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雕刻的電影，才能照亮至暗時刻
看死君：4月4日，全國默哀，降半旗，為所有因新冠疫情而逝去的靈魂。有人感嘆道，世間生死路茫茫，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我們只且只能帶著傷痛繼續活下去。
回想三年前，我們曾專門為這個日子寫過一篇文章《4月4日其實是個偉大的日子》。對影迷而言，這一天著實有著非同一般的影史意義。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埃里克·侯麥、瑪格麗特·杜拉斯、阿基·考里斯馬基、希斯·萊傑、王童等電影人的生日都集中在了這一天。生與死，註定都值得被紀念。
今年正值塔可夫斯基誕辰88周年，在疫情蔓延全球的當下，他那些殫精竭慮的電影卻在冥冥之中湧現出某種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鄉愁》《鏡子》《潛行者》《犧牲》……每一部都值得被反覆重看，並被這個時代所銘記。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我們今天推薦的這篇文章，出自俄羅斯名導亞歷山大·索科洛夫之手，題為《論死亡的平庸主義》，曾為紀念和致敬塔可夫斯基而作，讀來肝腸寸斷。
亞歷山大·索科洛夫
在俄羅斯電影界，索科洛夫一直被認為是塔可夫斯基的精神繼承人。1986年年末，因身體不適躺在醫院病房的索科洛夫，從電台節目中收聽到塔可夫斯基的去世消息，那一刻他感到呼吸困難，蜷在醫院的樓梯角落，痛哭了幾個小時。
論死亡的平庸主義
作者| 亞歷山大·索科洛夫
整個病房悄無聲息。但直覺告訴我，每個人都醒著。窗外也是寂靜一片，只有雪花在默默飄落，形成厚厚的積雪。
1986年，俄羅斯經歷了一場可怕的霜凍。當然，作為一個堅忍的民族，俄羅斯人早已習慣了嚴寒和匱乏。但這一次，寒冷卻似乎永無止境。每天清晨一醒來，人們聽到的就是天氣預報的壞消息：又是-40℃。
1986年已經接近尾聲，眼看就要迎來新年慶祝活動。然而，看看我身邊這些同命相憐的人們，卻無一例外地都很悲傷和陰鬱。是的，誰會願意在病房中迎接新年呢？
屋外的霓虹燈光映進病房，整個房間都泛著淡藍色。隔壁鋪的男人手臂骨折了。他看上去很強壯，頭髮烏黑，說話帶烏克蘭口音。這時，他低吟一聲，翻身沖我躺著。我看到了他的臉和閃爍的眼睛。他沖我微微一笑，沒有說話。
我試圖用小晶體管收音機尋找一個能聽的電台，比如那種會播放小提琴或鋼琴演奏的音樂頻道，但一直沒有搜到。所有能接收到的信號都很吵鬧。畢竟，整個歐洲都在慶祝聖誕，節日的喧嘩霸佔了全部電波。
然而，在病房裡，我聽到的卻是另一些聲音 ：病床發出的嘎吱聲，隔壁屋的抽泣聲，護士們的說話聲、走路聲，還有她們手中金屬託盤裡注射器和針頭碰撞的叮噹聲。
這時，短波里傳出了一個信號非常微弱的電台節目。在節目中有個男人正用帶著口音的俄語播報——是那種確信、實事求是的語調，聽上去是在表達準確無誤的信息。
巴黎……安德烈 · 塔可夫斯基……去世……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也快要死了。
第二天早上，醫生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告訴他說，塔可夫斯基去世了。「這和你有什麼關係呢？」他問，「他是你的親戚嗎？」「不是。」我說。我離開病房，來到黑暗的大堂，蜷在樓梯的角落裡哭了好幾個小時。
準確地說，不是我，而是我內心深處的某個東西在流淚。眼淚止不住往外涌，我感到呼吸困難。那幾個小時里，我的大腦空白一片，五臟六腑都在翻騰，彷彿掙扎於某個痛苦的道德困境，又像是撒旦在狂暴中將我推倒。
而之前的新聞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好像不太明白。我甚至開始讓自己去懷疑它的真實性。畢竟，之前也有過塔可夫斯基去世的傳聞。但我沒有辦法欺騙自己。
這一次，直覺告訴我，塔可夫斯基真的離我們而去了。但我究竟是在為誰而哭泣？或者說，是在為什麼而哭泣？是他嗎？是他。是我自己嗎？是我自己。
經常有人問我是不是塔可夫斯基的學生。我總回答 ：不是，絕對不是。我沒有上過他的課，沒有崇拜過他。我也不會去接續他的工作，因為藝術家總要堅持自己選擇的道路。
塔可夫斯基選擇的路，只有他自己能走。
他知道自己要跨越哪片叢林。於是，他努力清除路途中的障礙，朝著指南針的方向，一直向北走——最終走向死亡。這沒有什麼特別的。每個俄羅斯人都在走自己的路。至少，每個有信念的俄羅斯人都是。
每個俄羅斯人在靈魂深處，不管是出於自主選擇，還是出於被迫，都在「努力穿越自己的叢林」。終其一生我們都在奮鬥，同叢林中的阻礙作戰，一路上付出這樣或那樣的犧牲。
有時，我們會碰巧在森林中發現一片陽光之地。那裡漿果充盈、草地柔軟，往往讓我們迷失其中，忘記找尋「希望之地」的初衷，而是選擇了在死寂的叢林深處尋找新的方向和契機。於是，我們再也回不到最初簡單卻誘人的人類幸福。
俄羅斯是「靈感」和「啟蒙」之地，歐洲則是「智慧」之地。作為值得被同情的國度，在俄羅斯，每個人都需要幫助。因此，我們很容易發掘內心深處溫情脈脈的浪漫情懷。
俄羅斯人很難掩飾自尊心，這是他們最為突出的性格。與其說這一點讓俄羅斯人看起來充滿攻擊性、處世不圓滑，倒不如說這是整個民族的性格（不過，這民族現在還存在嗎？）。俄羅斯人一無所有——什麼都匱乏，未來還會繼續匱乏下去。
俄羅斯人很窮——他們的錢像是存在了滿是破洞的袋子里，總是找不到。從物質角度說，老一代的俄羅斯人傾向於過一天就是一天，這是他們的處世哲學。但在靈魂深處，他們卻一直在尋求上天永恆的援助之手。
但究竟誰才是救星呢？上帝，天才，還是革命者？
我們的車行駛在列寧格勒的街道。車裡冷極了。他坐在副駕駛座上。我記不清那天他穿了什麼，只是隱約記得有些不太尋常。於是，我對自己說，或許只有他才敢那麼穿。他到底穿著什麼？還是想不起來。不過這又有什麼關係呢？然而，我怎麼能連這個都忘記？
後來，我們到了教堂。大家都在等我們。教堂司事是個很友善的人。顯然，他知道塔可夫斯基的名字。我們一起做了禮拜。
司事跟我們說，「這些是沙皇的墳墓，這些是異邦人留下的蹤跡。看，就是這些。你們再看這裡。這裡的青銅刻字都已經不見了。還有一些遊客，一邊口口聲聲談論著藝術，一邊就把紀念碑上雙頭鷹的腦袋扯掉了。」
塔可夫斯基問，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們是想帶回去作為模型，製作皇家武器的青銅複製品，然後在黑市上賣掉。現在這些東西很受歡迎，通常都很好賣。」司事說。「其實這不能算是俄羅斯現象。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都有這樣的小偷。」他補充道，聽起來彷彿是一個週遊世界的人，努力在為自己的祖國說話。隨後，他將我們帶到了教堂的內殿。
我們走到了一架布滿灰塵的舊馬車前面。這個場景讓人感到陰鬱，於是我們都沒有說話。最後還是司事打破了沉默。
他說，「當年，就是在這架馬車裡，革命者刺殺了亞歷山大二世。現在看來，這無疑是歷史的倒退。其實，他的很多舉措都是進步的，但人們不管這些。他們就是要殺他，就是要扔那些炸彈。這架馬車被原樣保存了下來。人們說那時門上和座椅上都濺著沙皇的血……」
教堂里很冷。我們走過的地方，鞋子在冰冷的大理石板上留下短暫的濕腳印。大理石板擦拭得很明亮，沒有一絲灰塵，映出灑落進來的冬日陽光。
我們踏著越來越窄的旋轉樓梯來到教堂的尖頂。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最終我們停留在一扇裝著紅銅配件的小窗口前。
我們用了好大的力氣，才隨著吱吱嘎嘎的聲響，勉強推開了這扇窗。伸頭向外看，我們看到了冰封的列寧格勒。
那一年也是寒冬。我們站在教堂樓頂向遠處遙望，可以看到幾公里之外的景象。那一瞬間，我們似乎迷失在對眼前景象無休止的思考中。或許一輩子都會這樣。不過那天真的太冷了。塔可夫斯基安靜地站著，看著這座被凍壞了的城市。
我們距離地面有100多米高，但他似乎一點也不害怕，臉上沒有任何錶情。那種感覺，就好像他已經來過這裡很多次了，這次只是在履行例行的參觀義務而已。
為此我有點生氣，甚至懷疑我的這種不悅已經表現在臉上。畢竟，為取悅這位「來自莫斯科的客人」，我費了好大的勁，才說服教堂讓我們上樓頂。我本以為，他會為此而感激我。
但這位「來自莫斯科的客人」卻只是那樣靜靜地站著，沒有表露任何情感。而我卻永遠都不會忘記，那天站在高處向下俯瞰這座西化的俄羅斯城市的經歷。同時，我也不會忘記他回到車上對我說的那番話。
暖和起來之後，他說：「當我意識到是命運選擇了我，我就平靜了。曾經我也需要面對誘惑，但我抵制住了。在那之後，我就開始相信命運，願意去完成命運交給我的任務。」
寬檐的黑色帽子、長款的黑色風衣。一個在穿著上略顯浮誇的男人在酒店大堂里踱步。顯然，這身打扮略為隆重了。每個經過的人都忍不住打量他兩眼。
我們站在大堂另一側等塔可夫斯基。這是列寧格勒一個灰濛濛的冬日早晨，連酒店門廳都顯得格外陰暗。我們看到了一個還沒睡醒的壞脾氣門童。大堂里滿是剛煮好的咖啡的香味。
按照約定，我們今天要去列寧格勒大學，但現在時間已經有點晚了。那個穿著隆重的男人正在報攤前晃悠。
這時他走到青銅吊燈下面，燈光映照在他臉上。看得出來，他臉上帶著笑意，雖然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原因。
他是個瘋子。他的電影只是自我賣弄。他太傲慢了。他的那些所謂作品，對蘇聯人民來說毫無用處。他自以為超越了他的前輩，其實只是瘋了而已。
他的電影看起來特別不自然，都是一些遠景，連個正常的角色都沒有。華麗的辭藻聽起來刻意十足，彷彿是硬生生被塞進那些被虐待的演員口中。偽哲學不過如此。
那些相信他的人應該勸他清醒清醒，擺正自己位置。——這基本上就是蘇聯著名導演馬爾連·胡茨耶夫對《鏡子》的評價。
即便是那些同樣被主管部門的壓力甚至暴力所折磨的同行，也將怒火投向了《鏡子》的導演，將他批判得一無是處。而這就是令人悲哀的現實。
1975《鏡子》
即便到了今天，也有很多人不明白塔可夫斯基的信念。他是神？天才？革命者？事實上，他只是一個俄羅斯人。
某些電影主管者嫉妒塔可夫斯基及其天賦，就像性無能的人對性能力的嫉恨一樣，致命且難以消除。對塔可夫斯基泄憤很容易：只要打著「國家」的幌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便為自己「誠實」的憤怒辯護——畢竟，這群人代表著「整個蘇聯人民」的利益和道德標準。
這位偉大藝術家的光輝愈加閃耀，他們的憤怒和敵意就愈加明顯。每分每秒、年復一年，他們都在代表「國家和人民」拒絕他。他們不允許他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即便創作環境如此，我們也不該忘記那個古老的問題，那就是，電影是門藝術。
讓我重新來闡述一下這個問題 ：現代形式包裝下的電影，算是獨立藝術嗎？我的觀點是，當代電影暫時還不能承擔成年人的責任。它更像是個乳臭未乾的小毛孩，性別特徵尚不突出，同現實世界中的形式、類別、階級的關係也尚不明顯。
顯然，電影對文學、戲劇、美術等藝術的過分依賴讓電影工作者們沮喪不堪。在國際電影市場上，人們有時會鼓吹「綜合藝術」的概念——也就是說，電影可以融合各種藝術形式！
可惜沒有人能保證，這種大雜燴能升華出什麼嶄新的成果。即便如此，偉大的當代導演仍然發現了，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只屬於電影藝術的品質：時間。
他們將時間的流逝作為重要的主題來研究。雖然「時間」在伯格曼和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中依然需要依賴戲劇手法去表現，但塔可夫斯基和布列松卻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電影時間。這種時間被視覺手段創造，只能存在於電影藝術中，無法被其他藝術形式呈現或複製。
毫無疑問，塔可夫斯基在努力創造「真正」的電影藝術。這種電影藝術的獨特之處在於，極其個人化的觀念感知和導演個性的表達方式。沒有多少導演能做到這一點。很少。
而對於其他人來說，他們能做的，就是摧毀塔可夫斯基這樣的先驅，或者表面達成和解，然後再想辦法取而代之。
但這樣一來，我們就喪失了談論藝術的權力，因為我們已經將它徹底框死了。畢竟，那些符合慣例和傳統的老生常談的東西，往往才讓人看著更舒服。
雖然塔可夫斯基無意攻擊任何異議者，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經對他的同行（也是他的同胞）造成了威脅。他們嫉妒他的成就，害怕未來他可能發揮出的無限潛力。
畢竟，塔可夫斯基已經成功吸引了年輕人的關注。有了這種關注，他終有一天會取得勝利。
作者| 索科洛夫；公號| 看電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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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迷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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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朽已然足夠》
作者：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譯者：仝欣
出品：浦睿文化 ·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伯格曼、文德斯、楊德昌、薩特推崇的電影巨匠，威尼斯電影金獅獎、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塔可夫斯基圖文集。
由塔可夫斯基之子精心編選，全景記錄、精湛總結、立體呈現塔可夫斯基的一生。悉心彙集塔可夫斯基導演罕見的自傳性隨筆、私人攝影作品、七部經典電影的珍貴資料，以及多篇自述隨筆、私人書信、《啟示錄》主題演講等初次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