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愈是風雨如晦之際，心靈愈是寧靜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
在大動蕩、大離亂中，他在一片對中國歷史的撻伐聲中保持了自我，他說對本國歷史要報有一種「溫情與敬意」，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在西南聯大堅守著知識分子的本分，寫下了《先秦諸子系年》《朱子新學案》《國史大綱》等令後人敬仰的傑作。
而當他站在一九四九年的香港街頭，看見滿街露宿、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時，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山岩岩，海深深，地薄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里，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睏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對向前行。」
這首廣為流傳的《新亞校歌》便是他親自所寫。
他是錢穆，字賓四，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
1963年，香港政府邀請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組成一所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對這一名字，錢穆的弟子葉龍曾解釋說，中文不是語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據說當時想了很多名字——中國大學，中華大學，最終還是錢穆堅持，「不如叫中文大學」。
此外，錢穆還堅持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為此曾與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爭乃原則性者，他日物色校長人選，余決不參一議。」當時港英政府派來商議的英國人富爾敦，通粵語，讀中國書，曾說錢穆「君心如石，不可轉也。」錢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輕視。
什麼是大學精神
01
我們評論一間學校，仍有第三標準（編者註：按錢先生在前面所稱的另兩個標準：第一個標準是物質上的，包括建築和設施，第二個標準是學校擁有多少教授，開設多少科程，及學生在學業上的成就如何，此處不錄），這就是我們校歌里所唱的「新亞精神」。所謂精神，這標準則更是難說了。
如何叫做新亞精神？讓我從淺顯易明處說去。
猶記我們第一朞校舍落成，損助我們建築的某基金會適有人來參觀，他表示很滿意。我問他滿意在那裡？他說：「我知道香港房租貴；但你們的校舍全不在此著想，不僅無教授宿舍，連學校辦公室地位也很小，而圖書館和課室卻大。」我想：這也就我們的新亞精神了。精神，本應能隨處流露，也可流露在建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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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舊影
去年有一位哈佛燕京社的先生來看我們研究所，我說：「我們的研究室太小了。」但他說：「我們的更小呀！」這是確實的，我去哈佛時確看到他們的導師室並不比我們的大。
我們學校建築佔地面積雖小；但拿我們的圖書館和教授研究室來講，在整所建築中，比例實在不小，也可說很大了。因此，只從我們的校門看，也可看出一部分新亞精神來。
諸位了解得此意義，便知學問之困難處，而那些困難，則待諸位自己去克服。從前有一故事說，仙人呂洞賓，能點鐵成金，他遇到一乞丐，把一塊泥土用手指一點成了金，給那乞丐，但乞丐不要那金，卻要呂洞賓那手指。諸位來學校，學校所能盡的責任，則只在傳授知識和訓練技能上，那些知能，縱有價值，也僅像一塊塊黃金。什麼是能點鐵成金的那手指呢？諸位當知，諸位之自身，諸位自己所修養鍛練出的諸位之品格，才是那點鐵成金的手指呀！
當我們第一間校舍落成，曾有一位日本京都大學的前任校長來參觀，他說新亞很有些處像京都。我不知道他說那句話時在那一方面欣賞著我們，而把新亞和京都比。無論從歷史上﹑從現實上像是無可相比。我想：那位校長所欣賞於我們的，也即是一種我們的精神流露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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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錢穆先生在新亞除夕聯歡會演講
02
但何謂精神，仍難講，我將改說是一種氣象罷。諸位學哲學文學的，都知道宋代大儒喜歡講氣象。我想藝術系的同學們，也該知道這氣象二字。
我從前在北平時，北大的氣象是這樣，清華的是那樣，燕京的又是另一樣。一校有一校的氣象，常在學生們身上顯露出：因教授可以同時在幾間學府里兼課，就很難在他們身上顯露出某一間大學的氣象來，常從學生身上則很易見。每間大學各有其特殊的氣氛，即如美國哈佛與耶魯不同，英國牛津也與劍橋不同。衡量一間學校，能注意到他們的特有氣象，那是更不易了。
其實，學校氣象主要還從學生身上見。學生在不同的學校，會有他們不同的風度和格調。如說：讀書人有讀書人的風度和格調，商人和官僚也有商人和官僚之風度和格調，軍人藝術家各有他們各自的風度和格調；同樣，作為一個大學生，他亦該有大學生的風度和格調，然後才有風度和格調上之不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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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在新亞講壇
以前在內地，一個青年跑進大學，尤其是進了那些有名的大學，他自會覺得他走進了另外一個新天地。他所接觸到的都是新；不到一年兩年，在不知不覺間他自會具有一個大學生的風度與格調。可是，在今天此地，我實在沒有見過真正具有某種風度與格調的大學生。老實說：在殖民地統治下的大學教育，也不容易培養出我所謂的有風度格調的大學生。諸位有機會到外國去，便知道我此刻所說的真確性。
現在我再說要拿教授水平和課程內容來衡量一間大學，已是困難了；若要把大學生的風度和格調來衡量，那便更困難。新亞在此方面，也實在最可抱慚。從此一標準來講，我覺我們新亞還不像是一間大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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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新亞書院藝術專修科第一屆師生美展展覽現場
左起：陳士文、丁衍庸、陳美琴、趙無極、張碧寒
03
諸位或要問：所謂大學生的氣象和格調究是怎樣來的呢？我想有兩點可以說：
一是每一個大學生應有一個人生理想。一個青年跑進大學，至少應培養出他個人的一個人生理想來；如他到大學裡面的教授們有哲學家﹑有科學家，總會引起他一番羨慕嚮往之心；這就把他的人生理想提高了。至於他在課程方面所接觸到的種種人生境界，那自然更廣大高深。諸位來此就學，註冊上課，所接觸的只是些課程和分數單；可能對一位教授學問人格上的高低深淺一切莫名其妙。如此般的影像，怎會提起理想﹑接觸到新境界？
我曾屢次告訴諸位：諸位來學校不可只重文憑和學分；要緊的是：能有一個人生理想，一番人生嚮往。
一個宗教徒，他懂得嚮往天堂和上帝；你且問他天堂的情況，上帝的高矮肥瘦究怎樣？他自然不知道——但他總有了這一番嚮往。我上面說我們要有人生理想，這也並非有具體內容可說；只要有此一嚮往，有此一想像，就是了。倘若一個人真能具有了如此的嚮往和想像，他的氣象自會不同，他的格調也自會不同；接著第二步他的待人接物的態度也會因此而不同了。
我幼年曾在一中學讀書，有一位體操先生，他給我印象很深。他是一日本留學生，有一天，我們上體操課，他跑到操場後說：「你們真不象樣。」跟著他說起他在日本時，曾聽人說：有一位大將臨出軍前檢閱軍隊，那位大將一跑到檢閱場，便說：「這樣的軍隊不行，出去定會打敗仗。」他退下，號召部屬，叮嚀教誡；過了幾天，再去檢閱：這一次，他滿意了，他說：「象樣了可以臨陣打仗了。」
我常覺得走進我們新亞似乎缺了些什麼似的，我雖說不出來，但也可說在精神方面，在氣象方面，總有些不夠。諸位若是信教的，當你走進一所教堂，自會覺得和教堂外面有不同。進到一所理想的大學，簡單說：也該有些和外邊不同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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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在台灣最後一次講課
04
我們又常說要中國文化；究竟中國文化最要處在那裡？
前幾年曾有人提起此語問我，我總回答說：「中國文化最要處在它的道德精神」。但現在，我覺得此話不夠鮮明；我想：中國文化之最重要﹑最特殊處乃在其能著重學做人，在其能看出人的理想和境界可日新月異地上進。這種向上和前進，乃是人格的表現，但不一定便是道德的表現。由外面看來，像是平平常常的，並沒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鮮明界線之存在；但在其內心人格上，是可日有上進，實不平常的。信上帝，進天堂是死後事；但是，講到孔子的道德，中國文化之所重，則全在我們未死之前這一生，全在當下平常日用間。
朱子曾說，讀《論語》：「今日讀一章，明日便該覺得自己像換了一個人。」這已說到中國人講學問之最高深﹑同時最切近處。諸位今天進大學，要能在明天也覺像是換了一個人；而且日日該如此；一日復一日，「學無止境，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在我們內心境界上，有一個天天上達﹑欲罷不能之境；這始是中國文化中獨有的學問和獨有的精神。這種精神，不是要表露給人家看：所以說：「古之學者為己」，又說：「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曾說，他「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他的內心境界，真是天天在進步。又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當知：簞食﹑瓢飲﹑陋巷，在外面的人盡可見，看來好像總如此；但講到裡面，顏子的內心方面，則天天在進步，所以他覺得是可樂。
孔子亦說：「我見其進，未見其止。」我前面曾說：我在新亞此十三年中，學問是退步了。或許諸位可以說：我虛心或過謙。但，我總不能說我的做人退步了；因每一人之學問可以停滯不長進，但論人格，卻只能進，不能退。又且此種進步，只有自己一人知，不能為別人知。
淺言之，如諸位畢業後，去當一小學教師，每月得薪二百元，如此一年復一年，可以老做一小學教師，老得月薪二百，這也無所謂：但論做人，便不能老如此無長進。我們要能活在一個精神境界里，要在自己人格上，不斷有上進，從童雅到白髮，那只是身體物質上變化。這種變化，一切禽獸生物都有，卻不是上進。我們做人，從幼到老，也不是上進﹔上進則在精神上。
孔子所講的道理，即中國文化之最獨特﹑最有價值處，是要懂得人之一生，在他內心應能天天有進步。每一人有他一分最高可能的理想與境界。諸位若知道這一點，人生樂趣與人生大道都在此；並可由此知道中國文化之高深獨特處。我們新亞在這樣一層上，似乎還是缺乏的；所以我今天要特地提出，使諸位知道，這便是中國文化精神，也該是我們新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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