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理論時代：理論未死！ | 社會科學報
後理論主張的提出旨在說明，理論並沒有死亡，它已經滲透在對文學和文化現象的經驗研究中。它的作用不僅僅在於批判對象，同時也在於反思自身。後理論概念的提出，使得日益缺乏活力的文學和文化理論又在某種程度上煥發出了新的生機。
原文 ：《「後理論時代」中國文論的國際化意義何在》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王寧
圖片 | 網路
眾所周知，批評理論，或譯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曾經有過自己的黃金時期，僅在西方學界就湧現出一批傑出的理論家。但曾幾何時，正如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後》（After Theory，2003）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的，「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在他看來，雅克·拉康、路易·阿爾都塞、羅蘭·巴特、米歇爾·福柯這些開拓性的著作已經遠離我們幾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路絲·伊瑞格里、皮埃爾·布迪厄、朱麗亞·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達、愛萊娜·西蘇、于爾根·哈貝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和愛德華·賽義德早期的那些具有開拓意義的著述也遠離我們幾十年了，所以他認為，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現在應該返迴文學的天真浪漫時代。雖然伊格爾頓沒有使用「後理論時代」這個概念，但是我認為他至少隱隱約約地說明了一個不同於理論「黃金時代」的「後理論時代」已經來臨。而我在中西方語境下提出的後理論概念則主要是針對他的這本書作出的回應。但是我並沒有止於此，我還認為，當今的全球化時代，使得整個人文學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同時也給傳統的各人文分支學科帶來了某種革命性的變革。作為探討和研究文學本體以及創作與批評規律的文學或文化理論更是不能倖免。
雖然文學理論，或曰批評理論，曾經有過自己的「黃金時代」，尤其是在結構主義衰落之後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在西方形成三足鼎立之格局的時期，理論的作用和功能竟被發揮到了極致，它不僅被用來解釋所有的文學和文化現象，甚至被一些左翼理論家用來解釋社會和政治現象。在理論的全盛時期，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竟然很少以文學現象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甚至很少閱讀文學文本，以致於在學界竟然流行著一種「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即一些冠以「文學理論」教授的學者所從事的並非是文學研究，而是廣義的文化研究。他們不僅在整個人文學科大行其道，甚至常常把思考和批判的觸角伸進一些注重實證和經驗的社會科學學科，這樣，理論的不完備性和局限性就暴露出來了，這也正是理論最容易受到攻擊的一個原因所在。因而堅守理論的文學性立場的學者便抱怨理論的漫無邊際和無所不在，希望理論最終將返迴文學的領地。這些現象的出現使我們不得不去反思：理論究竟出了什麼毛病？它為什麼不斷地被人們詛咒「死亡」？為了探討理論所處於的境況以及在未來的可能發展，始終處於世界文化理論前沿的英美理論家率先作出了回應。我也率先將「後理論」的概念引入中國語境，並從中國的批評理論實踐積極介入國際性的理論爭鳴，以便發出中國理論家的聲音。
對世界文論地圖重新繪製起到獨特作用
確實，在不少人看來，在當前這個「後理論時代」，理論已經衰落甚至死亡。但我認為，後理論主張的提出旨在說明，理論並沒有死亡，它已經滲透在對文學和文化現象的經驗研究中。它的作用不僅僅在於批判對象，同時也在於反思自身。後理論概念的提出，使得日益缺乏活力的文學和文化理論又在某種程度上煥發出了新的生機。但是像以往那樣的一種理論包打天下的情勢確實一去不復返了。如果說，全球化為我們的中外文學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台的話，那麼，「後理論時代」的來臨之於中國的文論建設的國際化意義又體現在何處呢？
首先，「後理論時代」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在於，它打破了所謂「純文學理論」的神話，為文學理論發展演變為範圍更廣泛的文化理論鋪平了道路。文學研究也只有與文化研究形成互動和互補的態勢才有可能得到發展。那種認為文化研究的崛起敲響了文學研究之喪鐘的觀點實在是不合時宜的。將文學研究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跨）文化語境倒是有可能使日益走向封閉和自戀的文學研究擺脫危機的境地。
其次，「後理論時代」解構了國際文論界長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勢，為文學和文化理論關注西方以外的地區的發展掃清了障礙。中國的古代文論從來就有著自己獨特的範疇和話語體系，因此在「後理論時代」進行中國文學和文化理論的建設就要從基礎性的工作做起，對古代文論中仍有活力和闡釋張力的概念和範疇進行重新發掘和闡釋，並儘可能地將其用於當代文學批評實踐和國際性的理論爭鳴，使得長期以來已經「西化」的文論術語首先變得混雜，進而彰顯其不同於西方理論話語的特色，最後才能形成自己的獨特範疇和話語體系。所以說，「後理論時代」既是大一統的（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學理論解構的時代，同時也是（非西方的）文學和文化理論建構的時代。在這方面，中國學者應該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起到先鋒的作用。在這方面，一些出生於非西方國家但現在也掌握國際文學理論批評話語的理論家走在我們前頭了。我們作為中國的文學理論學者當然不甘落後，我們的努力將對世界文論的地圖重新繪製起到獨特的作用。
最後，「後理論時代」為文學和文化理論的返回學術理論界提供了必要的保證。伊格爾頓認為，在近十多年內，隨著一大批理論大師的先後離去或逐漸年邁，當代文化理論再沒有出現什麼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論的衰落和虛弱無力使之無法面對嚴峻的現實，這已經成為無人可以挽回的趨勢。然而，認為當代文化理論再也沒有什麼震撼人心的巨著問世，顯然是針對西方理論界而言的，並不包括中國以及另一些非西方國家的理論家用非西方語言出版的著述。因此，我們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理論研究者完全可將自己具有中國特色和基於中國本土經驗的研究成果通過翻譯的中介推向世界。也許我們的這些研究成果暫時還不能產生世界性的影響，但至少可以給這個長期為「西方中心主義」佔領的學術空間帶來一些新的東西。我認為，這應該是「後理論時代」帶給我們的最寶貴的機遇和最重要的啟示。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33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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