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關中本位到關洛雙子星：唐朝兩都制形成的前世今生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巔峰朝代之一，文治武功都有著不俗的表現。作為為數不多不修長城的朝代，自信開放的大唐氣象一直為眾多古史愛好者所津津樂道。唐朝的建立可以說是繼承隋朝的基本盤，無論疆域、制度乃至文化面貌上，唐對隋都是承襲居多，甚至國都的設置也是一樣，均是長安、洛陽雙子星的配置。
唐朝是兩都制的形成也是有一個過程，並不是一貫而終的。初唐以關中為本位，到盛唐早期開始構建兩都制的格局，至盛唐中晚期的唐高宗到唐玄宗時期，唐廷在長安、洛陽之間搖擺數十次，標誌著兩都制格局已經成熟。這種格局的形成有局勢（政治）、經濟、文化（正統觀）等多方面的影響，本文就以盛唐前期（以武則天為界）兩都制形成過程為例，探究兩京（長安、洛陽）地位的變遷史。
初唐：長安主，洛陽輔
公元618-657年，長安為單一政治中心
初唐的帝國中心在長安，是有歷史原因的。這要從隋煬帝講起，隋朝立國之初以大興（長安）為國都，到了隋文帝後期，關中地狹，不能承載一個龐大帝國國都的矛盾已經越來越突出了，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發生的一次關中饑荒，就導致隋朝朝廷都不得不『就食洛陽』。非戰爭情況下，舉朝遷徙就食，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頭一遭。目睹這一切的隋煬帝，肯定是痛定思痛的，十年之後，剛剛即位的隋煬帝就立即下詔『修治洛陽還晉家』，在原來的漢魏洛陽城西30里外，又修建了一座新的洛陽城。要知道隋文帝時期就已經在原來的漢長安城南，修建了一座新的大興城，前後20年連續修建兩座超級都城，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頭一回，可見隋煬帝將政治中心東移的堅定決心。
（隋朝立國前20年內，兩位帝王分別建了一座超級都城，這是史無前例的。兩座都城建設的目的並不相同）
以東都洛陽為帝國中心經略天下的策略是隋煬帝一手樹立起來的，這是有深刻歷史背景的，詳細原因參見：隋煬帝的速勝心魔，長期用「減檔加速」手法，超負荷運轉國家機器中的描述。所以到了隋唐交替之際，東都洛陽是群雄涿鹿的戰場，在中原亂成一鍋粥的時候，李淵就選擇了更易防守的關中地區，急襲長安，並以此根據地建立了唐朝。等到李世民等一干唐朝將領收復洛陽的時候，已經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了。唐軍佔領洛陽後廢隋東都、設洛州，洛陽淪為一般州縣治所，這種做法頗有些泄憤的意味，因為唐軍在洛陽與王世充對峙一年多，始終無法攻克城牆堅固的東都城，最終還是王世充投降才拔掉這顆頑固的「智齒」，所以廢東都與燒洛陽紫微宮則天門、乾陽殿頗含感情色彩。故唐朝立國之初以長安為根據地也是歷史的選擇與局勢所致。
唐初立國長安是歷史選擇和局勢使然。
京號變遷：長安稱京城。《唐會要·關內道》：「京兆府，武德已來稱京城。開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稱西京。」
（唐朝立國初年，唐據長安，昔日的隋東都洛陽還在王世充手裡。唐初的關中本位，也是局勢使然。）
633年開始，洛陽的地位逐漸提升
到了唐太宗時期，洛陽的歷史地位開始漸漸提高。洛陽是當年李世民與王世充麝戰幾年的地方，在與太子李建成爭位的時候，洛陽也幾乎要成為李世民的『分都』之地，可以說洛陽與李世民有著很深的緣分，在李世民崛起過程中也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在唐朝內政外交穩定之後，洛陽因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地位，開始逐漸被唐廷所重視，洛陽的建制地位漸漸提高：
公元621年廢東都，622年設洛州大總管府；624年改為大都督府；貞觀六年（633年）改洛陽為洛陽宮，在建制上提高了洛陽的地位；貞觀十年（636年）廢洛州大都督府，置河南道，治洛陽，轄20個州，196個縣。從上面洛陽建制的變化能看到一個明顯的時間節點，那就是633年，因為就在3年前唐軍在與突厥的決戰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初唐，唐朝最大的「矛盾」不是內政，而是外患。雄踞西北方草原的突厥不斷侵擾唐王朝，給唐政權的穩定帶來極大的困擾。但到了公元630年，唐朝與突厥的戰略態勢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唐軍在陰山之戰中徹底擊敗了東突厥汗國，並俘虜了頡利可汗。從此唐朝主要國策重心從西北草原轉為安撫東方的廣大領土和著手對東北方高麗的戰事。
（洛陽是漢絲綢之路、隋大運河、明清萬里茶道的交匯點。足以體現洛陽在古代地理位置的優越性）
所以這個時候洛陽做為隋朝東都，因雄居中原，是四方輻輳之地又是絲綢之路與大運河的交匯之地，其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就凸現出來了。於是在633年唐太宗設洛陽宮、636年設河南道、637年二月唐太宗更是親自東巡洛陽。之後的641年、644年，唐太宗又再次駐蹕洛陽兩年。至此，洛陽在唐朝的地位開始轉變，唐太宗後期其實已經開始仿照隋朝的格局，以長安、洛陽兩京的模式來經略天下了。
從被廢東都到重新置洛陽宮、河南道，前後僅僅歷時10年左右，洛陽的建制規格就被明顯拔高，洛陽轄下的河南道領196個縣，與關內道、河東道並稱全國三大監察區。其中在洛陽（河南道）、關中道、河東下轄的軍府（亦稱折衝府）佔全國的80%以上，形成了一個以長安為中心、洛陽與河東為左右拱衛的軍事分布網。
（從被廢東都到重新置洛陽宮、河南道，前後僅僅歷時10年左右，洛陽的建制規格就被明顯拔高）
總而言之，在唐朝初年，唐廷立國未穩，穩定邊患是首要國策，此時基本上是一都制的格局，長安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在唐對突厥戰事發生根本性逆轉之後，唐廷的中心向內政傾斜，此時洛陽的重要性漸漸凸顯，並被唐太宗作為撫鎮東方的重要基地。
太宗時期洛陽地位漸漸被拔高，是唐帝國內政外交局勢所變使然；
京號變遷：長安稱京城；洛陽稱洛陽宮。《新唐書·地理志》記載：「東都，隋置，武德四年廢。貞觀六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曰東都。
盛唐：搖擺政府的兩都制正式形成
盛唐前期：雙子星兩都制
到了唐高宗時期，關中本位制度開始漸漸動搖，其原因是經過唐太宗貞觀之治的發展，唐朝的對內對外戰略以及人口規模都發生了巨大改變。唐朝初年，唐廷政局未穩，關中靠近攻防突厥的前線，有利於統籌決策，這是關中本位的「一都制」能順利實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隋煬帝時期五六千萬的人口，經過了隋末戰爭，到唐初僅剩900萬左右，所以唐太宗完全不用為糧食發愁，關中完全可以自給自足。但到了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時，人口已經翻了一番，回升到了1900萬。到唐高宗時期人口進一步增加，關中已經沒有多餘的糧食可供應日益龐大的長安人口，隋文帝時期就食洛陽的一幕，眼看著就要重演。
《隋書-帝紀第二》：「（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飢。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
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唐高宗頒布《建東都詔》，宮室齊備的洛陽被提升為大唐帝國的東都，並親自率領百官到東都，三省六部等朝廷重要部門都在洛陽設有，東都洛陽的規格與西京長安實無二異，至此大唐帝國正式開啟了兩都制的建都模式。
《舊唐書·地理志》：「今洛都之制，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廝役之賤，必歸其所理也。」
（隋東都城規劃吸取了大興城的教訓，不僅建設的及其華麗，而且依城而建的帝國糧倉彙集天下之糧，保證都城供應）
東都洛陽有隋煬帝留下的兩個寶貴的遺產：華麗的東都城闕和殷實的帝國糧倉。有隋唐兩代，朝廷移都洛陽期間，無論年景如何，朝廷從未因糧食問題而發愁，在洛陽紫微宮城北唐代第一倉含嘉倉與隋代第一倉回洛倉依次排列，糧食取用不竭，相比之下每年三百萬石糧食缺口的關中，要養活龐大的人口實在捉襟見肘。作為絲綢之路與大運河的交匯之處，東都洛陽西臨關河之險、東擁虎牢之固、北控幽燕、南通江淮，這種優越的地理環境，簡直就是天然的都城，這是洛陽在盛唐時期被升格為東都的重要原因之一。
盛唐重新立洛陽為東都，是經濟形勢使然。
京號變遷：長安稱京城、西京；洛陽稱東都。《資治通鑒·唐紀十六》：「顯慶二年（657年）丁卯，以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吏員品並如雍州。」
《建東都詔》：「二京之盛，其來自昔。此都中茲宇宙，通賦貢於四方，交乎風雨，均朝宗於萬國，置槷之規猶勤，測圭之地載革，豈得宅帝之鄉，獨稱都於四塞；來王之邑，匪建國於三川。宜改洛陽宮為東都。上棟下宇，彼勞昔以難前；廣廈高台，我名今而改後。仍茲舊貫，式表宸居。」
總之，唐朝從立國之初的關中本位，到盛唐前期兩都制形成，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從京號變遷上看，長安一直稱京城、西京，洛陽從唐初的被廢東都無京號，變為洛陽宮、東都。各階段，唐廷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唐初唐高祖李淵直取長安，一是地利，起兵之地離長安近；二是歷史原因，關中本就是關隴貴族的發祥地，立足關中能得到關隴集團的支持；三是局勢使然，關中以東的廣大地區被各方勢力割據，尤其是洛陽，唐高祖武德四年才攻陷。唐太宗則延續了高祖時期關中本位的策略，但面對的問題又不一樣了，大唐立足未穩又有西北突厥邊患，以關中為本位，可以很便利地動員軍事力量打擊突厥。到太宗後期，突厥邊患解決後，太宗開始將重心轉移到東方和北方，這時洛陽因地位重要，再次被太宗所重視。到唐高宗時期，唐邊境安穩，且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唐朝人口劇增，單靠長安已經不能供養龐大的帝國機構了，所以此時唐朝面對的是經濟和文化上的考量，設東都，以兩都制雙子星的模式經略全國，是歷史發展必然，也是局勢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