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真正的武士道？德川幕府時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發展
1598 年，豐臣秀吉病死，他一手策劃的侵朝戰爭亦在不久之後宣告失敗。統一的日本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內戰，接著就迎來了日本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統治的時代。
武士階級逐漸成為依靠領取幕府與各個藩國薪酬過日子的行政官僚，由於失去了經濟上的獨立性，所以不可能像傳統的主君與家臣那樣形成互惠互利的契約關係。這時的主從關係有了重大變化，主君可以要求家臣無條件做出奉獻，而家臣絕對不可以因為主君沒有施恩而拒絕盡忠，否則會被視為大逆不道。相應地，武士階級的倫理道德觀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中國的朱子學（理學）與陽明學（心學）相繼在日本流行起來。特別是朱子學，已成為德川幕府前期的官方哲學思想，並取得了獨尊的地位。根據朱子學的學說，臣、子、妻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而君、父、夫也要起到表率作用。這些倫理道德已被提升到了天理的地位，統治階級要求人人都要「克己復禮」，「存天理、滅人慾」。
由此可以認為，領主與附庸互惠互利的契約關係正在慢慢變質，如果說昔日的武士算是「自由戰士」，那麼現在這種自由正在漸漸地遭到專制制度的扼殺。
武士階級具有勇敢、忠誠、注重榮譽、節儉的品質，且推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等倫理道德。然而到了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由於朱子學的影響，「忠」在武士階級的倫理道德觀中益加彰顯。後人將武士階級種種的道德規範與行為準則統稱為「武士道」。
（上圖）關原之戰
德川幕府執政初期編撰的《甲陽軍鑒》一書中，首先使用了「武士道」一詞，這個詞的含義到後來越來越廣，而且滲透在武士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勤學」被視為武士道的重要組成部分，故此，連武士在和平時期因附庸風雅而學習音樂、茶道等，也帶上了武士道的烙印。所以，對於什麼才算真正的武士道，各門各派也是眾說紛紜。也難怪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其研究日本的名著《菊與刀》中認為「武士道這個名稱是近代才有的……它是評論家出於靈感的創作」。
這一時期重要的理論家有中江藤樹、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宮本武藏、山本常朝等人，他們思想不盡一致。而這一時期出現的一批宣揚武士精神的書，其內容也是大相徑庭。其中，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有宮本武藏寫的《五輪書》與山本常朝口述成書的《葉隱》等，這兩位作者對死亡的看法就存在分歧。
宮本武藏在《五輪書》中認為武士毫無價值地死去意義不大，因為世間很多農民、婦女、僧人、乞丐都能夠做到視死如歸。因此，為了顯示武士的價值，最重要的不是不怕死，而是怎樣去戰勝敵人，只有這樣才會為主君帶來榮譽，也能使自身揚名立萬。
但山本堂朝在《葉隱》里卻認為武士最重要的不是取勝，而是視死如歸。他說：「所謂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於生死兩難之際，要當機立斷，首先選擇死。」「若以一言來概括武士道的要諦，那就是不惜身家性命，把自己獻給主君。」因為「所謂忠孝，就是沒有無理的主君、沒有不對的父母」。他還引用主君直茂公的話說：「武士道就是對死的狂熱，即『死狂』本身……僅有正氣難成大業，要變得發狂，以『死狂』的勁頭，才能成功。武士道是行動，行動時還在用辨別力，就會落後於人，行動時不需要考慮忠孝二字，在武士道中，只要有『死狂』，自然含有了忠孝。」他特彆強調指出武士應該每天都有「今日必死」的思想準備，甚至應該在每朝每夕，都要把自己當作已經死亡的人，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夠使武士道與身體融為一體，才會不受束縛，恪盡武士家臣之職。
兩書作者的觀點儘管有異，但相同的地方在於武士無論是注重勝利還是不畏死亡，都是為主君做出無私的奉獻。
看來，當時的武士階級已經認可家臣需要無條件為主君盡忠的思想。這種思想與戰國時代「下克上」的風氣相去甚遠。在德川幕府時代，武士為主君殉死的盡忠行為竟然風行一時，很多藩國的封建主死亡時，總有一批家臣自發切腹殉死。如果哪位封建主生前寵愛的家臣沒有及時切腹，就會遭到別人的非議與白眼。以至於德川幕府不得不多次頒發律令，嚴禁殉死。
在德川幕府鞏固了自身統治的前期，日本進入了天下太平的時代，武士階級很少有機會在戰場上大顯身手。而幕府頒布《喧嘩兩成敗法》等法令，對發生爭鬥的武士一律進行處罰，目的是為了禁止武士之間的私戰。但是武士之間的爭鬥不可能絕跡，而在這些爭鬥中武士的表現自然會成為引人矚目的焦點。1703年發生的「赤穗四十七浪人復仇事件」也成了人們長期津津樂道的話題。事件的起因是赤穗藩主淺野內匠頭與另一上流社會人士吉良上野介在出席幕府的儀式時發生爭執，淺野內匠頭因當場拔刀砍傷吉良上野介而在事後被幕府勒命切腹自盡，赤穗藩國也隨之被幕府撤銷。次年，原赤穗藩國的四十七位家臣為替主君復仇，出其不意地潛入城中襲擊了吉良上野介的住所，斬殺了吉良上野介。赤穗浪人在完成復仇之後向幕府自首，幕府命令他們全部切腹自盡。因此事發生於元祿年間，後世將其稱為「元祿忠臣藏」，還編成了至今仍在日本膾炙人口的歌舞伎《忠臣藏》。
赤穗浪人復仇事件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人認為他們是義士，但也有人抨擊他們舉止失措。山本常朝批評赤穗浪人在一年之後才報仇，動作實在太慢，因為萬一在這段時間裡，年邁的吉良上野介突然病死了，那就永遠沒有辦法報仇了。他認為作為武士，正確的做法應當是「不假思索（不考慮勝敗，也不在意外在形式）， 立即報仇」。總之，家臣為主盡忠的行為是被當時的武士階級所肯定的，這是不容置疑的。
相反，在遙遠的歐洲，騎士階級中的領主與附庸，無論在哪一個歷史時期，都是互惠互利的契約關係，不存在類似於江戶時代日本武士要為主君無條件盡忠的思想。但是，歐洲騎士可以無條件效忠自己心儀的貴婦人，甚至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這一點對日本武士而言，卻是不可想像的。這反映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文化的差異隱藏著衝突的危險。西方的天主教從戰國時代開始傳入日本並迅速發展。那時候一些地方上的封建主為了方便與歐洲人進行貿易，也成為天主教徒。戰國的風雲人物豐臣秀吉雖然一度施行了禁止傳教的政策，但效果有限。到了德川幕府在關原之戰後控制日本時，國內的天主教徒已達七十萬以上。在此前後，中國商船與日本重開貿易，而信奉新教的荷蘭船隻也到達了日本開展商務活動。這在商業上削弱了歐洲天主國家的影響力。對天主教心懷疑懼的幕府在儒、佛學者的慫恿之下於1613 年起下令禁教，拆毀教堂，驅逐西方傳教士；同時還殘酷迫害那些拒絕改變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徒，屠殺了二十八萬人，並強迫有信教嫌疑的老百姓踩踏基督與聖母的畫像來辨別其真偽。1637 年，天草地區信教的武士與群眾發起了暴動，幕府出動了十幾萬人馬在荷蘭艦隊的支援下攻克了暴動軍隊在原城的大本營，用武力鎮壓了天主教徒的反抗。次年，幕府禁止天主教國家葡萄牙的國民入境。
在此過程中，幕府也壟斷了海外貿易， 長崎成了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幕府禁止沒有官方印信的船隻遠航海外，也不準在海外僑居五年以上的日本人回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鎖國」。
（上圖）信奉天主教的日本武士
幕府的鎖國政策帶來了長達二百餘年的和平，使國內的幕藩體制更加鞏固，因為它有效壓制了善於破壞封建制度的商人階級，使商人的社會地位不可能超越武士。它成功避免了普通日本人與外國人的接觸，因而困擾東亞數百年的倭寇至此也徹底絕跡。但鎖國也導致日本的海外貿易長期萎靡不振，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文化的進步， 故此，日本新興的資產階級難以得到蓬勃的發展，遲遲未能像歐洲的資產階級那樣引領歷史潮流，成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這樣看來，日本武士要想像歐洲騎士那樣，在資產階級摧毀舊制度的過程中獲得更大的自由，似乎成了一件遙不可及的事。
本文摘自《最強戰士大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