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上最親密的關係，被這部爆款片扒得乾乾淨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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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電影《春潮》在網路公映，
「文藝女神」郝蕾和「配角天后」金燕玲
在片中飾演一對母女，
她們同住一個屋檐下，相愛相殺、爭吵不斷。
「你和母親的關係，決定你和世界的關係」。
片子在去年的上海電影節上獲最佳攝影獎，
監製之一廖慶松是侯孝賢的御用剪輯，
另一位監製市山尚三，
是賈樟柯電影的御用製片。
導演楊荔鈉曾是賈樟柯《站台》的女二號，
飾演文工團里的爽朗姑娘鍾萍。
她是中國第一位拍獨立紀錄片的女導演，
《春潮》之前有一部《春夢》，
曾入圍金馬獎，受李安激賞，
《春潮》是她的「女性三部曲」之二，
接下來還有《春歌》。
《春潮》取材於她自身的真實經歷，
為什麼我們對家人總是用恨來表達愛？
為什麼男性總是在代際關係中缺席？
千萬個「中國式家庭」的形成，
是否是時代的悲劇？
製片人李亞平
我們採訪了《春潮》製片人李亞平，
聽她講了影片誕生的台前幕後：
「我們無法選擇我們的父母是誰，
也無法切斷和他們之間的聯繫，
但這決定了我們是不是快樂，
我們要尊重最親密的人的情感世界的認知。」
自述李亞平 編輯宋遠程
《春潮》講了一個祖孫三代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故事，特別之處在於，三代人都只有女性在場：母親、女兒、女兒的女兒（小外孫女）。母親是50後，女兒是70後，小外孫女是00後。
郝蕾飾演女兒郭建波，在外人看來，她是一個精幹、行動力強的新聞記者，回到家裡，她卻成了一個不聽話的女兒、不稱職的母親，時不時地做出一些孩子氣的幼稚舉動，比如把煙頭戳在母親的餃子皮上，或者在廚房裡放水淹掉家裡的客廳。
金燕玲飾演母親紀明嵐。她同樣也是個「兩面派」，出了家門，她是獨當一面的社區負責人，回到家裡，面對女兒，卻出語尖酸刻薄，不停地咒罵斥責。只有在照看小外孫女的時候，才釋放出溫情的一面，卻又免不了「教唆」孩子不要學媽媽的樣，毫不掩飾地鄙棄自己的女兒。
小外孫女郭婉婷是媽媽和姥姥之間的和事佬，家庭氣氛長期緊張高壓一觸即發，培養出了她察言觀色的敏感。她不像媽媽只是默默地反抗，她敢直接還嘴。大人逼她練鋼琴，她會在家裡沒人的時候踩在鋼琴上唱歌。
人們常說，三個女人一台戲，然而，《春潮》里的這三個女人，因為具有血緣上的垂直關係，她們之間的「戲」常常劍拔弩張到令人無法呼吸，卻並不爆發、宣洩出來，而是靜靜地、強行地摁下去。
比如三代人中間、既是女兒又是母親的郭建波，在難過的時候跟誰也不傾訴，獨自使勁捏住仙人球，捏得滿手鮮血，讓人看得如鯁在喉。
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中，專門用一章的內容來探討「母親與女兒的厭女症」。書中寫道，母親在生活中的不如意，與自己無法改變現狀的無力感混為一體。「母親一邊詛咒自己的人生，一邊又將同樣的人生強加給女兒，引來女兒的憎惡。」
而女兒一方面不想成為母親那樣的人，但同時也知道想解除母親的束縛必須藉助他人（通常是男人）的力量，對這種只能委身他人的人生深感無力。所有這些根植於母女之間的矛盾的細膩情緒，在《春潮》中都能找到對應。
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
「從來沒有一部同類題材電影，像這樣從頭到尾、很充分地、以一種貫穿到底的方式來講述一個母女祖孫三代的故事。」導演楊荔鈉說，「為什麼姥姥受苦那麼多？為什麼女兒她在夾縫中生存？為什麼小外孫女她有她的尷尬？這其實是我們面對整個中國社會背景的一個縮影。」
楊荔鈉其實是演員出身。她是總政話劇團的舞蹈演員，曾以舞者的身份長期活躍於戲劇舞台。1999年，她轉型當導演，拍了國內第一部DV紀錄片《老頭》，在國際上獲了一圈獎——包括1999年日本山形紀錄片電影節亞洲新浪潮優秀獎、2000年巴黎真實電影節評委會獎，2001年德國萊比錫紀錄片電影節金獎和觀眾獎——她也因此成為了中國第一位獨立紀錄片女導演。
導演楊荔鈉
編劇、影評人史航說，楊荔鈉是一個非常「抓馬」（drama）的人。「有次我在王府井書店約她，結果在人群中她朝我走過來，隔大概四五十米，她是用美聲唱著歌劇的樣子朝我走過來。然後周圍的人就被嚇得閃開，她像摩西分開紅海一樣。你想她也不瘦，她挺壯的，穿個大袍子朝我過來，我覺得她要救贖我還是要給我施洗，我該跪下嗎？然後她走過來就很順其自然地說『吃什麼？』，我當時就蒙了。」
她曾在賈樟柯的名作《站台》里扮演女二號，「我出演賈樟柯的電影也是因為我知道我可以通過它了解到真實的人和世界」。
楊荔鈉（右二）在《站台》中飾演鍾萍
拍了好幾部紀錄片之後，她拍了第一部劇情片《春夢》，入圍了2013年的金馬獎。李安對這部電影表示非常欣賞，在金馬獎的頒獎典禮上，《春夢》的女二號薛紅的最佳女配角提名落選以後，李安專門上前擁抱了楊荔鈉和薛紅。
《春夢》也是一個女性的故事，女主角方蕾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主婦，但是她經常焦慮不安，老公不在時，她靠自慰解決性需求。有一天，她夢見了一個男人，與他在夢中有了性愛，這改變了她的現實生活，很多時候，她覺得夢中人才是自己真正的伴侶，她越來越依戀這個人，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
《春夢》的拍攝資金是一位好朋友資助的，女二號薛紅是楊荔鈉的閨蜜，進組的時候是自己收拾了兩箱衣服報道。2016年，楊荔鈉寫完了第二部劇情長片的劇本《前妻》，寫一個男人和他四任前妻的複雜混亂的婚姻生活，但是一直找不到投資。
《春潮》的劇本碰上李亞平是幸運的。也許因為她也是女性。她之前更多地是投資商業性的項目，看到《春潮》的故事後，她被打動，覺得彷彿在裡面看到了自己，決定要助力導演完成自己的夢想。
因此，《春潮》成為了楊荔鈉第一部在國內公映的電影。核心主創團隊里四個人都是女性，監製人之一是侯孝賢的御用剪輯廖慶松，「廖先生有一次開玩笑，他說你們幾個女的太難搞了，他說我一個監製，要面對你們4個女的。」李亞平回憶說。
劇本來自楊荔鈉的親身經歷。她是長春人，影片中的祖孫三代也是住在長春，是我們看慣的那種北方舊小區的破敗壓抑的樣子。「主場景是我大姨家，沒有任何一間屋子比它更好，房裡的桌椅茶杯、床鋪鏡子，都該記得我的體溫，我在它們面前長大。」楊荔鈉在導演闡述中寫道。
有一次美術組清理了房間里原有的掛件裝飾，她又撿回來放在原處。劇中的姥姥的形象，她也借鑒了自己大姨的樣子。
飾演姥姥的金燕玲，是台灣實力派演員，號稱「配角天后」，在《一一》《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四部楊德昌的電影中都有出演。一開始看了劇本之後，她並沒有馬上答應出演，「一個因素是台灣口音，我怕我不像（長春的）紀明嵐，我（也）沒有經歷過她成長生活的那個年代。」
楊荔鈉認定了這個角色屬於金燕玲，並且說服了她。正式開拍以後，第一天出工，拍的是社區工作的戲，「她穿上制服，定好造型，穿行在當地普通群眾之間，聽她們合唱《我和我的祖國》，」楊荔鈉感嘆，那一刻，「姥姥的魂魄已經依附在金姐身上。」
郝蕾則是看了劇本以後「沒有遲疑，就直接接下了」。「我十五六歲就離家開始出來拍戲了，在父母的眼裡可能我永遠是長不大的，我認為我媽看我可能永遠是我15歲離開家時的樣子。所以我覺得楊荔鈉找我演郭建波是很對的，因為我能體會到那種（母女之間）無法交流的心情。」
在導演的設定中，郭建波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她不需要和別人交流，也不屑於與人交流，她的內心世界是可以獨處的。」
郝蕾把她的角色讀解為內心深處的一種幼稚。「她完全沒有學到一個成年人處理問題的方式，她跟她媽媽也沒有建立一個六十幾歲的母親和四十幾歲的女兒之間成熟的處理方式。」
結尾的時候，郭建波和一個盲人推拿師之間建立了某種神秘的聯繫，她跑到按摩院聽這個推拿師放海豚的聲音，「我自己理解是撫慰了她心裡幼小的郭建波，好多人心裡都住著一個幼小的自己，從未長大的自己。」
郝蕾尤其喜歡電影結尾那段漫長的獨白。這段獨白是楊荔鈉一氣呵成寫出來的，按照原來的長度演完的話有12分鐘，後來經過剪輯，變成現在的7分鐘。
母親躺在病床上，已經生命垂危。女兒不看她，背對著她，面朝著玻璃窗喃喃自語，玻璃上映出了她疲憊的臉龐和城市燈光閃爍的夜景。
「你安靜了世界就安靜了，就讓我們這樣安靜地待一會兒吧，如果你醒來一定會罵我……你想讓我找一個好男人，有一個家，過體面的生活。我不。」
這段獨白的處理方式，郝蕾和楊荔鈉在討論劇本時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導演希望我對著媽媽去講這些話，但從表演的技術層面來講其實很難做到。因為我很喜歡她寫的那些話，我一個字也不想改。」
不改的話，這些話更像是日記會寫的內容，而不是會對旁人訴說的內容。郝蕾最後堅持了自己的想法，「我覺得不能直接對著病床上的媽媽去講出來。」
「說那個心裡話的時候，她終於站在了女兒的位置，因為她媽媽昏迷了。如果她媽媽活蹦亂跳的，她死活也是不敢說出來。如果說她能夠在青春期，十二三到十五六歲的時候就把這段話講給她媽媽聽，如果曾經有過這種對話語境的話，郭建波或許就不會成為最後什麼都沒有的狀態——事業不怎麼樣，家庭也不怎麼樣，連養女兒都養不起。這是災難的究竟。」
但是電影仍然著眼於希望，希望在第三代小外孫女的身上。郭婉婷和自己的朝鮮族同學崔英子之間有著明快的友情，她從崔英子家人的相處模式里，窺見了一個溫暖和睦的家庭應該是什麼樣子。
她反抗自己的姥姥，把一直梳在腦門前的厚厚的齊劉海兒梳了上去。學校舉辦演講大賽，她溜號了，不再服從那種正經刻板的規訓，她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到河邊玩水，享受真正的少女生活。
電影始於一場偽造的淹沒，又終結於四處蔓延的潮水。在同一時刻，郭建波與盲人相擁，崔英子和朋友趟著水放肆奔跑。「有矛盾、撕扯、糾結、痛苦，同時又非常有韌性，充滿希望，有那種生命力的張揚。」
以下為製片人李亞平的自述：
這幾年也有一些文藝片講母女關係，在我看來，《春潮》和這些電影的區別，在於它非常完整地呈現了三代母女之間的關係，她們三個人身上有非常明確和鮮明的時代烙印。
我們想通過這樣的一個圍繞三個女人的故事，與大家探討一個話題，就是我們最親密的人為什麼要用恨表達愛？
劇本楊荔鈉導演構思了很久，基本上電影就是她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
實際上，我也很對應郭建波的年紀。我做過記者，她的經歷跟我很像，她的家庭氣氛也是我非常熟悉的。
我父親是一個非常簡單粗暴、偶爾會揍小朋友的那種爸爸。小時候你爸媽打你越狠，表明他們對你期望越高，但是其實最要緊的還真的不是身體上的懲罰，而是像影片中彌散的這種高壓的控制的氣氛。
基本上1985年以前出生的這批人，他們的父母可能出於歷史、文化或者經濟壓力的各方面原因，家庭里的空氣非常的稀薄緊張。父母們覺得自己很不容易，覺得孩子你為什麼不爭氣，因此他們會用愛去操控一個人。
我有個朋友，前段時間接父母從家鄉來北京和她同住。在同一個屋檐下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很多摩擦，有一天夜裡大概三四點鐘，她發了一條朋友圈，說晚上吃飯的時候，她爸爸因為一個什麼事情，就是突然站起來要抽她一巴掌。
實際上女兒已經40多歲了，而且事業有成。但是父親為什麼還要用這種方式來實現他的權威？
子女承受了這些，承受以後是會反彈的。周末我去我弟弟家，當我看到我弟弟跟他的小孩的溝通方式，就瞬間覺得這不是我爸嗎？真的有一種穿越的感覺。
我對我自己的小孩，也會有這種不由自主的簡單粗暴的表現。心理學說，家庭暴力是遺傳的，你會從一個受害者變成一個施暴者，我覺得真的特別可怕。
沒想到，女神和影后都來加盟
之前我們公司製作的片子其實都比較偏商業，很多都是非常明確地做出來娛樂觀眾的。《春潮》這個劇本是一個朋友推薦給我，當時劇本還沒有寫完，還是一個故事大綱。
看了之後我覺得很被打動，我想是一個很小的文藝片，也許花100萬或者差不多的預算，就可以拍完，實現一個導演的夢想。
對於製片人來說最難的就是找演員，如果劇本好的話，就容易一些。大部分時候，好劇本是很難得的。《春潮》是個好劇本，但是我們也擔心它是不是過於嚴肅晦澀，對演員的要求比較高。
後來，我們通過影評人程青松把劇本投送給郝蕾和金燕玲，沒想到她們都非常願意加入。原本，我們的定位是一個成本很低、比較個人色彩的獨立文藝片，因為這兩個演員的到來，也發生了改變。
導演楊荔鈉
其實拍這個片子之前，我不認識郝蕾。我不知道作為女兒，她竟然也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女兒」，也在家庭中感受過類似的壓迫感，但是她同時也非常努力地抗爭著。
無論是郝蕾還是金燕玲，她們在塑造這個角色的時候都採取了比較克制的方式。每次拍完戲，就各自回各自的房間，彼此之間少言寡語，很少交流，和影片中的親子關係也是比較貼合的。
小外孫女是這個母女關係里的第三代。在這麼壓抑的家庭環境裡面，她是唯一的亮點。小朋友特別敬業，我印象中有一場戲，是她在飯桌上說錯了話以後，突然站起來拿著一個牛奶轉圈。那場戲拍了很多遍，她每轉一次，身上就會被撒到冰的牛奶。
當時長春是零下幾度，到最後她的毛衣都濕透了，下面墊著毛巾。那天她其實還發著燒。我覺得於心不忍，覺得差不多就好了，但是導演說什麼地方還不行，小朋友就會再來一遍。
我們一直處在「郭建波」的模式里
我印象比較深的觀眾反饋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映後交流環節里，很多觀眾說在電影里看到了她自己，然後站起來就開始講她們自己的故事。
另一方面，我們本來以為年輕的觀眾不一定會對這部電影很感冒。但其實正好相反，很多90後甚至更年輕的觀眾，在這部電影里感受到了強烈的共鳴。她們的年紀應該是95後，是片子中小外孫女的年紀，但是沒想到很多人生活的模式還是在郭建波的模式里。
一個95後的朋友，她看完之後發朋友圈說，其實她也有一個仙人球，但是沒有勇氣去把它握在手裡。
所以一方面我們是個家庭片，另外一方面它其實是一個社會倫理片。我們如何和周邊的人相處？我們如何不把從家庭帶來的這種怨恨、嫉妒、敵意以及對抗關係帶到我們的社會中、甚至在職場上？
我有一個朋友，她看完之後就一直哭。我其實跟她認識很久，甚至有些很深入的工作關係。她平時其實是一個非常積極陽光健康、非常有社交能力的一個女孩子，我不了解她的生活細節，可能也有很多東西像電影中一樣，讓她沒有釋懷。
還有人看了我們的電影，覺得很矯情。我有一個朋友看完說，這個電影就可以叫做《文藝女青年是怎麼誕生的》。他認為郭建波的媽媽就是個文藝女青年，然後培養了個會念詩的女兒，也是一個文藝女青年。這也是一種解讀。
最有趣的是我們有一個朋友也是業內非常令人尊敬的同行，她看了電影之後說，我沒有被感動到。然後她回去給她媽媽講了這個故事——我想她媽媽應該是50後——她媽媽就很沉默的聽完，然後說因為你就是片中的「媽媽」，我是「女兒」，這麼多年我都讓著你，所以你沒有感受到。
希望你有機會的話，可以邀請媽媽和你一起，坐在沙發上看看這部電影，看完以後看你們的關係變得更好了，還是更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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