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惡（一）：惡的現象
文/王建平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名以行。——羅蘭夫人
一、惡的現象
1
這個世界存在惡嗎？
這似乎是一個具有明確答案的問題。拋卻宗教式不分敵我的仁愛情懷，也拋卻靈修者「你和宇宙本是一體」的高深理論，去想像一下二戰時一批又一批被送進毒氣室的猶太人，再去想像一下1937年南京一批又一批被送到死人坑的中國人還有那些砍了太多人頭而變鈍的軍刀，把眼光放到韓國N號房的那幾位年輕人身上，放到那個把中國女留學生殘忍殺害的美國人身上，然後打開新聞，隨便搜一搜，哪裡的患者刺死了醫生，哪裡的幼兒園猥褻了孩子……一瞬間，我們似乎能夠聞見一股惡臭的味道，四面八方瀰漫而來。我們發現這個問題應該用另外一種方式去提問：這個世界的惡為什麼會這麼多？
你有什麼感覺嗎？是恐懼還是憤怒？
你是出於什麼立場產生這樣的情緒？你覺得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惡與你無關？有多少人看了新聞後總是乏味地感慨：地獄空蕩蕩，惡魔在人間！
等等，說這句話的你是誰？你確定自己不是惡魔？
魯迅先生有句名言，他說：我向來不憚於以最大的惡意揣測中國人。中學老師很有教養地根據教科書的提示，告訴我們這句話是有時代背景的。但如今信息更發達了，國外似乎一片「水深火熱」，這句話不僅適用當下，似乎還可以改成這樣：我向來不憚於以最大的惡意揣測地球人。或者是：我們不憚於用最大的惡意相互揣測。
外星人是怎樣的，我沒有親見，不在我的討論之列。
妄加揣測算不算一種惡意？當我們不憚於懷揣他人惡意時，是否已經不再屬於善的範疇？那麼，一個惡人去揣測另外的惡人，是不是顯得有些滑稽？
那些千方百計引誘我們去吃瓜的網路平台算不算惡？如果算，這種惡絕對是有組織有計劃的。但沒有一條法律，甚至在不成文的道德中也不存在這種規矩，不允許我們為煽風點火提供平台，因為平台是「中立」的。於是，只要它針對一個熱點拋出「你怎麼看」，就有數以萬計的人紛紛表態，難以數計的言論通過匿名的方式，通過正義的包裝粉墨登場。那場景真叫熱鬧，如同一個虛擬的示眾的看台，人頭攢動，萬眾一心。但這種熱鬧中有某種心照不宣的惡意在流動，就像一條隱形的毒蛇，至於它最終傷害了誰，沒人在意。
那些在網路上活躍的「正義之士」算不算惡？似乎是算的。因為每個人提起「鍵盤俠」都會皺一皺眉頭，指責他們總是掀起網路暴力。但很奇怪的是，他們和指責他們的人似乎像太陽和月亮，晝夜不可相見。比如一個明星遭到了「鍵盤俠」的謾罵，罵得可真是難聽啊，可以理直氣壯地詛咒他（她）去死。一波接一波，輪番轟炸，看上去他們之間非但有交集，還有不共戴天之仇。咦，這時指責「鍵盤俠」的人去哪兒了？消無聲息。可憐這個明星因此得了抑鬱症，有天竟然真的如「鍵盤俠」所願，自殺了。於是日夜輪轉，「鍵盤俠」們像潮水一般退卻，另外一股聲音浮上岸來，紛紛指責「鍵盤俠」們，認定明星的死就是這些人害的，他們每個人都有罪。稍有文採的人還會拋出一些金句，比如：雪崩發生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等等，你確定自己不是其中一片雪花？如果是，你有沒有花一秒鐘的時間問一問自己，該如何用雪花的身份去償還罪孽？如果不是，你有沒有花一秒鐘的時間去思考這些惡意的真身和起源？還是打完一句評論就算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也就是說，你最終無非是想證明自己是個善人？這種證明是否是一種自私？自私是不是一種惡？
關於「鍵盤俠」和指責「鍵盤俠」的人能如此自覺地輪崗，以我的智力實在不能理解其中的規律。但後來我也想通了，其實他們也是指責「鍵盤俠」的「鍵盤俠」，身份並沒有什麼區別。沒有人覺得自己指責了誰，也沒有人覺得誰指責了自己，兩者各償所願，相安無事。
這些鍵盤俠，以及指責「鍵盤俠」的「鍵盤俠」們，用赤裸裸的事實告訴我們，惡不僅是一種概念，它還是一項事業，一種意識形態，甚至是一種地下形成的產業鏈。換言之，有多少人以「造惡」為生？他們，這些智商高度發達的人，這些深諳營銷之道的人，非常精確地知道如何摧毀一個人。只需要從道德上入手，一張圖片，一段錄音，再輔以宣傳造勢，就能製造出一個屠宰場，無需法律的幫忙。他們只需要點燃導火索，剩下的事全交給別人，資源實在太多，有那麼多的道德君子不喜歡思考（或自以為思考得很深入），喜歡舉著隱形的大刀橫衝直撞。能把一個出軌的人抓個現行自然是最好的，再不濟就捕風捉影，搞一些三人成虎的伎倆，只要和道德有關的就行，因為這能挑逗人們過分敏感的神經。一旦神經被挑動，就沒人在意真相。更何況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這一生在道德上不可能做到完美。他們也同樣知道，指責一個人的道德，比如罵小三，罵渣男，這是一件「三觀很正」、安全係數很高的事。
《聖經》的《約翰福音》中就有這樣一段話：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他們說這話，乃是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雖然這些意圖算計耶穌的人用心險惡，卻有自知之明，實在值得褒獎。但如若這些人都戴了面罩，都隱了姓名，這婦人大概也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耶穌自然也沒有底氣能夠在地上畫字。罪惡，是見不得人的，因為它伴隨著深深的羞恥感。人們要隱藏的不是罪惡欲，而是羞恥感。一旦能夠遮蔽，我們所能想像的一切惡意就會泛濫成災。
叔本華在《論世間的苦難》中說，比之於善，惡是具有確定性的因素。換言之，只要你智力正常，不是睜眼瞎，就能夠在生活中看見惡行。這種惡行古已有之，未來大概也還會有，簡直是社會的常態。這足夠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覺，人性當中是包含著惡的。為了防止惡，所以我們需要法律，需要社會機構去執行法律。就像周伯通的左右互搏術，我們既然知道自己不完美，就得自己和自己打架。法律越完善，人為因素就越少，惡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遏制。
這種方法有用嗎？當然有。但號稱民主先行的西方國家並不介意販賣黑奴，也並不介意屠殺印第安人，更不介意把鴉片輸送到中國。比如黑奴這件事，大約怎麼看都與人道相悖，於是許多神學家經過共同討論，一致認為黑奴算不得人，所以也並不違背上帝的旨意。這和孔乙己「偷書不能算偷」的思維邏輯驚人的相似。
不要小看這件事。為了讓黑人的遭遇看起來不那麼「惡」，許多高智商人士可是絞盡了腦汁。他們不僅研究黑白人種的頭骨，進行「嚴謹」的科學實驗，驗證黑人確實尚未進化，同時還採用了當時心理學最高技術——智商測量，用數據來驗證黑人比白種人要低級。也就是說，要做惡是可以的，但得有理論支撐。一旦有理論基礎，比如日爾曼民族確實是最優秀的民族，就可以大開殺戒而不覺得自己犯下罪行了。
令人髮指的惡行往往都具有理論基礎。社會達爾文主義即是一例。我們去閱讀《戰國策》，會發現這些君主們並不介意去屠殺別國子民，卻很介意發動屠殺戰爭的理由。這理由一定得找得好，最好能夠用上天的旨意。哪怕上天沒有旨意，大可在哪個地方埋下一塊石頭，石頭上刻一些曖昧的提示，告訴人們所謂的侵略，其實是替天行道，真正的天子就藏在民間。中國歷史上的謀權篡位伎倆無非如此。
能做不能說，這意味著羞恥感於人的重要性。而這種羞恥感大都時候靠道德維繫。那麼道德和惡的關係又是怎樣的？
2
關於道德，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其實作了許多的反思，但這種反思似乎在某個節點被攔腰截斷。也就是說，我認為中國的啟蒙運動自五四運動之後依然在徘徊，如果我們是活在幾百年後的人物，用未來的視角去看待自身的歷史，想要把百年的變革做一總結，那就是中國的所謂思想運動，似乎仍處於啟蒙階段，而這階段本身搖搖欲墜，不容樂觀。
這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我們撇下不提。我們的重點是：為什麼道德（當然，我們也可以習慣性地將其描述為「封建道德」，以撇清其和我們自身的關係）會成為反思和啟蒙的重點？道德不是代表著良善嗎？君不見我們把什麼事情都往道德高地上推送？為什麼在道德面前，我們每個人都會神經衰弱經不起刺激？
道德本身是一種大眾化的思維模式，更簡單一點說，它是一種社會規範的判斷，而且是二元論的判斷。此為善，那麼彼為惡。此為好，則彼為差。但這種模式在運用時會碰見許多問題。要思考這些問題，許多人的思維能力跟不上。所以他們判斷的標準往往是「我認為」，但用「我認為」似乎稍顯底氣不足，於是他們也會同時提出「別人也這麼認為」，「從來就這麼認為」……一旦「大家都這麼認為」，那麼不管如何就可以定性了。
從這種思維模式出發，道德和惡是水火不容的，是尖銳的對立面。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簡單。二戰著名的戰犯艾希曼就是把猶太人（其中還有不少嬰兒）送進毒氣室的主犯，他在審判時說，在那種境遇里，他沒有理由不執行元首的意志。這句話如今看來似乎是一種辯解，那麼我們就來看一看奧斯維辛的倖存者怎麼說。一位奧斯維辛倖存者回憶說：「在我認識的黨衛隊隊員中，幾乎沒有一個人說不出自己不曾救過別人的性命，虐待狂是少數，真正具有病態主動犯罪的不超過百分之五至十。其他的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們完全能分辨善惡，他們都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事。」（原文引自海因茨·赫內的《黨衛軍》）。許多納粹軍官在被審判時辯稱：作為一個軍人，執行法律和服從命令是天職，何罪之有？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發出一陣嘲笑，說道：「這不是道德的問題，是他們選擇道德的標準出了錯，怎麼可以把執行命令和人命相提並論？」恭喜你，答對了。但你之所以答對，是因為你沒有沉入和他們類似的情境當中。但是等一等，你怎麼確定你選擇的道德標準就是對的？
上個世紀已經有數位心理學家驗證了一個結論：人一旦陷入集體情境，就會失去是非判斷能力。也就是說，只要環境允許，或者在環境的壓力之下，你我都有可能會犯下可怕的惡行。而且，我們犯下惡行後還會將其合理化。這個過程和納粹軍官的辯解多麼相似！他們難道不是試圖將一切合理化，以證明自己之所以犯下惡行，是出於一種外界不可抗拒的力量？你哪來的自信覺得自己會比他們強？
惡是什麼？惡是大多數人「不自知」的行為。在道德標準的選擇上，沒有想像當中那麼容易。之所以犯下惡行，是因為當時當地換成其他人，也會這麼做。大家都會這麼做，所以惡就不成為惡。只要有這個合理化的前提，任何人都能夠捨棄自己的羞恥感。從這個角度看，歷史上的惡行並非是由惡人犯下的，做惡的大多數是普通人，而且他們不以為這是惡。這意味著惡離我們並不遙遠，只要情況有所變化，情境隨風向逆轉，你身邊的熟人甚至是戀人、親人，都會換上另一副面孔。這種令人不寒而慄的結論在歷史中並不是沒有上演，但卻容易被人遺忘，在一定程度上，這種遺忘是被「鼓勵」的。因為一旦它成為人類固有的標籤，我們的內心就經不起檢驗。它似乎是我們身上難看的傷疤，穿上一件衣服就足以遮蓋。但這種方法意味著歷史很容易再次重演，因為我們被自己的真實面目給嚇著了，我們不知道如何向後代交待原委，只好刪刪改改，把好的歷史留給他們。
從任何角度看，人類沒有從如此多的苦難中吸取足夠的教訓，這是多麼令人震驚的事實。比如本次疫情席捲了全世界，也包括一些正陷入戰火的國家。他們一邊開火一邊指責別人不停火，這樣的姿態和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似乎無異。然而，如果我們一旦沉入這個國家的現實，也許就會認為這是一個頗為嚴肅且事關重大的問題了。
惡經過包裝，就能化身為道德。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對中國歷史有極多的叛逆解讀（許多解讀在我們今天看來非常極端，因為我們又化身為崇尚傳統文化的國家了），不是簡單地出於對歷史的不尊重，對傳統的不尊重，更不是簡單地認為舶來品比自家更為優秀，相反，解讀歷史的這些知識分子往往都是極了解傳統文化的人。我們現在去看他們的文字，都會驚嘆這些人文化功底之深。而我們這些所謂崇尚傳統文化的人，雖說寫的都是中國字，但一下筆幾乎都是歐美味兒。由一批深諳歷史的人批判所謂的道德，其背景和內涵不由得不讓我們深思。正因為了解，所以只有他們能夠從歷史中解讀出道德的惡來。魯迅先生把這種惡解讀成「吃人」，恐怕不僅是一種形象的比喻而已。比如芥川龍之介在《中國遊記》中也曾對中國的人血饅頭進行過描寫。試問現在讓你吃一口沾人血的饅頭，你會吃嗎？
我們對中國歷史道德的解讀原本不應該停滯，而不是淪為「中國豆腐有幾種吃法」「孫悟空的水簾洞到底在哪兒」「徐福出發地的旅遊構想」之類的三流文字。因為，解讀中國文化本身就是中國文化延續和發展的體現，這恰恰是一種文化自信的體現。沒有一種文化是通過遮羞而建立自信的。對歷史的摒棄恰恰是一種惡行，這種惡行最後化為帝王將相的傳奇以及民間野史留到後人手上，這不是五千年的厚重，而是五千年的恥辱。
3
群體不僅僅是個人的簡單集合。作惡與對抗惡一直是人類進程中的矛盾。大部分時候，這種對抗在群體與群體之間開展，沒人有能力了結這個矛盾。於是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奇怪的邏輯：為了防止惡行，我們必須遵守道德，但為了確保道德能夠得到遵守，我們不得不製造新一輪的惡行。人類就像追逐自己尾巴的小貓，在這個過程中逡巡徘徊。這是為什麼？因為道德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純粹。道德一旦上升為意志，成為一種文明符號，它本身就有了利益的趨向。因此，道德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並且為這部分人服務。換言之，道德不可能遵循所有人的意願，甚至有時不能遵循大部人的意願，它是可操控的（但歷史證明，有時也存在失控的危險），代表了某個群體的意志。它不是善對惡的約束，而是一種社會規則。比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細究其意圖，實質就是上對下的權威典範，從現在的角度看，和惡無異。正因為它是社會規則，所以就存在超越規則之外的部分，比如仁義禮智信，把它們套用到任何一代君王身上，都會有一種荒謬感。
我們對過去的道德批判似乎非常順手，因為當初情境已然消失。那麼，道德的利益特性在當下能否適用？細究一下當下的道德準則，那些言必稱道德的人難道不是因為道德在當下符合他們的利益？或者，至少並不妨礙他們的生存規則？從這個結論中我們還可以探究一種有趣的現象，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刻意隱瞞病情的人，假使他（她）本身並不患病，會不會也對這種刻意隱瞞的行為表現得咬牙切齒？我曾在以前的寫作中說過，即使是一個大惡人，總是幹些傷天害理的事，他看過一場電影后，恐怕也會對電影中的惡人咬牙切齒的。人們很少能夠覺察自身存在的問題，即使能察覺，一旦涉及自身，心理層面也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其合理化。一旦套用到別人身上，這種合理化的成分就不存在了，只剩下惡本身，彷彿所有的事情邏輯都非常清楚，別人都是傻子，或是純粹的惡人。
一旦道德成為利益的工具，它本身就不足以成為一把衡量人性的標尺。縱觀歷史，雖然有各種標尺，但從來都是變化的。道德一直在變化，這種變化不可否認有文明推進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利益的變化。那麼，一旦惡行符合我們的利益，會出現怎樣的局面？那時，我們就會千方百計地包裝惡行，使之成為一種道德，哪怕這種道德用鮮血的代價來執行，似乎也沒有關係。所以，道德是不可定義的，道德是虛無的，道德是不客觀的，它有時會站在惡的對立面，有時卻和惡手拉著手，相互合作。惡能夠為道德製造利益，道德能夠為惡遮羞，道德和惡本身都麻木不仁地忽視了生命的存在。生命的議題，從來都沒有進入道德的議程之中。
如果一個社會以利益為趨向，我們就能從各種道德的風向上去看透實質。許多人會以利益為基點，成為利用道德而非遵守道德的人，只要沒有羞恥感，道德的衝突就不存在。用俗話說，表面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盜女娼，這種現象就會大量存在。這類人不是不知道行為的荒謬與可恥，但因為固有的思維結構和價值認知，他們能夠承認、接受並且將這種荒謬合理化。他們對道德規則熟稔於心，在規則之間遊走，鑽規則的空子，道德成了他們對付別人的武器，而不是束縛他們自身的規範。這樣的道德具在巨大的殺傷力，它們本身就是惡。
為了能將這種惡貫穿始終，就需要發動大多數人形成守護道德的群體。這類群體由幾部分人組成，一類是同樣符合道德利益的群體，他們掌握風向，控制輿論，是群體的大腦；一類是被道德規則洗腦的群體，他們集中目標，發動攻勢，是群體中的士兵；一類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知道道德的衝突，也深知踏入雷池的危險，所以保持沉默。這幾類人自覺不自覺地共同鑄起道德的長城，一有端倪，必打擊之。任何越軌行為都會被看作是對這種道德聯盟的挑釁。因為這種道德聯盟具有社會穩定性的假象，讓人以為這是社會意志力在起作用。在這種假象面前，不可揭開傷疤，家醜不可外揚等觀念就會甚囂塵上，因道德而封閉，因道德而窒息，就會成為一種生活日常。這種現象不會因為科技的進步而改變，也不會因為經濟全球化而改變，能改變它的只有人的思維。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一個公認的道德規範下，也並不是人人都能遵守，其間存在一種灰色地帶，這是一類人的特權區域，他們都能擺弄各種條目將其完美遮蓋。不幸的是，這種穩定性是有極大副作用的。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協調好內心的羞恥感。正如之前所說，人是不可能在道德上做到完美的，不管在任何道德框架下都是如此。這類從小被道德浸染的人，自身既是道德的守護者，也是道德的破壞者。他們被這種相互矛盾的心理弄得痛苦不堪，又無法解決這一心理衝突，就會患上各類心理疾病。心理疾病既是一種社會病，也是一種道德病，它的核心在於患者接受不了當下的自我。比如在一種道德環境下，孝敬父母成為一種規範，每個人不僅需要在行為上遵守，也要在理論上認同，同時還需要不斷地表態。但是，這對憎恨父母的人來說不是什麼好消息，一旦他暴露自己的憎恨情緒，就會成為眾矢之的，但如果他隱藏自己的情緒，就會在人格上產生分裂，因為他必須要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而這合理化的過程又不可實現。夫妻之間的忠誠，對領袖的忠誠，都在這個道德範圍之內。
伴隨著道德的惡行力量雖然強大，但一直都是隱性因素，尤如地下暗河，雖肉眼不可見但波濤洶湧。它構成了社會運轉的要件，成為社會階段性的特徵，這意味著社會這台機器並不如我們想像當中那樣完美，並不是每一顆螺絲釘都卡在合適的位置上，眾多的邊緣人將成為另一道風景，每個人都不清楚這種惡行的矛頭有一天會不會對準自己，包括那些道德執著的守護者在內。但是請記住，批判別人的快感是最具有誘惑力的，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惡性的發泄，是一種踐踏別人的本能，是通過輕鬆的方式證明自己比別人要更好更聰明更善良更有正義感的途徑。所以，屢試不爽。
4
對於普通人來說，苦難顯然不止於此。除了面對道德之惡，我們還需要面對平庸之惡。雖然這兩者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我們還是需要作一個區分，因為前者側重社會性，而後者側重個人性。平庸之惡是漢娜·阿倫特在評論艾希曼時所用的概念，在那本充滿了爭議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漢娜·阿倫特一直堅定地認為這個猶太人的劊子手不是一個變態的人，他犯的不是反猶太人罪，而是反人類罪。艾希曼之所以成為一個冷血的劊子手，不是出於心理層面的扭曲，而在於他不懂得思考（請讀者注意，漢娜·阿倫特本身也是一個德國的猶太人，也差一點死於納粹之手，而不是一個在寫書時事不關己的哲學家）。
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觀點。換言之，不懂得思考才是許多令人髮指的惡行得以實施的主要原因。這個觀點第一次將惡與個人思維聯繫在了一起。但問題是，怎樣才算是思考？較之於動物，思維既是人類唯一的優勢，也是人類精神痛苦的來源，甚至是人之為人的顯著特徵。在漢娜·阿倫特晚年遺作《精神生活》中，專門就人的思考作了極其全面的闡述。顯然，這種可貴的思想並沒有形成廣泛的影響。因為當時美國的實用主義和歐洲的科學樂觀主義不約而同地蠶食了這種精神財富。他們曾經一度以為隨著科學領域的延伸，技術層面能夠解決人類社會的頑疾，深刻地改變固有的社會結構。比如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極權主義必然潰不成軍，比如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進步，必然能夠讓人成為自我意識的主人。如今我們回望上個世紀的這番言論，再看一看本世紀的各種鬧劇與悲劇，只能發出一陣苦笑。
如今我們講提升思維，更多的是從提升做事效率層面入手，思維成了一種工具，行為成了一種手段，最終的目的是達成物質意義的良好生存狀態。這是一種可悲的退化，也是實用主義的翻版。實用主義的目的性極其強烈，但凡我們開創一項事業，或者探討某個觀點，其著眼點不是事業和觀點本身，而是它們能夠帶來什麼。這種思潮不僅影響了歐美，如今也在東方國家盛行，且愈演愈烈。我們所有的著眼點都在於如何改造外在的世界，如何提升自己的地位，即使是從心理角度講，也是如此，比如如何讓我們成為一個受歡迎的人，還有更隱晦的，如何讓我們生活得更快樂一些。看上去這些需要調用思維的所有議題，其實和思考並無多大關係。思考的前提是對現狀的質疑，而不是某種目的的達成。它具有一種內向折射的特徵，直指我們的內心，和外界的財富、地位並無直接關係。正因如此，在大部分人的眼裡，這種思考顯然帶不來多大的用處，更糟糕的是，它在初級階段甚至還會引發思考者的痛苦，我們很容易就會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消除痛苦上。消除痛苦的方法很簡單，只要回到固有的生活模式上就可以。比如去刷劇、聊天、喝酒等等。
當你認為這種思考毫無用處時，就應該提醒自己，我是不是中了實用主義的毒？當漢娜·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時，她的指向並非艾希曼一人，恰恰相反，她指出了一種時代之病。這種病到現在仍然是不治之症。因為比起作惡，更可怕的是人們並不知道那是一種惡。比如韓國的N號房事件爆發後，有些所謂的會員自殺了。但是他的自殺並非出於愧疚，而是出於一種恐懼。一些邪教人士也是如此，他們殘害生命，最終自殺時也是出於某種絕望感，而非是對生命本身的懺悔。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這種可怕不在於人們所指出的那樣，他們對生命的漠視，對人性的背叛，對別人的殘忍。不，只是因為不思考。可笑的是，在事後指責他們的這批人同樣也不思考，所以會得出極其簡單粗暴的結論。正因為結論僅僅停留在指責上，沒有任何反思，悲劇才會一件又一件地發生，人類成為經常在同一塊石頭上絆倒的笨蛋。
事實上，天生的心理變態者在整個人類當中佔比是極其低下的，而且如果他們在合適的家庭環境中接受教育，也並不會成為所謂的天生殺人狂，那只是小說和影視劇中的一種手段而已。真正做惡的是一批不具備思維思辨力的普通人，只有在惡行被懲罰時，他們才會意識到（甚至也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原來為世間所不容。到這時，惡就會降臨到他們頭上，他們變成了被綁在罪惡的十字架上的人，因為人類天生有拉人示眾的習性，人們只能看到惡人，看不見惡性的本質，他們以為只要將惡人斬草除根就行，因為做惡就要付出代價，但這種復仇的意識恰恰是惡的根源。除此之外，惡是與他們無關的，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定位是：我不是惡人，所以我不會作惡。我不會作惡，所以我有權利讓惡人去死。他們從來沒有意識到，正是這種邏輯的存在，惡人永遠不可能死絕。
5
一旦人學不會思考，他就會被慾望所征服。對讀者來說，較之於道德之惡與平庸之惡，慾望之惡是最好理解的層面。哪怕是一個沒有學過心理學和哲學的人，也能輕易地知道慾望會造就痛苦，慾望會讓人「犯錯」。但人們，包括一些所謂的思想者，往往到這一步就淺嘗輒止。於是慾望變成了心中的猛獸，一旦放出籠子，人就會失去精神甚至肉體的控制權。但是人一刻都離不了慾望，沒有慾望人類不可能生存繁衍。即使是一個開悟的禪師，也需要吃喝拉撒，慾望和人絕對不是也不應該是對立的關係。
馬斯洛很有名的自我需求層次理論，其實就是慾望的層級。但這種層級是存在問題的，只是包括心理學家在內，似乎都很少去懷疑這種層次的真實性。事實上這種層次在當下已經被打亂。比如馬斯洛認為，人最基本的層級是生理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最高的需求是自我實現。那麼請問，那些貪官被查處後發現他竟然有近一百個情人，這算什麼需求（身為男人，我們能想像自己有一百個情人僅僅是生理需求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如果這句話邏輯成立，難道不是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相悖？
需求層次理論最大的缺點就是它很難去量化「滿足度」。到底是怎樣的程度，才算是滿足，才能讓人去追求下一層次？比如社交需求，它到底是一種需求還是一種手段？如果它是一種需求，斷然不需要通過社交達成什麼。但社交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是具有目的性的，所以才有飯桌文化和圈子社交。人類之所以是群居動物，是因為最初群居能夠保證人的基本安全，這之間完全沒有先後次序可分。至於追逐愛情和友誼，用社交需求去框定本身就有失妥當，更何況愛情和生理需求息息相關，友誼和安全感息息相關，並不能成為獨立的一個層次。馬斯洛理論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一大批科學家認為人能夠將心理進行物理意義上的分解和展示，以一種直觀的可操作的具有實驗意義的方式推進意識工作。這是西方科學的典型做法。
以需求層次理論為基礎去開展心靈工作，恰恰是學不會思考的結果。放眼當下，國內一批心理學家言必談需求層次理論，這是一種缺少質疑精神的表現。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一點，即心理學是建立在假說上的學問，既然是假說，隨時都有可能被推翻。比如在精神疾病中令人膽寒的厭食症，我們完全不知道患者出於怎樣的精神機制，否定了自己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一步一步將自己推向死亡。也就是說，人類存在超越物理意義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不需要他殺，也不是自殺（因為這和患者的意圖將違背），而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自己謀殺自己。也許有人會覺得這只是患者的個人化行為，是因為生了病，那麼我們去關注一下所謂「健康」的人們，生活富足，身體健康，是否就意味著他對當下的一切表示滿足？是否意味著他就專註於自我實現？非也，就連馬斯洛自己都承認，達到最高層次的人少之又少。相反，有更多的人害怕失去現有的一切，他們沒有一刻感到當下的「安全」。這種「安全」並非是基於隨時有人取他性命的擔憂，而是對未發生但有可能發生的狀況缺少控制權，他們認為當下的一切是不穩定的，如果不努力保障自己的權益，就會失去所有，就會處於弱勢。
需求層次理論之所以難以演化慾望的軌跡，是因為這種理論並沒有將社會因素考慮在內，哪怕它對社會意義上的社交以及自我實現都有了考慮，卻在本質上將個人孤立化了。儘管我們都使用「慾望」這樣的概念，但它和本能還是有區別的，它具有十足的社會屬性，是在個人的本能和社會融合中產生的獨屬於人類的方式。因此在闡述慾望之惡時，我們就應該將社會運轉機制考慮在內。慾望本身絕對不是一種惡，但如果整個社會都建立在放大的慾望之上，慾望就容易被扭曲。
這裡所講的「放大」，是超越了上層建築的存在，不是政治制度，亦不是意識形態。但它顯然是一種隱性的頂層設計，這意味著社會的發展基於膨脹的個人需求。這會出現一種悖論：任何一本探討精神修養的書都會採用不同方式告訴我們，需要過一種節制的生活。節制不是為了節省，而是因其有利於精神生活。但如果我們都按照這種方式生活，社會消費水平就會下降，這對經濟來說可不是什麼好事，經濟下行又將損害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利益。同時，這些號召我們節儉的書籍本身就是商業體系中的一環，出版商不會因為你確有所需而出版，對他們來說，你的需求就是他們的利潤。這就像一個機構收取高額的學費，告訴你如何節儉，如何降低自己的慾望，從任何角度看都是荒謬且本末倒置的行為。但這種荒謬的現象比比皆是。這種社會發展從目前來看是不可逆的，所有國家和地區都似乎被安放在經濟的賽馬道上，絕不容停留半步。經濟發展緩慢所帶來的焦慮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重，這種焦慮感會感染任何一個社會成員，慾望會隨之放大。
同時，社會運轉機制也通過各種方式鼓勵我們放大自己的慾望。在宣傳層面上，我們也成為一匹匹賽馬，知識焦慮、子女的教育焦慮、家庭維護成本增長的焦慮、個人職業競爭焦慮等等，都會在我們步入學堂後接踵而至。我們的競爭意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強烈，我們不僅害怕自己會落後於人，也害怕子女一事無成，而這種害怕的本質，就是在缺失錢權的前提下，我們勢必會成為弱勢的一方，之所以如此，是出於我們對社會運轉中的不公平不公正存在天然的敏感性。這是強權社會帶來的必然結果。
我們祈盼福利社會的早日到來，但福利社會也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不能想像一個經濟不發展的社會福利制度健全。即使真的有一天，社會能夠替弱勢群體進行兜底保障，這其中還涉及個人的尊嚴競爭和地位競爭，遠不是吃飽飯穿暖衣能夠解決的。弱勢意味著低尊嚴，這幾乎是一條鐵律。但這讓很多處於底層的人產生了仇恨意識，從仇官可以延伸到仇公務員，從仇富可以延伸到仇名人，這種仇恨心理以懷疑為先導（如為官必貪，為富必不仁），推出莫須有的結論。與仇富仇官相對比的是炫富炫官炫特權的行為，他們通過自己的行為赤裸裸地給弱勢群體的仇恨意識提供了依據。事實上，這兩類人擁有的是同一種心理，只不過前者想要而不可得，因此不得不將自己的仇恨合理化，而後者則是典型的特權意識，是一種勝利者可以踐踏一切的心態。雖然心理相同，行為卻進一步加深了衝突，許多惡行正是這種衝突的結果。
這和慾望有關係嗎？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得知，它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觀念的問題。這種觀念不僅基於社會分配不合理不均勻的現實（分配合理和均勻一直是理想狀態，從未實現過），也基於個人心理的恐懼感。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是慾望造就了惡，不如說是恐懼造就了惡。我們之所以會放大慾望，就是源於內心深刻的恐懼感。這種恐懼感不是生而為人的本能造成的，而是社會環境造就的。可怕的是，這種恐懼感一旦形成固化的思維，即使你目前的狀態足夠安全，即使社會一直保持穩定，恐懼感依然不會立刻消失。
明天發布第二部分：惡的機制
作者簡介：王建平，一個普通寫作者，著有《請珍愛這樣的自己》、《眾生之死》等作品，心理學隨筆《超限思維》已出版上市。個人微博：http://weibo.com/was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