹、外修道德」的宗教倫理實踐要求，認為行醫施藥是一種濟世利人的「上功」與「大德」，也是長生的一種先決條件，即所謂「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葛洪從道教義理的角度和層次上，深刻闡明了醫藥在長生成仙、濟世救人的修道實踐活動中的重要意義，明確提出為道之人必須兼修醫術的主張，得到道門中人的普遍認同。因此，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上清派和靈寶派的相繼出現，道教與醫學的關係更加緊密。上清派、靈寶派的修持理論（尤其是上清派），是結合傳統醫學理論進行建構的。這一時期道教逐漸將醫學這一手段運用的重心從「以醫傳教」轉向「借醫弘道」，這就從更深的層次上促進了道教與醫學的交融。

醫道融通：歷代道教醫家及其醫學創穫。

隨著道教與傳統醫學關係的進一步密切，魏晉以來，歷代修道而兼通醫術者層出不窮。魏晉南北朝時期較著名並且入列《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醫術名流列傳》的道醫有封君達、董奉、負局先生、葛仙公、鄞邵、蔡謨、殷仲堪、葛洪、許遜、徐熙、徐秋夫、羊欣、劉涓子、徐嗣伯、顧歡、徐騫、張遠遊等。此外，葛洪之妻鮑姑，上清派、茅山宗宗師陶弘景精於針灸、醫藥和養生術；中國醫學史上的第一部製藥專書《雷公炮炙論》的作者雷努也是一位道教醫家。這些著名道教醫家在傳統醫學史上佔有一定的歷史地位。

魏晉時期的著名道醫首推葛洪。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人，少年好神仙術。葛洪的醫著甚多，除了專述養生服食方者外，其醫學價值最高的首推《金匱玉函要略方》一百卷、《肘後備急方》三卷，現僅存《肘後備急方》一書。書中提出了—個重要的醫學思想：即醫生處方用藥要以「價廉、簡便、靈驗」為原則，選擇和實施醫療措施要力求「救急、方便、實用」的臨床治療學思想。

這一頗有創意的治療學思想，是以葛洪為代表的道教醫家在繼承《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所奠定的一些治療學原則，諸如辨證論治、調整陰陽、扶正祛邪、因勢利導原則基礎之上，在長期的濟世行醫實踐活動中形成的，並且以其獨創性極大地豐富了傳統醫學的治療學思想。基於這種醫學思想，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一書中所選載的方葯多為民間常用的單方、驗方，藥味簡單，便於採用。諸如常山治瘧、麻黃治喘等。像這樣一類藥物大都是鄉野之間、溝旁籬下就能採集到的，不必病家花錢。

即使有需要購買的，其價錢也是非常低廉而且容易購得，可為一般尋常百姓人家經濟能力所承受。葛洪還在書中介紹了許多簡單易行的外治法，如針法、灸法、角法（拔罐）、推拿、熱熨、蠟療等。其文字通俗，敘述簡練，所列針法、灸法不記穴位名稱，只談具體部位和分寸，使得一般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易掌握，有極強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葛洪作為—名道醫，其對傳統醫學的融攝與創穫不僅體現在他的醫學思想方面，而且還體現在其具體的醫學成就上。尤其是在對疾病的認識方面，葛洪取得了許多堪稱世界一流的成果。在《肘後備急方》中，葛洪對傷寒、痢疾、時行、時氣（流行性傳染病）、瘟疫、疫癘（急性傳染病）以及狂犬咬人（狂犬病）、骨蒸屍注（結核病）、丹毒病、沙虱病、馬鼻疽、食物中毒等疾病都有相當深刻的認識和醫學創見。

例如，葛洪對天花的流行及發病癥狀的認識，是世界醫學史公認的對天花這種急性傳染病的癥狀及治療方法的最早記載，它比阿拉伯醫生雷撤斯對天花的描述早了500年，在醫學史上彌足珍貴。葛洪關於沙虱病（此病也叫「蓋蟲病」，是遠東地區特有的一種地方性傳染病）的認識也比日本的同類記載早了1000多年，在世界醫學史上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1930年，日本學者經過深入研究證實，正是葛洪所描述的這種沙虱的幼蟲，紅恙蟎將寄生體內的病原體，東方立克次氏注入人體，從而引起了這種急性傳染病。

2015年10月5日，傳來一則瑞典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評選消息：中國中醫研究院屠呦呦研究員因為發明了青蒿素治療瘧疾藥物，挽救了幾百萬人的生命，從而與另外二位科學家共同獲得2015年度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這一消息令人振奮，作為一名從事道教醫學研究的學者，筆者更是感慨萬分。屠呦呦研究員在青蒿素提取的技術環節受到葛洪《肘後備急方》的啟發，在《肘後備急方》卷三「治寒熱諸瘧方」載有：「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

如果說葛洪對傳統醫學的貢獻主要是在治療學領域的話，那麼魏晉南北朝時期另一位著名道醫陶弘景則主要是在藥物學即本草學以及養生學領域著稱於醫史。陶弘景字通明，自號華陽隱居。《梁書·陶弘景傳》稱陶弘景「性好著術」、「尤明陰陽五行……醫術本草」。陶弘景一生著述甚豐，著有《本草經集注》、《效驗方》、《葯總訣》、《補闕肘後百一方》、《養性延命錄》、《養牛經》、《古今刀劍錄》等多種著作，很多已散失。

但其醫學創穫仍然可以從《本草經集注》殘存本中窺見一二（本世紀初在敦煌石室中發現《神農本草經集注》殘卷，為研究陶弘景醫學思想提供了珍貴資料）。《本草經集注》是陶弘景醫藥著作的代表作，是他在長期採藥、用藥實踐基礎上完成的。

自序云：「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岩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游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為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大家知道，漢代《神農本草經》是我國藥學史上第一次對藥物進行較全面、系統地分類著錄的本草學著作。自《神農本草經》問世之後，又陸續有《蔡邕本草》、《吳普本草》、《李當之葯錄》等新的本草著作面世。這些著作在《神農本草經》的基礎之上，增加了魏晉以來所發現的新葯，但其體例都不夠系統，內容也比較簡單，並且有許多失誤。

如同陶弘景所認為的：「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因此，他下決心勘訂整理本草著作。陶弘景經過艱苦努力，在認真整理和校訂《神農本草經》365味葯的基礎上，又選了《名醫別錄》所載的365味葯，共計730味葯，「精粗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兼注銘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並此序錄，合為七卷」。《本草經集注》所收錄的藥物品種比《神農本草經》多了一倍，其內容包括藥物炮炙和配製方法、諸病通用藥、中毒解救法、服藥後的宜忌、藥物不宜入湯酒、藥物畏惡等七情和四季藥物相使等，是對5世紀以前藥物學的一次全面綜合和總結。

縱觀道教發展歷史，歷代兼通醫術的道教名士層出不窮，同時在道教史和中國醫學史這兩個領域中都享有盛譽的道教醫家也不乏其人，可謂代代有之。在歷次編修刊行的《道藏》中收錄有為數不少的醫學論著和大量涉及醫藥養生內容的道經，豐富了中華傳統醫藥學寶庫。尤其是其中極富實用價值的道教養生、衛生方法和行之有效的抗老延齡秘方，更是中華傳統醫藥文化中的瑰寶。

道教醫學文化的現代價值。

中國民間歷來有「醫神」、「葯神」崇拜的習俗，這種醫神、葯神崇拜屬於民間信仰的範疇。眾所周知，中國的民間信仰具有多功利性的顯著特徵。而人與神之間最迫切的功利要求，莫過於祈福禳災、祛疾除病，所以民間十分崇拜能消疾除患的各種醫神、葯神。歷代有關道教醫家懸壺濟世的傳說與筆記小說很多，且多富有傳奇色彩，頗能迎合民眾的心理需求。這就使得道教醫家備受民間百姓的敬仰，享有崇高的威望，以至於被奉為醫神、葯神加以供奉。在全國各地建壇設廟祭招供奉的形形色色醫神和葯神中，除了像扁鵲、張仲景這樣的著名醫家外，更多的是道教醫家，如董奉、鮑姑、孫思邈等。這一習俗綿延至今，充分說明了道教醫學廣泛的社會影響。

不過，古老的道家文化不僅僅只是陳列在博物館裡供人把玩的「古化石」，也是透視現實社會的「活化石」，其精華有其現代性意義和價值。道教醫學作為傳統醫學的一門重要分支，以治療未病為特色，並且從其獨特的生命觀、疾病觀出發，發展出其富有實踐意義的理論與技術手段，並傳承至今。因此，繼承和發揚道教醫學養生術的精華，還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今社會，人們往往陷入這樣一個誤區，即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社會競爭日趨劇烈，致使人們整日奔波於生計，無暇顧及養生之道，一旦患病首先想到的是到醫院求醫吃藥，把吃藥作為醫病的唯一手段，將藥物治療奉為維護生命健康的至寶。這種觀念對生命健康有不利影響。《黃帝內經》告誡人們要重視疾病預防，在疾病還未發生之前就積極進行預防，「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高明的醫生治病的著眼點在於注意平時的預防，提高人體的自身抗病素質，重在防患於未然，這就是所謂「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道理。而如果平時不注意進行養生保健，當病已經發生了，這是不得已而治之。道教醫學是以道教修鍊成仙、長生不死為主要目的的醫學，因此歷來重視養生保健和預防疾病。被道教奉為經典的《道德經》中就已有防患禍害的思想。老子說過：「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就是說戰爭以後由於死亡人數劇增，必然引起疫病的流行和荒災。葛洪生活在社會動蕩的東晉時代，親眼目睹了瘟疫流行所造成的慘狀，自然十分重視對疾病的防治。他主張治療疾病的關鍵，首先在於防止疾病的發生，要把病患消滅在發生之前，即所謂「消未起之患」和「治未病之疾」。

葛洪還主張對疾病的預防要和日常養生保健結合起來，要在無病、年輕時就應及早進行。「凡為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不僅如此，葛洪甚至把在養生保健、預防疾病問題上能否懂得從細微入手，防微杜漸，看作衡量一個人是否知「道」的標準。他在《抱朴子內篇》中說：「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在葛洪等道教醫家看來，如果一個人在修身養性中能「務謹其細」，做到防微杜漸，那麼他就幾乎是懂得「道」的內涵了。反之，如果「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那麼將「百病兼結，命危朝露」。

道教養生方術與現代社會所崇尚的自然療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值得我們下大力氣挖掘研究，古為今用。當然，限於歷史條件，道教醫學作為中國傳統醫學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內容也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其中包含有一些宗教神秘主義的東西。今天我們研究道教醫學，應該以科學的態度、理性分析的眼光，摒棄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現代價值、意義的部分，古為今用，為人類的健康保健事業作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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