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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中的德國陸軍可謂有史以來最具效力的戰鬥力量之一

文:詹姆斯·S.科勒姆,美國空軍高級空中力量研究學院比較軍事學教授譯:小小冰人

在戰場上贏得勝利有幾個關鍵要素:裝備、領導力、訓練和學說。這些要素中,軍事歷史學家們迄今為止最關注的是裝備(武器)和領導力。訓練固然重要,但很少加以詳細探討。軍事學說這個要素得到的關注大於訓練,但並未達到其應有的重要度。這一直是研究軍事行動中的一個嚴重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關於戰爭中戰役和戰術學說重要性引人矚目的證據。二戰前半期,德國軍隊橫掃歐洲,穿過波蘭、法國、挪威、低地國家、巴爾幹、北非,並以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戰役勝利深入蘇聯腹地。戰爭後半期,雖說德國國防軍在各條戰線節節敗退,最終功敗垂成,但德國陸軍在敵眾我寡的戰鬥中多次展現出強大的戰術和戰役能力。儘管其效忠的政權具有邪惡的本質,但必須承認,一對一的情況下,二戰中的德國陸軍可謂有史以來最具效力的戰鬥力量之一。

德國陸軍之所以成為二戰期間一支強大、高效的力量,原因之一是他們掌握優秀的戰術(戰役)學說。1940年的戰役和法國僅6周便告敗的事實,為研究軍事學說的重要性提供了機會。1940年戰役後的若干年裡,德國的勝利往往被解釋為他們投入大量坦克、機械化力量和戰機來對付一個受縛於馬其諾防線和防禦戰略的對手。

但我們現在知道,就兵力和武器數量而言,1940年的德國國防軍幾乎不佔什麼優勢。實際上,具有優勢的往往是聯軍。1940年,英法聯軍投入的師同德國人一樣多。法國軍隊在坦克數量和質量方面佔有較大優勢,炮兵優勢比達到二比一。而在空中,德國空軍可用戰機的數量和質量僅比英國和法國略有優勢。簡言之,交戰雙方1940年的軍力可謂旗鼓相當,德國人並不具備1914年他們的攻勢在馬恩河被法國人和英國人所阻時明顯享有的力量優勢。

德國軍隊1940年和二戰前半期在戰場上贏得的勝利,合理的解釋是一種優越的軍事學說。他們掌握一種採用諸兵種合成和機動作戰有效、切合實際的學說,這使他們與對手相比具有極大的優勢,而英國和法國的作戰學說更適合1918年,而非1940年的情況。從法國到北非再到蘇聯,面對實力強大、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對手,德國人展示出一種有效學說的價值。在戰場上學到一些痛苦的教訓後,英國人、蘇聯人和美國人修改了自己的戰術(戰役)學說,看上去同德國人的軍事學說極為類似,這一點不足為奇。從1942年起,德國人的優勢逐漸遭到侵蝕,盟軍採用卓有成效的戰術和戰役學說擊敗並打垮了德國國防軍。

《作戰指揮》(Truppenführung),撰寫於1933年,是軍事史上最重要的學說表述之一。從出版伊始到二戰結束,《作戰指揮》一直是德國陸軍戰術思想和戰役實施的主要指導方針。總的說來,這是一份非凡的文獻。它是對德國陸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歲月里制定的現代機動作戰概念的有效闡述。不過,在闡述最終在1939—1942年一系列閃電戰中得以體現的機動作戰概念的同時,這份條令也有相當一部分篇幅致力於分析防禦作戰。描述出色軍事領導力特徵和要求的開篇章節,可以單獨作為指導軍官的一份經典文件。

正如編輯和譯者指出的那樣,《作戰指揮》並不是一份真正的革命性文件。它以克勞塞維茨、毛奇、澤克特的傳統為本,藉此表述德國從事戰爭的方式,其本質是德國傳統中最佳戰役和戰術思想的綜合體。《作戰指揮》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出現的武器(例如坦克、卡車、裝甲車、飛機)有效納入德國機動作戰和戰術靈活性的傳統。

又如編輯們還指出的那樣,《作戰指揮》的某些章節面世後不久便被武器和戰術的發展所取代。《作戰指揮》提及坦克和坦克旅,但沒有探討1935年後才出現的裝甲師。不過,裝甲師不僅僅是一股坦克力量,其效力得益於作為一股配置均衡的諸兵種合成部隊投入戰鬥。使用合成軍兵種是作戰指揮和德國軍事學說的核心原則之一。

德國軍事學說的優勢之一是該學說創建及修改的過程。這種學說並非源自個人天分,而是總參謀部內廣泛辯論與討論的產物,是利用戰爭和演習經驗測試其學說概念的一種政策。軍事學說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總參謀部和軍方領導完全可以在必要時拋棄或修改《作戰指揮》的部分內容。

例如,《作戰指揮》撰寫關於騎兵師的概念時,混編騎兵和摩托化部隊是各強國軍事學說的標準做法。但德國陸軍1932年年末和1933年年初在一系列師級演習中測試了合併騎兵或摩托化部隊的學說概念。這種概念在紙面上看似強大,但事實證明並不可取。騎兵根本無法跟上摩托化部隊,而克服不同兵種間的後勤和協同問題也很困難。面對這種情況,騎兵們積極接受了摩托化,開始改編成摩托化(機械化)師。《作戰指揮》條令中描述的騎兵行動已然過時。這說明德國人會測試並拋棄那些存有缺陷的戰術和戰役概念,而當時被視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法國陸軍,卻沒有在現實情況下檢驗其軍事學說。法國陸軍1940年投入幾個騎兵和摩托化混成師,而德國人早在1932年便已發現這種編製的缺點。

將《作戰指揮》置於德國軍事傳統的背景下,我們可以了解作戰指揮和德國戰爭方式的優缺點。德國軍事領導人雖然在戰爭的戰術和戰役層面表現出色,但事實卻證明,他們對戰略的掌握很拙劣。顯然,馮·毛奇伯爵去世後的若干年裡,克勞塞維茨的某些東西並未被德國總參謀部繼承。

對美國軍方而言,《作戰指揮》自出版以來一直是一份頗具影響的文獻。美國陸軍1941年推出的作戰學說,大部分內容直接引自《作戰指揮》。二戰後的許多軍事學說也深受德軍在二戰中的經歷及德國機動作戰傳統的影響。美國陸軍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發展並推出的空地一體戰戰役學說中,修改後的德國軍事傳統同樣發揮了核心作用。

軍事學說是軍隊在戰場上贏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1940年是這樣,時至今日依然如此。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在1991年海灣戰爭中面對實力龐大、裝備精良的伊拉克軍隊時迅速取得決定性勝利,不能僅僅歸功於優異的武器裝備。美軍空地一體戰學說主要基於德國的軍事傳統,同這場一邊倒的戰場勝利有很大關係。15年來,美國陸軍一直在刻苦訓練,準備以高度靈活的機動戰學說同蘇軍交鋒。但他們沒有對蘇聯開戰,而是以其機動戰學說對付伊拉克軍隊,對方據守著強大的防禦陣地,接受過防禦訓練並遵循一種嚴格的防禦學說。美軍基於諸兵種合成和快速機動的計劃執行得異乎順利,僅用四天便將伊拉克軍隊殲滅殆盡,自身傷亡寥寥無幾。

如從多個方面看,《作戰指揮》就像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一樣,是一部具有時代特徵的著作。這本書於70多年前寫就,但其關於作戰、領導乃至戰術的性質方面的許多內容,時至今日依然有效。作戰學說作為戰場勝利的組成部分,其重要性在這70年里並未下降,甚至有所加強。雖然武器和技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作戰和戰爭戰役層級的性質沒有改變。的確出現了各種新技術,可戰場上依然存在迷霧和摩擦。指揮官們仍必須做出生死攸關的決策,並在備受壓力、混亂迷惑的情況下執行任務。用於贏得勝利的火力與機動之間仍存在一種緊張的關係。指揮官的目標依然是殲滅敵武裝力量。合成兵種仍是戰術的基礎,能夠最有效地使用麾下部隊的指揮官將贏得勝利。《作戰指揮:二戰德國陸軍實戰指南》提供了關於戰役和戰術性質的一些真知灼見,我向軍官和軍士們強烈推薦這部著作。

本文摘自《作戰指揮:二戰德國陸軍實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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