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生命的尷尬和動力
鄧曉芒（1948年4月7日－），中國著名哲學家、美學家和批評家。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德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德國哲學》主編。曾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德國哲學，亦研究美學、文化心理學、中西文化比較等，創立「新實踐美學」和「新批判主義」，積極展開學術批評和文化批判，介入當代中國思想進程和精神建構，在學術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響力。代表性著作《思辨的張力》、《文學與文化三論》、《新批判主義》、《實踐唯物論新解》等。
近些年來，常有一些親朋好友勸我，說你已經「功成名就」了，不用那麼累死累活地幹了，該放鬆放鬆、享受享受了。這都是些好心人的善意的勸說，他們希望我健康，活得長久一點，我真的很領情。但平心而論，我自己覺得我從來沒有為了「功名」而累死累活過，如果是那樣，就算是「功成名就」，也是一場黯淡無光的人生，頂沒意思了。只不過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被教導「勞動光榮」，人總應該積極努力向上，人生就應該做點事情。幾十年來，小時候的教育幾乎都被我「嘔吐」光了，唯有這一點樸素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駐紮在心底，成為我一直不能放棄、甚至不能擺脫的生活模式。
記得前年到重慶去講學，本來帶了筆記本電腦，想趁休息時間干一點「私活」，校改一下學生的翻譯作業什麼的。晚飯後剛剛打開電腦，兩位重慶的朋友來了，生拉硬拽地拖我出去「洗腳」，說一定要讓我「放鬆」一下。我從來沒有進過這種休閑場所，也實在沒有興趣，只是卻不過情面，只好跟著他們去了。在洗腳城，我們三個躺在那裡，都不說話，由三個年輕漂亮的姑娘捶這裡捶那裡，捶完了就開始洗腳，洗完了就開始按摩足底的穴位，按得我痛徹骨髓，感覺好像要把腳板裡面的骨頭都剔出來一樣。但我又不好意思喊痛，一是怕一個大男人被年輕妹子瞧不起，二是覺得也應該尊重人家的勞動，就只好忍著。偷眼看旁邊的朋友，他們倒是都在閉著眼睛享受，看樣子愜意得很。我頓時有些自嘲，覺得自己恐怕已經被「異化」成了某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怪物。整整鼓搗了兩個小時以後，程序總算結束，由朋友付的賬，多少錢不知道。出來後，我心裡十分懊悔，覺得這兩個多小時完全在那裡活受罪，不但身體上受罪，而且精神上也受罪，無聊得很，也緊張得很，談不上「放鬆」。身體上受的罪讓我的腳跛了三天，精神上的無聊則讓我回想起當年在水電安裝公司當搬運工時的一種感覺。
那是1976年秋天，我正在西區勞動服務大隊當臨時工，挖土修馬路。我的一個朋友小姜在水電安裝公司當汽車司機，有一天他告訴我，他們公司現在當搬運工的青年鬧情緒，要求調換工種，說自己28歲了，談了幾個朋友都不成，不換工種別想找到對象，所以單位急於從外面招收一名搬運工來頂替他。我打聽了一下，工作其實很輕鬆，主要是工作時間短，平均每天大約三個小時的搬運，幹完了就可以休息。我覺得這正合我意，我缺的就是看書的時間，於是請小姜去幫我聯繫。不幾天，他就陪公司的盧主任來我家了解情況，一見我剛剛下工，渾身曬得油黑髮亮，肌肉鼓鼓，立馬就談妥了。他唯一擔心的是我那年也正好28歲，還沒有談女朋友，是不是也會鬧情緒?我向他保證絕無問題，恰好相反，我希望公司今後能夠讓我保持這個工種的專利。就這樣，我成了一名月薪35元的正式工人。
那時，省圖書館的不少禁書都開放了，有小說，有文藝理論，也有哲學書。我辦了一個借書證，瘋狂地讀書。我每天的行頭是一輛自行車，一個黃書包，裡面放一本書。我對工作極端賣力，一是因為得到一個正式工作不容易，我十分珍惜；再就是我對於體力活有一種迷戀，有節奏的勞動使我身心愉快；最後當然也是想盡量快點做完，就可以去洗澡，然後坐下來看書了。那幾年我讀了不少書，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馬克思的《博士論文》，黑格爾的《美學》、《歷史哲學》，賴那克的《阿波羅藝術史》，前蘇聯的一本《馬克思主義美學原理》，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新建設》編輯部編的《美學問題討論集》(六卷)，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等等，大都做了詳細的筆記。看書的地方，有時在會議室里，有時在倉庫里，有時在搬運工和司機的休息室里，人家都在談天或打牌，我就在旁邊看書。公司領導看我每天勤勤懇懇，安心工作，又好學習，對我十分滿意。
可是有一天，我不知為什麼，上班忘記帶書了。那天恰好沒有搬運任務，整個公司大樓里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但是按規定沒到下班時間又不能回家，必須等待隨時可能下達的任務。我端條凳子坐在公司門口，看了一會兒大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不耐煩了，就去爬樓梯。上了五樓，看會兒風景，再下來，然後又上去，再下來，這樣幾趟。然後又到公司門口右邊一個街口的燎原電影院去看海報，希望碰到一個熟人，聊聊天也是好的，可是沒有碰到。又到左邊的一個文具店裡逛逛，到街對面的小百貨店裡瞧瞧，心想附近要是有個書店就好了。但我不敢走遠，怕突然碰見領導，也怕管事的叫搬運工時我不在，挨批評，於是又折回來坐在公司門口，百無聊賴。一直等到過了10點半，估計真的不會有什麼搬運任務了，才跨上自行車，一溜煙朝家裡騎去。我一邊騎車一邊想，今天這可是個深刻的教訓，以後再也不敢忘記帶書上班了，我一刻也不能沒有書。從此我真的十分小心，每次上班前第一件事就是記得把書帶上，因為那次的印象太深刻了，那簡直就像把五臟六腑都掏空了一樣難受。
1979年，我考上了武漢大學的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從此脫離了體力勞動，進入了另外一種勞動方式，就是把閱讀、寫作和講課當做自己生活的主要內容以及職業。在這幾樣工作中，我把教書視為「體力勞動」，因為我必須做這個工作才對得起這份工資；而把閱讀和寫作當成純粹的智力勞動。和以前不同的是，這兩種勞動之間有了密切的聯繫，我在課堂上講的要麼是我讀到的、要麼是我自己寫的文章或書。我每天沉浸在對新的發現和開拓的渴望和喜悅中，那是我保持生氣勃勃的生活興趣的原動力。類似水電安裝公司那次的尷尬已很少發生，除非偶爾陷入到一個明知毫無意義卻不得不數著時間過去的境地，像在重慶的那一次。
後來我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談到對於生命的看法，認為一個人在生活不能得到最低保障的時候，當然首要的任務是活下去，努力做到能夠養活自己和養家糊口，他必須發揮他的腦力和體力來為這個目標奮鬥，他的精神生活只能是物質生活的附庸；但是這一點一經達到，「溫飽」已不成問題，他就應該考慮把他的生命結構「顛倒」過來，使他的物質生活為他的精神生活服務。這其實就是我自己的生活模式，我至少主觀上盡量做到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只以精神生活的需要為限。所以，我把閱讀和寫作視為自己真正的生命，其他的都是為此而做的鋪墊，所準備的物質條件。而這種生活模式至少是從水電安裝公司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
我現在明白，當時的那種尷尬其實就是生命的尷尬，是生命之火被封閉在一個不透風的容器內快要因缺氧而窒息的那種難受。因為那時我已經把我的本職工作當成了維持我的精神生活的原料，而把精神生活視為我的真正的生命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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