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刺馬案，一介草民險些動搖國本，為何慈禧卻不敢深究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一般認為這是我國近代史的開端。這是一部屈辱曲折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的自救史。在這段歷史中，發生了一件被後來大眾所熟悉的奇案——清代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案」。
清代大新聞，滿清唯一總督被刺案
刺馬案發生在同治九年，時任兩江總督馬新貽被人刺殺，當時震驚朝廷，舉國關注。那一天正是一年一度總督閱射的日子，十分熱鬧。
閱射完畢，馬新貽步行回總督官署。當他走到署衙門口時，已有一個面目憎戾難看、毫無血氣的人等候多時。這個人一邊咕噥著「冤枉」，一邊悄然靠近馬新貽，然後暴起拔出匕首刺入馬新貽的右肋。刺殺完刺客並不逃走，高喊：「我就是刺客張文祥！」
馬新貽次日即亡，墓志銘寫道「賊悍且狡，非酷刑 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巳具且奏！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
清代時總督是總管一方軍政的官職，且兩江總督在封疆大吏中地位靠前，官至從一品，兩江總督被刺關係重大。江寧府初審時，犯人只說自己是河南人，名叫張汶祥，問及其他便閃爍其詞。
「刺馬案」其中一個奇特的地方就是，刺客被抓後哪怕連累兒子被凌遲處死，也不肯說出刺殺馬新貽的真實緣由。
犯人寧死不說主使，奇案眾說紛紜
後來的審問中，犯人口供不斷自我推翻，總之不能審問出刺殺真相。其實在「刺馬案」發生當日有一個不尋常的情況——閱射時兩江總督本不需與民眾近距離接觸的，但當日的民眾熱情異常，人數也比往常多很多，很快人們衝破了柵欄進入校場。
馬新貽和在場官吏無法理會，便允許了民眾臨時入場，才給了張汶祥趁亂刺殺的機會。本來兩江總督威風不同尋常，出入都有護衛隨行，張汶祥一介武夫怕是連靠近都很難。當日的民眾確實給了張汶祥很大助力。
圍繞著民眾突入校場這一情況，滿清朝廷方面也未能深入調查了解。時過境遷，滿清不能細究真相，今人亦不知滿清當時調查的細節。清政府草草了案，似乎在隱瞞什麼，或許真的隱瞞了什麼，她們的行為卻暴露出了清政府的另一面目：中央朝廷在不斷失勢而民族意識正在覺醒。
「刺馬案」的民間傳聞很多指向了馬、張有私人感情糾葛，「刺馬案」乃情殺案。但這些說法彼此矛盾，要麼馬強佔了張的妻子，要麼馬強佔了張的弟兄的妻子，要麼張的妻子被他人強佔，張卻刺殺了兩江總督馬新貽，等等。
曾國藩與慈禧的權力角斗場
張汶祥曾在審問中說：「養兵千日」。對此，慈禧派往參與審理的曾國藩認為張汶祥背後還有黑手，轉而詢問其他審理官員的意見。官員們面面相覷，既不主張對張汶祥施加重刑，也不再追究真相。
最後審理的結果認定，張汶祥乃太平軍餘孽，因私人過節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馬新貽被滿清朝廷下令厚葬，但在民間普遍認為張汶祥才是英雄義士。
細究起來，前後兩任兩江總督都與「刺馬案」關聯：現任總督馬新貽是本案被害人，而審理人正是前任總督曾國藩。曾國藩是湘軍領袖，平定完太平軍後被調往直隸總督。
案件發生時，曾國藩已位極人臣。他手中既有清朝軍隊中最有戰鬥力、最富有的湘軍，也有遍布朝野內外的強大政治勢力。有人建議曾國藩直接自立，抗衡朝廷。但曾國藩拒絕了，「刺馬案」後不久，曾國藩便告老還鄉，湘軍也隨之消解。
比起曾國藩，馬新貽的能力可謂平庸。馬新貽被安插到兩江一帶是中央朝廷的權謀之術也不一定。當時兩江一帶是湘軍的勢力範圍，政府中上上下下都是湘軍的人，馬新貽即使想在此調查湘軍也查不出名堂的。或許正是馬新貽任上做了某些遏制湘軍發展的舉措，才導致殺身之禍。
這樣，「刺馬案」成為曾國藩與慈禧的權力角斗場，兩個時代的無名氏被推上了歷史的舞台。於是，張汶祥成了湘軍勢力的代表，哪怕被刺殺的是清朝的一品大員，慈禧也無法對於真兇採取手段。
這樣的推論正迎合了最多人的心理預期，畢竟清末時局動蕩，洋人、滿人、漢人各方勢力在中國國土上相互角逐，在這樣的時代里人們更想要一位領袖帶領國人走出困境，漢人中最有權勢的曾國藩被抱有極大幻想。
朝廷上下對案件含糊其辭，便是「刺馬案」最奇的地方：從清軍入關要求漢人剃髮易服，到如今兩江總督被刺草草了案，有一種趨勢在改變著一切，改變著人們。舊勢力中既存在鬥爭又相互掩護，他們極力躲避真相和現實，只想在醉生夢死中繼續沉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