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缺心眼」的悲劇書法家！
——每天在這裡，遇見生活，遇見藝術——
嘉祐元年（1056年），20歲的蘇東坡首次出川赴京，參加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高中進士。既然入圍官場了，就得按照官場這一套標準要求自己。可蘇東坡太富於詩人氣質，還是狂放不羈、大大咧咧，尤其要命的是沒有擺正主業與副業的位置。
他一生寫過多少作品，誰也不能給個准數，現在能看到的有4200首詩、300多首詞、800多封散文式書信。
這些作品大多是他從政後創作的。
這意味著，他21歲開始為官，到65歲離世，在幾經沉浮的宦海中，他幾乎每年出手120多件作品，平均每3天一件。加上腹稿、初稿、改稿、另起稿、修訂稿，照此算來，他至少每天都得動手寫稿。
蘇東坡還擅長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他曾遍學晉、唐、五代名家，得益於王僧虔、顏真卿等，從而自成一家。
作為純粹的文人，這倒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但他忘記了自己是官員，忘記了自己處在複雜的官場環境。
儘管，蘇東坡吟詩填詞並沒有影響政務，就是在被貶的許多地方也干出了顯著的政績，深受百姓愛戴。但是，他創作出如此豐碩的作品，弄得民間到處傳誦，怎能不令上級和同僚「扎眼」呢？朝中的李定、沈括等在工作上找不出他什麼毛病，就拿他這個說事，不斷地到皇帝那裡彈劾他「不安心做好本職工作」「愛出風頭」等。這就夠他喝兩壺了。
再加上蘇東坡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沒長個心眼，經常不分場合地激情噴涌、無所顧忌，使其他文人特別是文人官員相形見絀，這就有點不知趣了。
這裡有個傳說，版本取於民間，是否真實已經無法考證，但足見蘇東坡極好衝動的性格和才華過露的毛病。
一天，蘇東坡跑去找王安石玩，直接走進書齋，看到桌上的一張宣紙寫著：「明月枝頭叫，黃狗卧花心。」他心想：哪有黃狗卧花心的，不是瞎說嘛。於是，他不假思索地改成「明月當空照，黃狗卧花蔭」。王安石回來一看，蘇東坡居然敢改他的詩？頓時咆哮不已。於是，心胸不那麼寬廣的王安石直接把蘇東坡貶到廣西合浦去了，蘇東坡到了民間才明白，原來「明月」指的是一種鳥，叫「明月鳥」，「黃狗」是蟲子，叫「黃狗蟲」。
蘇東坡本來才學太高、天賦太高、智慧太高，已經夠遭人嫉妒了，但他仍然剛直任性，不加約束地把才華暴露在對他本來就不利的環境中，完全沒有自我保護意識，導致被污衊、被糟蹋、被惡貶。這一切似乎帶點宿命的性質，正如他弟弟蘇轍所說的，「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身在官場，才高招風；離開官場，想必寬鬆。否也，只要你還保留「官員身份」，還是由不得你任著性子「顯擺」。
蘇東坡被貶到惠州後，生活的艱辛困苦可想而知，但他以豁達超脫的態度來感受這種生活。這一期間，他的辭章也頗為豪放。如《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起句就把赤壁懷古之情置於廣闊無垠的空間和時間中去，奠定了全詩的豪放基調。接著「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幾句，有音響、色彩，勢態、氣象闊大，筆力飛動，確實是歷代豪放詞中少有的氣魄。
可是，蘇東坡萬萬沒想到，京城裡許多雙幽幽的眼睛還在盯著他呢。一天，他全家團聚，偶逢其興，便提筆寫了一首《縱筆》詩：「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不久，這首詩傳到了京城，知樞密院事章悖見了，異常嫉妒，恨恨地說道：「你不是『春睡美』嗎？我偏偏要讓你睡不著覺。」於是，在宋哲宗紹聖四年，也就是1097年，朝廷下令貶蘇東坡為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署公事。
對此，蘇東坡曾經很個性地說過：「言發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
意思很清楚，不說出來自己不痛快，最終還是說吧，自己痛快要緊。
看看這個缺心眼的蘇東坡，講話、做事竟是逆向思維，並且不留任何餘地，此乃官場之大忌。
這樣一來，才華成為他情商的最大短板：缺乏親和力，不能處理好人際關係。
蘇東坡恃才傲物，是一個「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你越說好，他越說不好。他評價好與不好的標準就是他腦子裡想當然的那「一根筋」。
當王安石推行新政時，他經常在詩歌中譏諷朝政，特別是對王安石的新法很不恭敬，而且上疏反對。一次，他當面指責宋神宗：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這個人，膽子也太大了吧！果然，沒過多久，他就捲入了「烏台詩案」。
看來，行正道、發直言的文人不為民為官，是社會的悲哀，文人太會當官，是文人的悲哀。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時值元豐八年， 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政局發生變化，終於熬到了王安石下台，輪到了司馬光執政。
舊黨執政後，全面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誰知蘇東坡又堅決反對。他雖不贊成王安石那種疾風驟雨式的變革，但也反對把王安石的新政「全盤否定」，主張「參用所長」。
這還不算，他甚至質問司馬光：從前你任諫官時，因與韓琦在某些事情上意見不合，你也敢同他爭辯到底，這事你還曾經親口向我講過呢！現在，你自己做了宰相，難道就不允許我把話說完嗎？
蘇東坡就是那種臭脾氣，有了話就憋不住， 缺乏玩政治的心機和權術。他如此聰明絕頂的人，竟是個政治白痴，說到底還是書生氣作怪。元祐四年三月，他被惱怒的司馬光和那幫對他忌恨不已的舊黨，又一次貶到杭州。
到任後，他開始整理西湖，那秀美如修眉的蘇堤和那虹橋般的仙島，以點睛之筆頓增西湖之神韻，同時也寫下了許多千古名篇。
官場失意出詩人，這是一種悖論，也是一種事實。也許蘇東坡要感謝那些排擠、誣陷、打擊、報復他的人，沒有這些政客和文痞，他就不會憤怒，不憤怒他就寫不出好詩，沒有好詩就不可能流芳百世。但是，他畢竟付出了被流放到蠻荒之地的代價。
蘇東坡用詩人天真單純的思維方式掂量著世間的人與事，他太浪漫，太天真，太容易動情，從不琢磨別人，也不考慮被人算計。
蘇東坡頻繁地出京城，入京城，忽而黃州，忽而惠州，忽而儋州，鬱悶的心靈最後還是安靜了下來。臨終前，他終於弄清楚了：「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
並且將這種體會留給了兒子，在《洗兒》中這樣寫道：「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可惜啊，他此時覺悟已經晚了，「缺心眼」的性格障礙，讓他的學費繳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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