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公知並非完全沒有意義，但存在的四個缺陷讓他們價值減弱
如果將現代化視為一次人類社會組織方式的基因突變，那麼歐洲（準確的說是最早是南歐而後是西歐）是這次基因突變的發源地，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是這次基因突變的被動接受者。
作為發源地，歐洲通過數百年的時間內，對於現代化的認知是與政治實踐緊密同步的，我們接觸的大部分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都是1500年後以歐洲為核心的政治實踐、文化實踐的產物，基本上呈現出人本主義/世俗國家-重商主義/絕對主義-工業資本主義/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殖民主義/早期全球帝國-新自由主義/現代全球帝國這樣的大致發展路徑。關鍵在於，歐洲的現代思想與國家的政治實踐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即便對於其反對者，從工聯主義到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乃至女權主義、環保主義，其仍然處於國家內部的政治實踐之中，左右分歧整體上被約束於共同體內部。時至今日，即便是地區主義方興未艾、歐洲認同強烈的歐洲一體化實踐，也沒有產生對於國家主權的分歧，歐盟是基於主權基礎上的再聯合而非基於瓦解主權基礎上的聯合。在思想層面與政治實踐層面的聯合，簡單地說就是知行合一，是歐洲歷史賦予的現代化先發優勢之一。
而對於現代化的被動接受者而言，情況則完全不同。除了歐洲以外的地區面臨的問題首先是在強力殖民主義之下的救亡圖存運動，這種生存壓力遠遠大於歐洲現代國家組織形成初期的國際博弈，後發國家面對的幾乎是壓倒性優勢（19世紀60年代後）的西方殖民力量，無論從物質力量的角度還是思想力量的角度都是如此。因此，這種嚴峻的顯著弱勢意味著，要成功地實現自立和自主，首先要強化國家組織的能力，而沒有與西方國家一樣有著100-200年慢慢政治實踐摸索形成新思想的冗餘。所以在劇烈的生存競爭中，一部分國家率先藉助西方理論來實現自強乃至革命，但在這一時期西方的主流理論已經越過了那個追求國家能力的時期，自由主義理論重要的是在共同體內部提高配置的效率，往往掩蓋了現代國家建立初期關鍵性的現實政治安排，非西方國家由於對於西方歷史實踐的不了解在套用不合時宜的理論時就有著顯著的理論適用性問題，很多革命沒有辦法打破真正的傳統利益窠臼形成現代國家組織的控制力，只能流於一次次的再革命。
具體到中國的實踐上，我們知道1840年的鴉片戰爭讓中國第一次直面西方的壓倒性力量，而事實上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仍然是一次缺乏準備的資產階級革命，在唯一有可能整合全國的北洋系掉入帝制復辟的陷阱後，新興的共和國在政治上缺乏控制能力一盤散沙，即便到了30年代形式統一的國民黨也仍然是山頭林立派系眾多。政治上缺乏整合能力，民國時期仍然沒有比晚清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甚至政局還更為混亂。而很多人說民國時期出大家，應該看到民國時期的大家多數情況下是將中國的信息整合進入西方的現代知識體系之中，他們奠定了中國現代知識體系的部分基礎，但對於國家他們沒有提供有效的理論武器，而對於社會他們更像是浮在社會上的一群人。因此，應該說民國就是在中國傳統社會之上套著的一層現代殼子，一進入內部與過去沒有任何不同。國民黨直到敗逃台灣地區後才真正實現了統一，這也是台灣地區能夠在70年代開啟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之一。
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是中國共產黨開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儘管遠談不上完美並且時至今日仍然在不斷更新，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恰恰是中國被迫開啟現代化道路以來第一套完整的、與中國政治實踐可以結合的理論，他為中國的救亡圖存找到了路徑，並且解決了現代國家組織的一系列基礎性問題。
當然，這一路徑不完美，最大的問題就是接近蘇聯模式的配置方式不具備效率。因此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後，中國引入了西方大量的知識系統來重新接近效率配置的問題，應該說在改革開放後這種知識引進極為有必要也極為有效，不過在政治上造成了知識的分野。如果按照鄭永年教授的說法，也就是「官學」與「知識界」之間的分立，背後其實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聯合與張力。官學強調國家能力、發展與秩序，知識界則強調個人權利與自由市場，這也與西方當前知識界的主流立場。不過應該說，從改革開放以來，官學和知識界之間的競爭和對抗其實對於中國極有幫助，這既讓我們的組織模式具備了克服不必要的保守而形成了效率，也在這種模式變遷的過程中維持了國家能力和權威。兩者的結合才是中國能夠持續數十年增長的根本。
不過也因此，兩者之間的張力依然存在。而網路時代的到來和普及讓更多的人進入了輿論場里，而微博和智能手機在2010年開始流行進一步打開了受眾。在這一進程中，傾向於自由主義（包括真正的和謬誤的）所宣揚的個體價值、自由的觀點因為大量年輕網民的加入而開始得到更多的關注，成為信息的守關人，因此一時間在網路上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失衡，也就是被不斷抨擊的「公共知識分子」大行其道的時期。應該說，這些言論並非全是沒有價值的，在一些事件里網路的關注確實提高了國家在行動時的規範化程度，而輿論反饋也事實上更為通暢了。
但是在傾向於自由主義的話語背後則是一系列的困境。首先，這些傾向於自由主義的話語總是試圖解構國家權威乃至共同體，反對民族主義，一些極端的言論甚至帶有逆向種族主義的趨勢。這與中國自由主義長期以來所缺失的思維貧困有關，他們代表的知識界長期遠離了中國的政治實踐，而且帶有西方化的理想而去粗暴地否定一些本土化、民族性的解決方式。很不幸，這批人在面對西方的強勢話語時無法進行有力的回應和反思，在很多時候，「公知」會自覺不自覺的歪了立場，他們無法站在一個共同體的利益角度去分析和判斷公共事件，也無法回答變遷中的中國社會更多的問題與困惑，無法回答更廣泛的中國民眾的關切，解決問題的答案只有一個：更深層的西方化。這恰恰是個在民國時期就已經被證偽的命題。
其次，公共知識分子在享受2010年後巨大的話語利益乃至道德高地的同時，也短時間內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鏈條，這種高高在上的地位也造就了腐敗的空間。這種傾向其實更加危險，因為佔據道德高地的人的腐敗更難以被遏制，他們可以成為既得利益者擴大利益的工具，也可以成為外國政治戰的工具，最終損害國家自主性，造成共同體利益的集體損害。
再次，中國經濟仍然在持續的發展，更多的人享受到了中國發展帶來的實際利益。與此同時，各方面的改革仍然在繼續，中國的政治展示出了很強的韌性，風氣雖然遠不算完美但變化也肉眼可見。這些變化讓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張力呈現了下降趨勢，這難能可貴。而這恰恰是公共知識分子回答不了的，即一個不那麼西方化的中國為什麼可以實現這樣持續40年的經濟和發展成就。而「官學」恰恰可以輕鬆地給出答案和實實在在的希望，這就讓官方話語在後來能夠重新獲得了更大權威的關鍵。擁有革命傳統的中國老百姓可不是好糊弄的，我們知道如何去選擇。
最後，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我們在這兩年內真切感受到了西方世界對於我們的不善，我們面對的外部壓力在增加，這幾乎是發展的必然結果，其實主要原因也是來自西方世界內部。此時，你再提出解決方案是進一步的西方化，如果不被罵成狗，也很可能淪為笑柄。很多原本傾向於自由主義的人在這兩年內開始了反思，背後也與西方善意的下降（或者說撕下面具下場）有密切的關係。
當然，其實不論是」官學「還是」知識界「，兩者之間其實是可以有共識的，共識的基礎在於國家作為一個共同體，而在維護這一秩序的前提下不斷改革讓她變得更好則是我們可以做的。國家與個體並沒有一些理論預設的那樣存在如此劇烈的衝突，國家可以保護個體，也可以讓個體享受更多實實在在的自由。而個人愛國並無罪過，我們既不應去瓦解我們來之不易的共同體，也不能借著愛國之名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官學」與「知識界」完全可以實現更多的合作，兩者在不解構共同體的前提下的競爭其實對於國家和社會保持理智，篤定而不偏激的發展有巨大的好處。
「公共知識分子」大行其道其實只是歷史的短暫一瞬，有很多條件促成了這一現象，也有很多缺陷導致這一現象的弱化。中國現在應該說已經摸到了現代化的門檻，我們看得見希望，但也有很多問題和缺陷，這才是「改革沒有完成時」背後的含義。相比於西方，中國不弱，但差距也依然存在。如果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可以順利，那麼我們就可以貢獻出自己的知識體系，創造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實踐，這點對於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同樣有著歷史性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