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三美學教授｜把做學問和事業當作一件藝術品來看待
一、成長經歷和學術成就
朱光潛先生1897年10月14日出生在安徽省桐城縣陽和鄉吳庄的一戶破落的地主家庭。父親是個頗有聲望的鄉村私塾教師，家教極嚴。朱光潛從6歲到14歲，在父親的私塾館裡受到較為嚴格而系統的啟蒙教育，熟讀並大半背誦了傳統國學經典。1912年，朱光潛15歲時走出父親的私塾館，進入家鄉實行新式教育的「洋學堂」——孔城高等小學。在小學只讀了一個學期，就升入當時赫赫有名的桐城中學。
朱光潛書法欣賞1916年桐城中學畢業後，他在家鄉桐城大關北峽小學當了半年小學教師，就想考北京大學國文系，但家貧拿不起路費和學費，只好就近考進了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中文系。一年之後，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全國選派20名學生到香港大學學習，朱光潛被錄取。從1918到1922年他在這所英國人辦的大學裡整整學了五年。1925年他又出國留學，先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和斯特拉斯堡大學學習8年，先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胡適聘他任北大西語系教授。抗日戰爭爆發後，朱光潛到四川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後又任武漢大學教務長。抗戰勝利，他回到北京大學，曾任北京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新中國成立後，他一直是北京大學一級教授，直至1986年3月6日去世，享年89歲。
朱光潛書法欣賞
宗白華先生1897年12月15日出生在安徽省安慶市小南門方宅大院，祖籍江蘇常熟。宗白華的父親宗嘉祿是清末舉人，曾遊學日本，擔任過江南高中商業學堂校長、安徽省導淮測量局局長、中央大學、安徽大學教授。他的母親方淑蘭是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的後代。由於宗白華和桐城方家有這層親戚關係，清末著名詩人方守彝是其外祖父，著名詩人兼書法家方守敦是其舅舅，「五四」時期著名女作家方令孺是其姨媽，「新月派」著名詩人方緯德、著名戲劇導演方綰德、著名學者舒蕪（方管）都是他的表弟。
宗白華8歲進南京思益小學，15歲考入南京金陵中學，17歲就讀於上海同濟醫工專門學校，21歲（1918年）畢業。同年參加「少年中國學會」，負責編輯出版《少年中國》月刊；隨後又任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主編，首次發表了寄自日本福岡的署名「沫若」的幾首新詩。1920年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學習，1925年回國，經小說家曾夢朴的介紹，到南京東南大學哲學系任教。後東南大學改名中央大學，宗白華繼湯用彤之後任中央大學哲學系主任。1949年建國後，中央大學改名為南京大學，宗白華繼任哲學系教授。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他被調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直至1986年12月20日逝世，享年89歲。
鄧以蟄先生1892年出生在安徽省懷寧縣五橫鄉白麟村鳳凰河畔的一座名宅——「鐵研山房」里。這「鐵研山房」是清代大書法家和篆刻家鄧石如的故居，鄧以蟄就是鄧石如的五世孫。他的父親鄧藝孫一生從事教育事業，民國元年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長。他的長子鄧稼先為著名核物理學家，是我國研製和發射核武器的主要技術領導人，被譽為「兩彈元勛」。鄧以蟄8歲入私塾讀書，13歲入安慶尚志學堂學習，14歲入蕪湖安徽公學；16歲（1907年）東渡日本，在東京宏文學院學習日語，並在此時與同鄉陳獨秀結為好友；20歲回國後在安慶任安徽圖書館館長。26歲（1917年）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和美學6年，1923年秋回國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33至1934年，鄧以蟄出遊義大利、比利時、西班牙、英、法、德等國，遍訪各地藝術博物館和古建築文化遺址。回國後，鄧以蟄曾在廈門大學、清華大學任教。解放後1952年院系調整，他從清華大學轉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直至1973年5月2日病逝，享年82歲。
鄧以蟄書法欣賞十分簡要敘述了朱光潛、宗白華、鄧以蟄三位美學大師的人生經歷，我們再來看看他們的學術成就。
朱光潛最早的一本著作是1929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這本談青年修養的小冊子以優美的散文筆調講述深刻的人生哲理，是當年最暢銷的書，給朱光潛帶來巨大聲譽。隨後他接連出版了兩本心理學著作，即1930年由開明書店印行的《變態心理學派別》和193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的《變態心理學》。1932年，開明書店又出版了他通俗敘述美學知識的讀物《談美》，同樣極獲時譽。1933年，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出版社還出版了他至今仍頗受推崇的博士論文、英文專著《悲劇心理學》。1936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其《孟實文鈔》；開明書店出版其美學名著《文藝心理學》。1943年，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出版其另一美學名著《詩論》，重慶中周出版社同年還出版其論文集《談修養》。1946年，他的另一本論文集《談文學》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1947年，他翻譯的義大利著名學者克羅齊的名著《美學原理》由上海正中書局出版；次年，正中書局又出版了他的專著《克羅其哲學述評》。新中國成立後，朱光潛最著名的著作是六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美學史》上下卷，還有《美學批判論文集》、《美學拾穗集》、《談美書簡》等；其他還有大量譯著，如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錄》、黑格爾的《美學》、萊辛的《拉奧孔》、愛克曼輯錄的《歌德談話錄》、維科的《新科學》等等。季羨林先生曾高度評價朱光潛在西方美學方面的翻譯成就，他說：「這些著作內容深奧，號稱難治，能承擔這種翻譯工作的，在世沒有第二人，孟實先生以他淵博的學識和精湛的外語水平，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爭分奪秒，鍥而不捨，『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終於完成了這項艱巨的工作，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讚揚。」
如果說朱光潛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美學原理研究和西方美學史研究方面，那麼宗白華的成就則更多表現在文學創作和中國古典美學研究方面。他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創作發表並於1923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流雲小詩》，是我國「五四」新文學中新詩創作的重要收穫。他和田漢、郭沫若談論新詩創作和各種社會問題的書信集《三葉集》，在「五四」時期產生了很大影響。他所出版的論文集《美學散步》、《藝境》、《美學與意境》以及譯文集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海涅的生活和創作》、《歐洲現代畫派畫論選》等，不僅表明他有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美學素養，而且更顯示出他對中國傳統美學研究，尤其是中國藝術所獨有的審美範疇和美學體系，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獨特的貢獻。
《鄧以蟄全集》總共約35萬字，僅不太厚的一冊。這與《朱光潛全集》700多萬字，皇皇二十卷相比；與《宗白華全集》210多萬字，厚厚四大冊相比，實在可謂差別明顯。然而，學術研究雖然也注重數量的多少，但更講究質量的高低和研究視角的獨特性。鄧以蟄先生除了北京古城書社1928年出版的《藝術家的難關》和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出版的《西班牙遊記》兩個薄薄的小冊子外，在其生前沒有出版過其他任何學術專著。可是他發表的《畫理探微》、《六法通詮》、《書法之欣賞》、《中國藝術的發展》等幾篇論文，卻向來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宗白華先生就曾稱讚說：「他的那些論到中國書法、繪畫的文章，深得中國藝術的真諦」。
綜觀朱光潛、宗白華、鄧以蟄三位美學家的人生經歷和學術成就，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其一，他們三人雖然一個出生在桐城、一個在安慶、一個在懷寧，但從市域或地區來說又都是安慶人。記得前不久我在《安徽商報》上看到一期專刊，標題就叫「安慶出文人」。三位美學大師從大的區域來說都是安慶人，是偶然巧合，可能也有必然的原因在。安慶本身是一座著名的歷史文化古城，又是激蕩清朝文壇兩百餘年的文學流派「桐城派」的故鄉，民國時期它作為安徽省的省會，還是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可能是它比別的地方更容易人才輩出的原因。其二，朱光潛、宗白華、鄧以蟄三位雖然都同樣是研究美學和文藝學的大家，但他們的學術主攻方向又各有側重並互有差異。朱光潛在西方美學方面獨領風騷，宗白華在中國古典美學方面開宗立派，鄧以蟄在中國書畫美學方面遨步學壇。不論是經商還是做學問，都講究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即講究自己的特色和優長。本來，三位美學大師1949年以前的學術方向互有交叉，特別是朱光潛在研究西方美學時也研究中國古典詩詞，宗白華在研究中國古典美學時也研究康德、叔本華等西方美學。1952年院系調整，三位美學大師都匯聚北大後，明顯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作了調整，互相拉開了距離。這是他們的明智處，也告訴我們做學問或做其他事，要善於尋找空白點和自己的特色。其三，朱光潛和宗白華兩位是同一年生，也是同一年死。這也許純屬偶然，並沒有什麼特別意思，但這種巧合還是給人許多聯想的空間和談資的興味。
二、人生態度和生存智慧
朱光潛、宗白華和鄧以蟄作為蜚聲海內外的美學大師，其學術思想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注重對人生問題，特別是藝術與人生關係的探討，提出了「人生藝術化」這一至今仍然很有啟發意義的思想。這一思想包括以下要點：
一、人生本來就是一種較廣義的藝術，每個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這種作品可以是藝術的，也可以是不藝術的。正如同是一塊頑石，這個人可以把它雕成一座偉大的雕像，而另一個人卻不能使它「成器」，分別全在各人的追求和修養。正是如此，宗白華說：「什麼叫藝術的人生態度？這就是積極地把我們人生的生活，當作一個高尚優美的藝術品似的去創造」。朱光潛也說：「過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應有的美點」。
首先，一篇好文章必定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其全體與部分都息息相關，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見出全篇的精神灌注。比如陶淵明的名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若把「見」字改為「望」字，原來的神采就喪失大半。正如好的文章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一樣，藝術化的人生也應該是通體燦爛的人生。生活中大到如何對待功名利祿，小到一舉手一投足，往往都可以見出整體人格精神。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是陶淵明生命史中的一段重要文章，如果他錯過這一小節，便失其為陶淵明。下獄不肯逃脫，臨刑時還叮嚀囑咐家人還鄰居一隻雞的債，這是蘇格拉底生命史中應有的一段文章，否則他就失其為蘇格拉底。這樣的生命史才值得讓人讚歎，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傑作。
其次、「修辭立其誠」是文章的要訣，一首好詩或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容不得半點虛假成分。與此同理，做人也要講究「自然本色」。你是怎樣一個人，處在什麼地位，在什麼場合，感到怎樣情趣，便出現怎樣的言行風采。正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一樣。從這一基本立場出發，朱光潛認為：世間有兩種人的生活最不藝術，一種是俗人，一種是偽君子。「俗人」缺乏本色和自然，而「偽君子」則竭力遮蓋本色和自然。俗人迷於名利與世沉浮，他的最大病因是生命的乾枯。偽君子則在這種俗人的資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倆。在同時代朋友中，朱光潛最推崇豐子愷的性情和生活。他說豐子愷渾身散發一種「人格魅力」，具有黃山谷所說的「胸中灑落如風光霽月」的氣象，「老是那樣渾然本色，無憂無嗔，無世故氣，亦無矜持氣」。所以朱光潛說：「子愷從頂自踵是一個藝術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動笑貌，全是藝術的。他的作品有一點與時下一般畫家不同的，就在他有至性深情的流露。」
二、偉大的人生和偉大的藝術都要同時兼有嚴肅與豁達之勝。一般人談到藝術家，往往認為他們是一批最隨便的人，其實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藝術家常常是最嚴肅不過的。許多藝術家錘鍊作品時嘔心瀝血，一字一句不肯苟且。王安石有一首膾炙人口的名作《船泊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據洪邁《容齋續筆》記載，有人保存王安石這首詩的手稿，其「春風又綠江南岸」句中的「綠」字，最初寫的是「到」字，後來改為「入」字，又改為「過」字，再改為「滿」字，如此改了十多次以後，最後才定為「綠」字。僅此一端，就可想見藝術家的嚴肅了。善於生活者對於生活也應該這樣嚴肅認真，不讓一塵一芥妨礙生命的色調與和諧。曾子臨死時記得床上睡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門人把它換過才瞑目。吳季扎原來已在心裡暗自把寶劍贈給徐君，沒有實行徐君就已經死去，他很鄭重地把寶劍掛在徐君墓旁的樹上，以見「心中契合，生死不渝」的風誼。像這一類的言行看起來雖然是小節，但善於生活者卻不肯輕易放過，正如詩人不肯輕易放過一字一句一樣。小節如此，大節自然更不用說。董狐寧願斷頭不肯掩蓋史實，夷齊寧願餓死不願降周，這種風采是道德的也是藝術的。由此可見，朱光潛、宗白華所提倡的人生藝術化，其核心並不是只強調人生要像藝術一樣豐富多彩，而是主張對於人生的嚴肅主義。
當然，這裡所說的「對於人生的嚴肅主義」，並不是只強調對生活的「執著」，而不知道「擺脫」。人生的旅程儘管有好多路可供選擇，但實際上你只能走一條路，有所取必然有所舍，這是千古不易之理。世間有許多人既走上這一條路，又念念不忘那一條路，結果蹉跎歲月，心境痛苦，事業也不能有所成就。要免除這種人生悲劇，就需要善於擺脫。人生既要能「執著」，又要能「擺脫」，究竟如何把握呢？朱光潛認為，關鍵在於怎樣取捨以及取捨是否恰到好處。他指出：
藝術家估定事物的價值全以它能否納入和諧的整體為標準，往往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輕的，也能看輕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時，他知道執著；在看輕一件事物時，他也知道擺脫。藝術的能事不僅見於知所取，尤其見於知所舍。藝術化的人生也是如此。善於生活者對於世間的一切，也拿藝術的胃口去評判它，合於藝術胃口者毫毛可以變成泰山，不合於藝術胃口者泰山也可以變成毫毛。他不但能認真，而且能擺脫。在認真時見出他的嚴肅，在擺脫時見出他的豁達。
中外歷史上許多名人的嘉德懿行，都具有如此風采。西方唯物論大哲學家斯賓諾沙，因其學術與猶太教的教義不合，猶太教會先是採取高壓手段以至革除他的教籍，繼而又通過收買辦法企圖使他改變自己觀點，甚至派人暗殺他，但他都沒有屈服。他躲到鄉下靠磨鏡生活後，海德堡大學仰慕他的名聲和學術，請他去當哲學教授，他怕因此影響他的自由，便婉言謝絕了。這是為了真理和學術能擺脫一切的好例。南宋愛國名將文天祥堅持抗擊異族侵略，被俘後面對威逼利誘，始終堅貞不屈，最後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光輝詩句從容就義。這是為了愛國信念和完美人格能捨棄自己性命的。漢代富家女卓文君聽了司馬相如彈奏「鳳求凰」曲，丟開富裕安逸的生活，連夜和司馬相如私奔，過起當壚買酒的貧困生活。這是能夠為了愛情而擺脫一切的。英國小說家司各特原來致力於詩歌創作，後來讀到拜倫的著作，知道自己在詩歌方面難有大的成就，便丟開詩歌而專做他的小說。這是能夠為了一種學問而擺脫其他學問誘惑的。
這幾件事彼此相差很遠，卻都可以見出善於生活者的嚴肅與豁達。偉大的人生和偉大的藝術，都要同時兼有嚴肅與豁達之勝。晉代清流大半隻知道豁達而不知道嚴肅，宋朝理學又大半隻知道嚴肅而不知道豁達。
三、我們處世有兩種態度：人力能做到的時候，我們要竭力征服現實；人力莫可奈何的時候，我們要暫時超脫現實。人的意志，或者說人的主觀能動性可以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現實界，一是理想界。不過現實有時受我們意志支配，有時不受我們意志的支配。比如我們誰不想自己有個滿意的工作？誰不想有更高的工資收入？然而在現實中我們的想法常常遇到障礙，並不能如願以償地達到目的，這樣我們的願望多半就會和現實發生衝突。如何克服這種事與願違的衝突？在朱光潛看來，當理想在現實中受到挫折而又一時沒有別的辦法時，不應徒生煩惱，悲觀失望，以至自暴自棄。因為我們人類從來就不是懦弱者，這種消極的人生觀決不是解決理想和現實衝突的好辦法。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解決矛盾呢？關鍵是要能夠在精神上「超脫現實」。朱光潛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處世有兩種態度，人力能做到的時候，我們要竭力征服現實；人力莫可奈何的時候，我們要暫時超脫現實，儲蓄精力待將來再向其他方面征服現實。超脫到那裡去呢？超脫到理想界去。現實界處處有障礙和限制，理想界是天高任鳥飛。現實界不可以空中造樓閣，理想界是可以空中造樓閣的。現實界沒有盡善盡美，理想界是有盡善盡美的。
關於超脫現實的具體途徑和方法，朱光潛提出了三種：一是宗教信仰，二是藝術活動，三是保持一點孩子氣。這三者之中，宗教有利也有害，並與科學思想相矛盾；保持一點孩子氣，是指能像孩子一樣天真爛漫，這也不易做到；而文藝超脫法則簡單易行並富有效果。
朱光潛推崇從文藝這條路來超脫現實，主要是文藝能使「心靈獲得自由活動的機會」，「現實界不能實現的理想，在藝術中卻有機會實現」。正是如此，人們不會因為理想和意志在現實中碰壁，就導致理想的破滅和意志的消沉，進而導致人生的沉淪和頹廢，而是在精神上仍然保持住實現理想和意志的動力。因此，超脫現實雖然不是直接與環境奮鬥，卻是在養精蓄銳為征服環境作準備。
這種奇特的、帶有藝術意味的應付世事的態度，是朱光潛當時感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無法調和，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的一種方法。作為一種人生態度，超脫觀念因帶有暫時避世的色彩，具有明顯的消極傾向；但作為一種保存理想，不讓理想破滅的手段，它又具有積極的意義。朱光潛以他自己的切身體會說：我不敢說超脫觀念對於別人怎樣，但它對於我卻是一種救星。它幫助我忘去許多痛苦、免去許多煩惱、容忍了許多人所不能容忍的人和事，並且使我增添了許多樂觀和豁達，也使我增加了許多生命力，使我更加勤勤懇懇地做人。總之，超脫觀念是一個複雜而又矛盾的思想，它是朱光潛對當時理想和現實劇烈衝突這一無法解決的矛盾，提出的一種解決辦法，既顧及到當然，又顧及到可然，顯示了他的苦心孤詣，更是當時社會矛盾的反映。
在我看來，所謂超脫觀念，也就是我們在遇到矛盾、困難、痛苦或什麼不平等之事時，若我們經過努力確實無法或無力改變面對的困境，那麼就要「看開一點」，就要順時應變，樂觀地泰然處之。「退一步海闊天空」，這在許多時候決不僅僅是碌碌無為或逃避現實的表現，而是以退為進或積極應世的一種策略和手段，是個人如何與他人和諧相處、與社會和諧相處，如何做到自己內心和諧的重要方法。
四、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朱光潛所說的處世的兩種態度，即人力能夠做到的時候，我們要竭力征服現實；人力莫可奈何的時候，我們要暫時超脫現實。這常常使人產生誤解，認為他對待人生的態度比較消極，更多地具有道家「超然物表」、「清虛無為」的隱逸思想。其實，在朱光潛的人生觀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對於孔子積極濟世的執著精神及其所表現出的人格力量，他向來推崇備至。他在四十年代寫作出版的《談修養》一書中，特別提出為人做事不應投機取巧、不應馬虎從事，而應「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因為「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所以能有偉大成就者，大半都靠有極強的意志力」。
例如孔子，他當時是一個大學者，門徒很多，如果他貪圖個人舒適，完全可以在曲阜過他安靜的學者生活。但他畢生東奔西走，席不暇暖，在陳絕過糧，在匡遇到過生命危險，他那副奔波勞碌、凄凄惶惶的樣子，頗受當時人的嗤笑。他為什麼要這樣呢？就因為他有匡時救弊，改革社會的抱負，而且不達理想，決不甘休。《論語》里記載：長沮、桀溺兩人退隱在鄉下耕田，孔子叫門生子路向他們問路。他們聽說是孔子，就對子路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意思是說，今日世道到處都一般糟，誰去理會它、改革它呢？孔子聽後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意思是說，我們與鳥獸不同，既然是人就應該做人所應該做的事；如果世道不是這樣糟，我也用不著四處奔波呼號要改革它。長沮、桀溺看天下無道，就退隱躬耕，是朝抵抗力最小的路徑走；孔子看天下無道，就犧牲一切要拚命改革它，是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所以孔子千百年來一直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領袖。
再如耶穌，他拋棄父母兄弟，反抗當時舊猶太教，攻擊當時的社會組織，要在博愛上建築一個理想的天國，受盡種種艱難困苦，直到最後犧牲生命，都不肯放棄自己的理想。在他生命史中有一段關鍵時刻，即在沙漠里苦修了40個晝夜。這40個晝夜中他不斷受到各種引誘，引誘他去爭權威名聲，去享受榮華富貴，但耶穌經過艱苦的掙扎，終於拒絕惡魔的引誘，堅持了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從我們的觀點看，這段惡魔引誘的故事就是一個寓言，告訴我們橫在耶穌面前有兩條路：一是上帝的路，一是惡魔的路。走自己信仰的上帝之路要犧牲自己，走惡魔之路可以獲得塵世的尊榮富貴。但他最終選擇了前者，走抵抗力最大的路，所以他最終成了世界上最大宗教——基督教的創始人。
耶穌生命史中這段經受惡魔引誘而堅持信仰的故事，很可以說明我們一般人的心裡，有上帝也有惡魔，我們的生命史常常是上帝與惡魔的鬥爭史。我們常在歧路徘徊，理性告訴我們應該向東，而慾念卻引誘我們向西。在這種時候，上帝的勢力與惡魔的勢力彷彿擺在天平的兩端，見不出誰輕誰重。這時一念之差，往往就會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掙扎即可成聖賢豪傑。我們必須在上帝一端的天平上增加重量，這重量就是拒絕引誘，就是克服抵抗力的意志力。
我們為人處世，眼前隨時隨地都橫著兩條路徑，一是抵抗力最小的，一是抵抗力最大的。比如做學生，不專心致志死心塌地讀書做學問，而只是敷衍功課，混分數文憑；畢業後拿不出真本領為社會服務，只奔走巴結，夤緣幸進，以不才而居高位；做事時又不把事當事做，只是一味因循苟且，敷衍公事，甚至驕奢淫逸、貪污受賄——這都是放棄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而朝抵抗力最小的路徑走。其實，人的生命意義和價值在於奮鬥。能夠堅持奮鬥，則世間許多困難都能克服，許多問題都能得到解決，正如古人所說：「有志者事竟成」。這方面的例子很多，這裡就不一一贅敘了。
小結以上幾點，朱光潛關於人生藝術化的見解，可以用他自己畢生奉行的一句名言（座右銘）來概括，即「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因做「入世」的事業，需要有儒家兼濟天下，經世致用的熱腸，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意志；因有「出世」的精神，需得道家超然物表，虛靜無為的精髓，具有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神采。這種融無為和有為、出世和入世精神於一爐的人生哲學，固然反映了他身處亂世（20世紀30～40年代）時的思想矛盾衝突，但也表現了一種不甘被現實征服的頑強抗爭精神。朱光潛、宗白華、鄧以蟄三位美學家一生大起大落，際遇坎坷，但不論遇到什麼情況，甚至像十年浩劫那樣被抄家、挨批鬥、關牛棚的悲慘遭遇，仍然能在極端困境中孜孜以求學術事業，可說是以自己的行動來實踐並加深了「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這句名言的蘊含——把個人榮辱完全置之度外，這是他的「出世」；對學術事業執著追求，這是他的「入世」。正因為他有了捨棄一切的「出世的精神」，所以才能做出輝煌燦爛的「入世的事業」。
三、人生態度與社會和諧
當前，大家都在談論構建和諧社會。幾天前閉幕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構建和諧社會當然包括許多方面，需要解決許多矛盾，如怎樣促進社會公平、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怎樣協調城鄉發展、如何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等等，可說是一個關涉到社會發展諸多方面的宏大工程。從大的方面來說，構建和諧社會要著重解決人與人和諧、人與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而要做到這些和諧，其核心在於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身要和諧。只有作為社會一分子的每個社會成員自身和諧了，人與人之間才容易和諧、各種社會關係才容易和諧，這才抓住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才能較好地擴展到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這就是說，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是每一個具體的人，每個人的自身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那麼，我們每個人如何做到自身和諧呢？關鍵在於我們所取的人生態度。所謂人生態度，就是我們對怎樣生活的基本認識，小到如何言談舉止和接人待物，大到如何對待功名利祿和進退生死，不同的人往往都會有不同的看法。而這種不同的認識和看法，就會決定你怎樣應事處世，怎樣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社會、對待自然，從而決定了你是否能夠與他人、與社會以及與自然和諧相處。從朱光潛、宗白華及鄧以蟄三位美學大師所闡述和他們自身所持的人生態度上，我們對於如何做到自身和諧可以獲得以下三點啟示。
其一、保持赤子之心。「赤子之心」這個成語來源於孟子的一句名言，「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其意思是說：有德行的人，便是能保持住嬰兒般純潔善良心靈的人。我們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會不斷產生意念和慾望。這些意念和慾望大多數是正常正當的，其中還包含著十分可貴的改革精神、創新精神等。正是這些正常正當的和包含改革創新精神的意念和慾望，推動了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可是，在人的各種意念和慾望中，也常常夾雜有非正常和非正當的成分，那就是邪念和貪慾。邪念和貪慾實際上是人的意念和慾望過分膨脹，想向他人和社會索取本不屬於自己或自己本不應該得到的名譽地位、利益財富等等。心中存有邪念和貪慾，內心世界必然不安定、不和諧，這就常常會導致行為出軌，做出背離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以至違法亂紀的事來，對自己和社會都造成危害。我們現實生活中不斷揭露出來的腐敗分子、違法亂紀分子，其根源皆由造成內心不和諧的邪念和貪慾所致，由此可見保持純正善良的赤子之心的重要。如何保持赤子之心？中國古代哲學家和教育家非常強調「正心」，即加強自我修養，「吾日三省吾身」，「不因善小而不為，不因惡小而為之」。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他能夠加強道德修養，能夠以正確的人生態度對待個人、集體和國家的利益，他就必然是一個自我和諧的人。而一個內心自我和諧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容易保持良好的心態，積極而熱烈地對待人生和事業，既不好高騖遠，也不怨天尤人。只有這樣，每個社會成員才容易與他人、與社會構成良好的和諧關係，從而推進整個和諧社會的發展。
其二、形成寬廣胸懷。一個人有什麼樣的人生態度，與他有什麼樣的胸懷密切相關。如果心胸狹窄，必然對許多人、許多事看不順眼，從而無法容忍許多人和許多事。而當你不能容忍別人或看不起別人時，別人自然也難以向你投以青眼並棄你而去。如果心胸寬廣，就能包容許多人許多事，甚至是一些一般人難以容忍的人和事，所謂「宰相肚裡能撐船」是也。心胸寬廣者要有涵養、要有雅量、要大度，也就是說要站在同情以至欣賞的立場上，理解人、尊重人、讚美人。每個人的職業和社會地位不同，性格愛好和理想志趣相異，即使對同一件事也必然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處理方式，並在處理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做派和風格。不管這些處理方式和做派風格怎樣互不相同乃至五花八門，只要是正當的，是通過自己智力和體力的努力合法得到的，都應給予充分的理解、尊重、認可以至讚美。費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個構想。這裡講的「美人之美」，就是倡導讚美人的君子之風；而「美美與共」，則是指要充分看到別人的長處並和別人一起分享取得成就的快樂。這需要多麼寬廣的胸懷，這又是多麼和諧美好的境界。如果我們對人對事都能夠以這樣胸襟和人生態度來對待，就能夠較好地處理各種人際關係，有利於自己施展才華抱負並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同時也有利於促進和諧社會的早日建成。
其三、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這是朱光潛作為一代大學問家總結出來的一句最深刻、最精彩的人生格言。他自己解釋這一名言說：「我以為無論是講學問或是做事業都要抱有一副『無所為而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學問和事業當作一件藝術品看待，只求滿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計較於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偉大的事業都出於宏遠的眼界和豁達的胸襟。如果這兩層不講究，社會上多一個講政治經濟的人，便多一個借黨忙官的人；這種人越多，社會越趨於腐濁。現在一班借黨忙官的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以及冒牌的哲學家和科學家所給人的印象，只要一句話就說盡了——『俗不可耐』。」如何免這個俗，關鍵在於要在飽食暖衣的物質生活以外，還要以「無所為而為」的精神作較高尚、較純潔的企求。這個企求就是「人生的藝術化」，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正是達到這種境界的一種可貴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