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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一部「大屠殺」電影,需要極大的野心

回望今年2月,第92屆奧斯卡公布 「最佳國際電影長片獎」獲獎名單,《寄生蟲》不負眾望。而在入圍的短名單中也有一部不太為人所知的電影,捷克電影《被塗污的鳥》。(文末福利)

這部電影最早於去年的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亮相,入圍主競賽單元,因題材和內容引發巨大爭議。在2019年的歐盟影展上,部分幸運的中國觀眾見到了這部電影的真容。

從小說到電影

影片《被塗污的鳥》改編自耶日·科辛斯基的同名小說,該書中文版也於去年出版。小說講述的是無名的猶太男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浪於東歐村莊,遭遇各種凌辱磨難,最終得以倖存下來的故事。

自1965年出版後,《被塗污的鳥》便備受爭議,尤其受到東歐諸國報紙和雜誌的攻擊。隨著時間流逝,小說贏得全世界範圍內的認可,已被認為是一部刻畫「二戰」的經典之作。

2005年,《被塗污的鳥》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1923年來最好的一百部英文小說之一。

小說的題目「被塗污的鳥」取自耶日·科辛斯基兒時見到的農村習俗。作為娛樂活動之一,農民會逮住鳥兒,把它們的羽毛塗成彩色,然後放飛它們。這些色彩鮮艷的鳥兒返回鳥群後,會被其他鳥兒視為威脅,遭到攻擊和撕扯,然後被活活殺死。

這個書名形象表達了東歐諸國的猶太人在二戰期間遭遇的生存困境及小說主人公在書中的形象:被自己人虐待。

最初出版時不少讀者認為,耶日·科辛斯基是根據自己的童年經歷創作了《被塗污的鳥》。耶日·科辛斯基出生於高級猶太知識分子家庭,六歲時二戰爆發,德國納粹開始屠殺猶太人。

為保護他的安全,父母拜託一位陌生男人將其帶鄉下避難,而男人在得到錢財後無故消失,耶日·科辛斯基於是開始了在東歐村莊間的流浪。「二戰」結束後,父母在孤兒院找到了他,這與小說最後的情節如出一轍。

耶日·科辛斯基

耶日·科辛斯基的童年經歷與小說記敘的內容吻合程度之高,讓讀者不由相信小說乃自傳的說法。不過,耶日·科辛斯基幾乎完全否定這個觀點, 表示自己「拒絕做戰爭倖存者的代言人」。

在1976年版《被塗污的鳥》作者序言中,他寫道,「我不會讓自己成為一個販賣個人罪孽或隱私回憶錄的人,或者一個記錄降臨到我的同胞和我這代人身上的災難的人,我只想做一個純粹的小說家」。小說意味著虛構和想像,與傳記如實照搬人生的邏輯相背離。

無論耶日·科辛斯基怎樣宣稱,他都無法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小說源自現實。《被塗污的鳥》當然不可能是憑空的虛構或想像,耶日·科辛斯基用小說家的才能將他的童年往事轉變為創作素材,從而呈現為一部小說。

耶日·科辛斯基之所以如此決絕地作出這樣的聲明,不僅因為他是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大屠殺給他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不妨將寫作看做一種修復創傷的應急機制,耶日·科辛斯基在寫作時是絕對痛苦的。

同時,也是為了封住好事之徒們的嘴巴,避免給自己帶來人身危險。(正如耶日·科辛斯基在序言中說,小說出版後,他多次遭受生命安危和來自遙遠祖國人民的誹謗)。

那麼,電影《被塗污的鳥》的改編到底算成功還是失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那些被赤裸暴力的影像所驚嚇的觀眾,需要重新找來小說進行一趟深度閱讀,以確證電影所呈現的世界是否表現過度,到時他們將發現一個更寬廣而深邃的文學世界。

而那些帶著閱讀經驗前往影院觀看的觀眾,或許不會滿足於電影簡單流於視覺呈現的目的,在將近三小時的視覺「轟炸」下他們的感官或許不免一度感覺疲勞。

電影在形式與內容之間樹立了鮮明反差。使用35毫米膠片格式進行拍攝,《被塗污的鳥》畫面如同明信片,具有精緻的構圖和攝人心魄的美感。出現在畫面中的,則是能夠引發強烈生理厭惡的內容:妻子的情人被憤怒的丈夫挖掉眼睛,放蕩女子被村民合力凌辱至死,一家人與動物交配……

這些被當代世界摒棄在常理之外的行為(暴力、亂倫、性虐待、獸交……)在電影中被當作常態呈現。影像行使著冒犯觀眾的目的,讓觀眾感到震驚的同時,引發他們思考。

永恆的戲劇空間

對於《被塗污的鳥》,本可有兩種改編方式。其一,延續小說中男孩作為故事講述者的設定,在影片開頭加入畫外音,將讀者輕緩地帶入電影之中,如同邁克爾·哈內克在《白絲帶》中做的那樣,後者同樣是一部表現戰爭期間暴力與罪的電影。

哈內克《白絲帶》

甚至這股畫外音可以選擇成年男子的聲音,以回憶的視角展開整個故事。既讓觀眾對主角有認同感,同時對久遠往事的回憶可以在觀眾與電影表現的內容之間形成一定的觀看距離。

導演瓦茨拉夫·馬爾豪爾選擇的是另一種方法,將《被塗污的鳥》呈現為一個獨立世界。男孩雖然仍為主角,但他的視角並沒有保留,知曉一切的上帝視角摒除了一切主觀成分,主觀也就意味著創作者的觀點。

同時,藉助於美輪美奐的黑白影像,儘可能地剔除影像的可感度,讓觀眾直接目睹觸目驚心的影像世界,而與現實世界產生隔閡。作為一種小說影像化的方式,電影同樣行使著創造平行世界的目的。

導演瓦茨拉夫·馬爾豪爾在電影中做到了耶日·科辛斯基在小說中沒能做到的事情——「將作品置於某種神話境地,一種永恆的虛構狀態,全然不受地理環境或歷史因素的約束。」

這也許正得力於電影與小說之間的不同。小說無法徹底摒棄歷史,《被塗污的鳥》中仍然具有明顯關於歷史、地理和民族的現實成分。能真正做到此點的是電影,如果不是藉助於劇情介紹,我們幾乎無法為電影呈現的世界定位:發生的時間,地理坐標和人種民族……

在角色言說的語言和身份的設定上也能夠看出此點。電影中的角色說的是虛構的共同斯拉夫語,這是由伏伊希奇·梅倫卡所開發的一種人工語言,只有小男孩說的是捷克語,捷克語與虛構的斯拉夫語在電影中可以相互交流。

而且除主要角色外,每個人都稱為Joska,並一直保持匿名直到電影結尾。捷克語作為「外語」的想法,是小男孩在普通大眾中作為猶太人的「局外人」身份的一個極好的比喻。

耶日·科辛斯基說,「小說會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來表現人生百態」。因此,他選擇小說而不是歷史著作來呈現那段難以啟齒的歷史。不過,電影在直觀還原現實的能力上,則無疑是小說本身所不具備的。

影片《被塗污的鳥》徹底摒除了主觀性和抒情性,他冷冰冰地將世界剖開,讓原本的樣子呈現出來。通過放大人像,剔除色彩,將影像打造出精緻的美感,從而轉變為一幕幕奇觀,脫離現實提出的真實要求。

耶日·科辛斯基企圖借鑒的是古希臘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的諷刺劇《鳥》。在這部喜劇中,阿里斯托芬以古代雅典的公民為故事原型,從而放寬現實中的束縛和邏輯,讓他們生活在田園牧歌般的自然國度中。

耶日·科辛斯基認為,阿里斯托芬使用了象徵手法,從而可以無所限制地描寫真實的事件和人物,不用受歷史寫作中難以抗拒的種種限制。我們可以認為瓦茨拉夫·馬爾豪爾做到了這點。

如何呈現大屠殺?

對於任何導演來說,拍攝一部「大屠殺」電影需要極大野心,同時也是一次成者為王、敗則為寇的生死戰。

瓦茨拉夫·馬爾豪爾為此準備了十年,他說,「像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讀者一樣,當時我著迷於小說《被塗污的鳥》,當我在2008年年中完成故事片《托布魯克》後,我決定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技巧來獲得電影版權的工作。最終,我成功了。」

瓦茨拉夫·馬爾豪爾導演

通過與八位編劇合作,他們花三年時間寫過十七個版本,最終瓦茨拉夫·馬爾豪爾成功將大屠殺的歷史轉變為影像。

阿多諾有句眾所周知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我想這位哲學家想指責的並不是簡單的寫詩行為,而是抒情。這句話應該這樣講,「奧斯維辛之後,抒情是野蠻的」。

因此,任何有關大屠殺的電影都需要在情感上做到抑制。紀錄片於是成為重現不可言說的歷史的最佳方案,紀錄片的真實性可以對歷史產生矯正作用,從而將事實告知公眾。克勞德·朗茲曼長達9小時的《浩劫》便是如此。

克勞德·朗茲曼《浩劫》

拉斯洛·奈邁施的《索爾之子》是另一部成功表現大屠殺的電影。雖然不是紀錄片,不過通過巧妙的設計同樣消除了情感的介入:讓攝影機聚焦於主角的背影,讓環境虛焦,通過聲音呈現集中營內地獄般的殘酷。

拉斯洛·奈邁施《索爾之子》

而《被塗污的鳥》的手法與此不同,它將人物拋入原始社會形態中,將時空錯置在讓人無法辨清具體地理坐標的地方,創造出一個永恆的故事。如同是古希臘劇場上的演出,黑暗與光明交織,善與惡的鬥爭在此交匯,凝聚著對人性的深入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被塗污的鳥》的焦點其實不在德國納粹所犯的暴行,而是揭露東歐反猶排猶的歷史。這是耶日·科辛斯基受祖國人們指責的原因,國人認為他把飽受納粹蹂躪的波蘭人民描寫得與納粹分子無異,強行醜化和歪曲了祖國人民。

而另一位歷史學家楊·T.格羅斯也關注到了這點。在《鄰人》這本書中,楊·T.格羅斯同樣揭露了作為納粹受害者的波蘭人在極端環境下異常殘暴的一面。時間是1941年某個夏日,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幾乎所有猶太人都被鄰人——波蘭人所殺害。

瓦茨拉夫·馬爾豪爾提供了一種反思歷史的方式,客觀不介入地呈現暴行和罪惡,從而獲得一處永恆的戲劇性空間。

羅馬尼亞導演拉杜·裘德用另一種方式呈現另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與納粹結盟的羅馬尼亞公黨曾經屠殺三萬餘名猶太人,這段被稱為「敖德薩大屠殺」的浩劫至今在羅馬尼亞也是不可言說的秘密(《野名留史又如何》)。

拉杜·裘德《野史留名又如何》

也許因為影像資料的匱乏,或直接表達有政治危險,拉杜·裘德放棄紀錄片的方案,轉而用帶有自反概念的劇情片的方式來呈現史實:虛構一位女性導演籌備戲劇的過程重演這場悲劇,拉近觀眾與陌生歷史事件之間的距離。

《野史留名又如何》

這不是直接向觀眾告知歷史真相的紀錄片或劇情片(如《浩劫》《被塗污的鳥》),也非導演主觀第一人稱介入後創造的散文電影(如《德軍佔領的盧浮宮》)。我們說,這些電影都成功地表現了大屠殺。

作者| 把噗;公號| 看電影看到死

編輯| 騎屋頂少年;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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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塗污的鳥》

作者:耶日·科辛斯基;譯者:莫雅平

出品: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書以一個小男孩的視角描寫東歐「二戰」期間的悲慘景象。小男孩的父母把他送到鄉下避難,但與他失去了聯繫。男孩開始在各個村莊之間流浪。

因為他的黑頭髮、黑眼睛,村民認為他是吉卜賽人,會給村子帶來不祥,以各種方式折磨他。他曾被埋在土裡,只有腦袋露在外面,烏鴉將他啄得傷痕纍纍。他目睹人們在暴力、墮落和無知的牢固鏈環中彼此吞噬。當他躺在鐵軌上,讓火車從自己身上呼嘯而過,他體會到飽受凌辱卻依然倖存的快樂。

書名「被塗污的鳥」象徵著被視為異類的人。作者相信,這種針對「異類」的歧視劃分是強加的、人為的,整個戰爭就是這種歧視造成的災難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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