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親歷者8位家人5位感染母親去世，她說面對疾病不能只有恐懼
要不要在今天發這篇稿子，我們其實很猶豫。這是一個看了會心碎的故事。今天畢竟是大年三十，是一年以來真正可以卸下疲憊，沉浸在親人相聚快樂里的時刻。
可是怎麼說呢？SARS過去17年了，也許對很多人來說那是一場遙遠淡漠的記憶。而對有親人逝去的人來說，那是連根拔起的摧毀。
那些逝去的人不是數字，是父親，母親，女兒，姐妹，兄弟。如果每個人都能多做一點，多爭取一點，多負責一點，多專業一點，也許很多孩子就不用活在喪失之痛的枷鎖里。
新的一年開始了，祝大家新年快樂。希望疫情早點過去，每個人都健康平安。
文 | 房凝
編輯 | 金石 金匝
運營 | 肖睿
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發生後，很多SARS親歷者的記憶被帶回到2003年。31歲的房凝也是如此。那一年她才14歲，家中8人，有5人感染SARS，被收治在北京不同的醫院治療，後來她的母親因此離世。房凝和家人的生活，被2003年徹底切割為兩個部分，失去至親的悲傷，是無法徹底擺脫的。她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更重視這種疾病，不讓悲傷重現，而不僅僅是恐懼。
以下是房凝的自述。
1
媽媽被送去醫院的那天，我是伴著窸窸窣窣的通話聲醒來的。
她正在給舅舅打電話，壓低聲音說自己病了，請他以後多去看姥姥，勸說他在家裡備一些食品和常用物品。
那是2003年4月，傳言比確診來得早得多，北京封城之說流傳甚廣，擺在貨架上的物品被人哄搶。之前3月1日，北京首例輸入性SARS確診，3月中旬開始，「非典流行」的聲音開始在四處發酵，所有人都談論著這一件事。再後來，電視台開始更新確診和疑似數字。
媽媽開始發燒咳嗽的當夜，是她和爸爸結婚十七周年紀念日。14歲的我指著電視里的消息跟媽媽說，即便得了也沒事，死亡率和流行感冒一樣，哪那麼容易得個感冒就死了呢？
當天晚上，我還是執拗地想和媽媽睡在一張床上。那些年，爸爸經常加班到很晚，我與他並不親近，SARS之前的日子我都是和媽媽一起度過的，兩個人吃飯，她陪我完成作業，我摟著媽媽睡覺。那天夜裡醒過來，我看到媽媽戴著口罩，坐在沙發上，她幾乎一夜沒睡，怕離得太近傳染我，又忍住咳嗽怕吵醒我，我站在她身後，看到她的肩膀微微發抖。
掛斷給舅舅的電話後，媽媽要求我戴上口罩，我卻覺得那是對她的不尊重，死活不戴，說著說著兩個人都哭了。媽媽已經沒有力氣做飯了，倒在床邊，我煮了速凍水餃，她吃了5個，那是她在家裡吃的最後一頓飯。
飯後，她指了指自己的一張兩寸照片，照片里她的劉海被吹得高高的，那是她喜歡的樣子。她跟我說，如果我死了，葬禮上就用這張。
我們一家8口人，都住在一棟樓里。最早感染的是大伯，3月中旬，他被診斷為重度肺炎，高燒近40度，稍有起色後被醫院轉診到小區診所輸液。那間診所沒有床位，30平米的屋子裡往往坐著20來個人。
4月21日，大伯確診。兩天後，是媽媽。再之後是奶奶、爺爺、哥哥。家裡5個人感染SARS，躺在北京市不同醫院的病床上。剩下我和爸爸、大媽隔離在家。
家人比我要了解這場疫情的可怕程度。大伯臨去醫院前，跪在地上給爺爺奶奶磕了個頭，他擔心自己回不來，要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爺爺奶奶分開的一瞬，他們互相看了一眼，在一起的47年，都在那一眼裡。媽媽離開時似乎清楚知道自己的去處，給我留了一筆錢、一封信，用手絹包著，她還帶走了我的一張照片。
每個人都是爸爸送過去的，他留下住院物品，看著他們一個個走進隔離區。隔離區內外用一層厚實的塑料布隔開，爸爸記得媽媽的最後一個動作是，回頭，沖他擺了擺手。
後來，爸爸告訴我說，那一刻他覺得天花板似乎轉了起來，整個世界天旋地轉，一切都變了。
2
第一天住進隔離病房的時候，媽媽打回來電話哭了，菜是涼的、飯是涼的，她和護士提意見，被抱怨「怎麼這麼多事兒」。
沒幾天，媽媽就不在電話里抱怨飯食了，我以為是逐漸好起來了，但實際上，她已經吃不下什麼了。後來翻看她的病歷我才知道，住院第五天她就用上了呼吸機。
她和大伯都屬於重症患者，入院的第三天，就被轉去了北京地壇醫院，送上120的時候，大伯在一輛車上看到了媽媽，他想叫她，但是一開口就咳嗽，他至今懊悔，「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後一面，那我爬也會爬過去看她一眼的。」
被隔離在家的日子是痛苦的，甚至是羞恥的，我怕同學知道我家的事情，怕被當作異類，打來電話我都會刻意不接，等幾個小時再回過去，營造出一種我不是時時在家，不是無處可去的氛圍。
每天清晨起床，家裡充滿著過氧乙酸的味道，尤其是衛生間里，馬桶圈上冰冰涼涼的，坐上去有被扎了一下的感覺。
然後是等待。每天上午，街道辦的工作人員會來敲門。他們會在頭一天打來電話，問次日需要的食品、物品。就像對接頭暗號一樣，幾聲門響之後，我拿著手錶等著，五分鐘，再開門把東西領進來。偶爾從樓上望下去，工作人員早已消失，不見蹤影。那是我一天一次與外界聯結的儀式。
每一天都沒什麼盼頭，學校已經停課，電視里的空中課堂並沒人有興趣聽，我穿著睡衣在充滿乙酸味的屋子裡遊盪。手機成為了我和媽媽的唯一聯繫，我每天精神緊張地握著手機，一遍遍地打媽媽的電話。
屏幕發出的亮光刺激著我，有時候讓我不能逃離，不去設想她的情況，有時候又提醒我她就在那一邊，離我不遠。剛開始媽媽的電話是通的，有時候她會接聽，我能聽到電話里她濃重的呼吸聲和咳嗽聲，之後通話時間越來越短，後來就再也沒撥通過。
大伯確診14天後，我和父親、大媽已被解除隔離的告示貼在了電梯間最醒目的地方，儘管如此，我們也幾乎沒有出門。唯一一次，大媽下樓倒垃圾，回家後不到一小時，警察敲門，說隔壁有人報了警，那是我當時最焦慮和厭煩的時刻。
3
噩耗很快到來。有一天睡醒，聽到我爸沖著電話哭喊，掛了電話他跟我說，爺爺不在了。
這麼多年，爸爸都活在愧疚里。他送爺爺去醫院的時候，爺爺只有輕微的咳嗽，醫生建議回家吃藥靜養。爸爸坦白了家裡已有人確診SARS的事實，醫生馬上建議住院隔離治療。
即便如此，爺爺和堂哥也屬於輕症，從始至終沒有高燒，他們被轉去北京佑安醫院，住在同一個病房。爺爺去世的那天早上，護士來通知他們三天後出院，堂哥去房外接水，回來的時候，看到爺爺已經歪倒在床上，心臟病發，搶救無效。
那天是5月4日，直到那時，我都以為爺爺是家裡第一個離世者。接下來的日子，我開始變得有些神經，和自己暗自打賭，「如果這片葉子在接下來半分鐘里沒有晃動，就意味著我媽還活著。」如果沒有我會激動地大笑，如果有一點晃動我會突然大哭。我盯著日曆，算每一天是否「吉利」，到5月14日的時候，因為「我要死」的諧音，我幾乎崩潰，一遍遍地摩挲直板手機鍵盤上那幾個熟悉的數字。不到一個月，一個幾乎嶄新的手機，有三個按鍵被我摩挲得掉了漆。
直到五月底，爸爸終於撐不住，告訴我，5月1日，媽媽確診的第九天，她就已經離世。當時還有一個謠傳，稱因為是疫病，醫院不會負責火化，所有屍體都會被直接深埋地下。
我回到房間，鎖上門，靠牆坐在地板上，一下下地用後腦勺往牆上撞，直到磕出一個大包。我擔心只有40歲的母親逐漸變得冰凍，擔心深埋在地下泥土會滲入她的皮膚，擔心她的身體一點點地被細菌腐蝕、被昆蟲啃咬。
幾次夢裡，我貼在媽媽的懷裡睡著，摟著她的脖子，她笑著看我，然後一歪頭，斷了氣息。那個歪頭的動作太讓人難過，我經常大哭大叫著從夢裡醒來，想像著她在人世間最後一秒的狀態。
我沒見到她的遺體，等到8月接回時，已經只剩骨灰。我抱著骨灰大哭，不明白一個活生生的人，怎麼會變成只有幾百克的重量？
後來，因為怕被傳染，媽媽的錢包和一切物品都被燒了，只剩當時她帶走的我的那張照片，被護士裝在了透明口袋中，四個角有消毒水泡過發白的痕迹，是我領回的唯一一樣遺物。
4
現在想來，我最後一次見到媽媽是在電視上，鏡頭晃過，她穿著藍白條紋的病號服，戴著氧氣面罩，艱難地對著鏡頭比出了一個v字手勢。那一段被用在眾志成城抗擊非典的宣傳片里。
她打的最後一通電話是爸爸接的，她在電話里說，想要爸爸帶酸奶和果茶來，這些都不是她愛喝的東西，她解釋說，是喝了隔壁床送的，想還對方的人情。
那是她去世的前一天，因為被隔離，沒辦法送過去，爸爸打電話給親戚朋友，但聽說要去地壇醫院，都被婉拒。直到第二天，媽媽的一位好友幫忙送到，她站在守門的人身邊，一遍遍寫下媽媽的名字，過來交接的負責人先後來了三個，每一個人回去查資料的時候，這位阿姨心就緊了一下，直到最後一個人告訴她，人上午已經沒了。
直到現在，每年清明，爸爸都會拿酸奶和果茶到墓地，那是他的遺憾。
6月1日，我和爸爸去接奶奶，她後來被安置在北京市小湯山醫院非典病房，這座醫院僅用了8天建成，收治了680名確診病人，後來被稱為中國版的「寂靜嶺」，已經在10年前拆除。
小湯山地區在當年並不繁華，醫院是軍隊康復療養院改建的，從八達嶺高速（今京藏高速）一路開過去，能感覺到愈發荒涼。
奶奶沒有手機，沒法和外界聯繫，她白天打激素，努力下床走動，夜裡腿部疼痛難忍，無法入睡。她後來告訴我，睡不著的時候，她能聽見簡易病房裡不停止的咳嗽、哀嚎和哭泣聲。
奶奶回家隔離14天之後，得到了疾控中心發放的解除醫學觀察同意書。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又自行加了10天。24天後，我陪奶奶下樓，那天正好是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北京從SARS疫區名單中刪除的日期，我們剛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氣，原本樓下坐一排的老人們立刻散開，唯一一個想過來和奶奶打招呼的老人，被兒媳婦拉了一下。
再之後，奶奶也愈發孤獨了。她還沒能接受爺爺離開的事實，家人也各有各的傷痛，顧不上開解她。SARS結束兩個月後，有一次，我放學回家，看到奶奶站在樓下，眼睛下面的肌肉似乎在一夜間沒有了，眼袋耷拉著，滿頭花白的頭髮，兩隻手背在身後，沒人跟她說話。
5
年幼失母，我的青春期好像延長了。
那段時間，我變得自憐、任性、跋扈。在家，我痛恨爸爸隱瞞了我近一個月，和他關係緊張；在學校，我把張潔寫的《世界上最愛我的那個人去了》大喇喇地擺在課桌上，似乎在宣示自己受到了數倍於同齡人的痛苦，理應受到更多的照顧和理解。
我確實也得到了一些特殊的「關照」。學校複課後，進門先要過一次體溫槍檢測，我在家量好體溫後去學校，還是屢屢收到不合格的通知。
被攔在校門外兩周後，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每天早起半小時，先在家量好體溫，確定正常後，用隔夜冰好的袋裝牛奶一個捂在腦門上、一個夾在腋下，然後一步一步地慢速走去學校，路上碰到同學也從不與人同行，生怕在7月的高溫下快步走出汗，影響體溫。
這種小心翼翼的姿態現在想來有些心酸，但在當時，即便體溫槍沒有超過36.5度，我還是被攔在門外，甚至與值班老師發生吵鬧，一度成為了校園裡有名的「問題學生」。
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了初三，我整個人透出一種慵懶的「垮」和自認為很「酷」，我穿大大的校服，做課間操時候故意動作做得很不到位，被老師叫到台上，給全學校展示——現在想來，那也許是我自卑又自憐的一種偽裝。在最執拗的那幾年裡，我很少哭，除非是遇到激烈的爭吵，或者旁人言辭間散出鄙夷，眼淚才會流下來。
直到現在，家人去世已經快17年，我仍在反思自己當時的狀態，我把這些年分成兩個階段，前7年，我在可憐自己，大片的快樂似乎在一瞬間被抽離乾淨，坐在公交車上看到小女孩牽著媽媽的手，靠在媽媽的肩上，我會下意識地轉過頭去；後來的10年，我開始心疼他們，心疼他們的生命突然被一場瘟疫帶走，卻至死不知是什麼原因。
6
2003年，也成為我們家庭分割記憶的坐標。
2003年之前，我家還是個美滿的8口家庭，祖孫三代。2003年之後，每一年的三十晚上，我們都會先給爺爺和媽媽供上食物，祭拜後再開飯。直到現在，姥姥還沒辦法走出2003年，因為想念她唯一的女兒，她已經哭成了乾眼症，走在大街上，看到和媽媽相似的人，她會一路跟著，看到我，她偶爾會喊出媽媽的名字。
媽媽的死訊是我告訴姥姥的，人情涼薄，親戚朋友那時不走動了，也沒人告訴她後來的情況。這之後，舅舅們和我家也逐漸沒了來往。他們潛意識裡覺得，媽媽是在我家「被害死」的，無從辯解。
治療SARS時使用的大量激素，也讓大伯、奶奶和堂哥有骨質疏鬆的跡象。最嚴重的是大伯，治癒後沒有多久，他便離開了工作崗位，辦理了提前退休。他的雙肺已經重度纖維化，即便是安靜的時候也會呼吸困難。這些年，他的雙腿越來越細，股骨頭多處壞死，起床躺下或是蹲下上廁所，都需要外力攙扶。
他總是會做同樣的夢，夢見自己像魚一樣在深海里潛泳，因為沒有魚鰓，無法呼吸，雙腿也不知去了哪裡。
今年的疫情一發生，我好像又聞到了記憶里的過氧乙酸味，也感覺到社會在一點點被割裂，武漢的病人滯留在各處，卻無法確診是否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其他省市的人們一邊提到武漢避之不及，更過分的，還有人會講起段子和笑話。恐懼很正常，但更重要的，是真正重視這種疾病。
武漢封城的前一天晚上，爸爸坐地鐵回家。身後，兩位中年女性正在大聲談論。「肯定沒事，咱們中國人多，就不怕死。」「就是，當年非典說得那麼嚴重，不也沒死多少人嗎？」
爸爸告訴我，他當時扭頭看了一眼，轉頭捂緊了自己的口罩，後來，他手機的新聞推送顯示，當天湖北已有17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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