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罵別人漢奸、崇洋媚外，私底下，他最「崇洋媚外」…
最早認識西方的人
作者：秦暉（中國著名學者、清華教授）
本文摘自《法治周末》，秦暉講述，張弘整理
郭嵩燾：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
近代以後，西方對中國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是怎麼造成的呢？有些人造出一種三段論，說中國人最早佩服西方的器物，西方人把我們打敗了，我們對洋槍洋炮感興趣，於是有了洋務運動。但是，我們有了洋槍洋炮之後還是被打敗，像中法戰爭、中日戰爭都是在中國有了洋槍洋炮、軍艦的情況下被打敗的。於是，又有人說光學器物還不夠，還要學制度，因此有了戊戌變法。但是，後來搞了共和制之後，結果還是不行，於是中國人這個時候才認識到西方的文化是最重要的，就有了新文化運動等。
這個所謂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過程聽起來有道理，但是仔細一分析，就發現遠遠不是那麼回事。
鴉片戰爭以後，的確有極少數人注意過洋槍洋炮確實很厲害，但是大部分的中國人包括清政府根本不把洋槍洋炮當作一回事。實際上，中國人重視洋槍洋炮是很晚的事，早在這之前，中國人對西方文化就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好感，甚至有一些好感是走入誤區的。
早在1843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結束不久，晚清名臣徐繼畲就寫了《瀛環志略》，對西方的制度介紹了很多，而且稱讚不已，說美國實行選舉制度，「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浸浸乎三代之遺志」。也就是說這個事情是中國「三代」(堯舜禹)才有的事。在中國士大夫眼裡，中國「三代」那是很好的時候，從秦以後中國就禮崩樂壞了。
當時的中國士大夫評價西方的那些話語全都是儒家話語，他們一看西方，覺得真是仁義之邦。所謂的仁義之邦，是指這個國家的內政是仁政，他們的國家對老百姓很好。
中國的士大夫到了西方以後，幾乎所有人都有一種感覺，西方國家真是禮儀之邦。比如，中國第一個駐歐大使郭嵩燾。郭嵩燾是翰林院出身，本身是一個理學家。
1876年，郭嵩燾出國的時候已經58歲了，給他寫傳的那個人說，對於一個58歲的老人來講，你不可能希望他在價值觀上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他的確也沒有什麼變化。他到了西方以後，對西方稱讚備至，但從來沒有說孔孟一句不好的，他還是一個孔孟的信徒，但是他從孔孟的角度認為西方是聖人之治。
因此，郭嵩燾回國以後談到西方，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郭嵩燾是不是不知道西方的堅船利炮呢？當然是知道的，他其實也很重視這個事。因為就是他出使了英國以後，建議清朝派人到英國去學海軍。後來北洋艦隊那些人都是因他的建議去的，像容閎，是中國最早的留學生。
這些人被派去了以後他還覺得不夠，他曾經寫過一個奏摺說，日本現在也有很多人在英國學習海軍，人數比中國多。他說，這是中國要警惕的，搞不好日本就超過中國了。
實際上，他在英國期間發表的感想和遊記中，堅船利炮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內容是「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在洋務運動之前和洋務運動初期稱讚西方的人幾乎都是這樣的。比如在1850年代活動的王韜曾經講過，西洋以禮儀為要，以仁義為基，以教化和德為本。
而郭嵩燾「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也不是他一個人這樣。郭嵩燾的晚輩薛福成是洋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他記載了這樣一個事，郭嵩燾「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遇亦稍訝其言之過當」。他說，他聽了以後還不太相信，因為他沒有去過西方。他就問了幾個去過西方的人，「陳荔秋中丞，黎存齋觀察，皆為其說」。
也就是說，不是郭嵩燾一個人有這種感覺，凡是去過西方的人，像陳荔秋、黎蒓齋都說郭嵩燾講的很對。
劉錫鴻：私人日記里的西洋觀
劉錫鴻整天指責郭嵩燾對西方崇洋媚外，但是劉錫鴻後來也留下了一個日記，死後也發表了。看他的日記會發現，他「崇洋媚外」比郭嵩燾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他真的是很聰明的人，他觀察西方是很細緻的。
比如說，英國官方有一次請劉錫鴻去參觀監獄，劉錫鴻拒絕了。他心想，肯定是事先做過布置了，看不到真東西。但是他很有心，把這個監獄地址記下來了。有一天，他走到那兒突然提出說要進去看看。他去了之後，說這個監獄很人道，對犯人的待遇很好，而且還訓練他們一技之長，使他們出來以後有正常的謀生手段，真是仁義啊。
還有一次，英國某個部門讓他去參觀濟貧院，他說這個也是事先做過布置了。但是他後來又跑去微服私訪了一通，覺得真是不錯。他又跑到倫敦以外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後來他說英國濟貧院很多，除了倫敦以外，城鄉都有。
在劉錫鴻看來，這裡簡直是好到家了，窮人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只要申請，國家可以給他們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現在認為這是很低檔的東西，他當時認為是好得不得了。而且他發現這的確是英國的一個制度性的安排，他說這真的是「仁義之極端也」。
劉錫鴻覺得，英國是一個很有趣的國家，這個國家上下同心，以禮治主，不傳國事；這個地方無閑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地方整齊肅穆，人民歡欣鼓舞，「不徒以富強為能事，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矣」。
很多中國人說，西方人除了能打仗以外，沒有什麼別的長處，就是匈奴、回紇一流。可是劉錫鴻就說了，西方人很講仁義道德，而且這一點是中國不了解的。
1870年代，中國和日本當時的關係不錯，這兩個國家彼此比較了解，到了西方他們都是東方人，可以說他們都算老鄉。因此，他們經常串門。有一次，日本公使來吃飯，就和郭嵩燾聊天說，我們這兩個國家沒有錢，國家徵稅，老百姓很反感，不願意交稅。英國這個國家，老百姓很願意交稅，這是為什麼呢？
劉錫鴻就說，英國人徵稅那是老百姓選出議員在議會中決定的，大家都需要這個公共服務，那大家當然是願意了。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無代表、不納稅」，劉錫鴻雖然沒有用這個詞，但是他把這個道理講得很清楚。他說，我們徵稅，老百姓誰願意交啊？徵稅去幹什麼？誰不都知道，當然沒有人願意交了。
郭嵩燾聽了以後很驚奇，郭嵩燾在日記中說，想不到劉錫鴻還有這種見識。劉錫鴻這個人在自己的日記中對英國是這樣的評價，可是他在朝堂上講的是什麼話呢？完全相反。
所以，當時中國人，在朝堂上講稱讚西方的話是比較少的，因為政治不正確容易遭受迫害。像郭嵩燾就是因為「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結果被打了小報告，被罷官了。有些人說他是漢奸，要治他的罪，後來還是曾國藩這些人把他保下來的。
可是打郭嵩燾小報告的這些人實際上比他還要清楚，像劉錫鴻就是。
張樹聲：臨死吐露心聲
當時還有一種人，他不打小報告，但是也閉口不談這些敏感問題。像李鴻章的副手張樹聲就是這樣。他在思想史上沒有絲毫的地位，因為他不是思想家，也沒有什麼著作，但是他是個官場老手，官做得很大，而且基本上都是在通商口岸附近當大官。他也組織人去研究洋務，而且還招羅了一些像薛福成這樣的人當他的幕僚。因此他雖然沒有出過國，但實際上他對西方是了解的。
張樹聲說過一些很保守的話，他曾經給皇帝寫奏摺，說「論中國聲明文物高出萬國之上，自強之道除練兵、造船、簡器數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也就是說西方沒有什麼可稱道的，就是能打仗，所以軍事方面我們可能要學一學，其他方面就用不著學了。
可是到了1884年，這個時候他得了重病，他口授了一封給皇上的遺折。這個遺折用馬送到北京，送到北京時他已經死了。我們通常講，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他臨死也就不用考慮當官的事了，於是他講了一番心裡話。他說，我們現在要向洋人學習，而且主要不是學習軍事，要學體不是要學用。
張之洞是比他晚一輩的人了，我們認為張之洞算是比較開明的人，但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在張之洞之前講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反話的人很多，而且這些人並不以開明自居的，比如張樹聲。
但是張樹聲在臨死的時候說，「西洋育才於學校，論證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此其體用也」。它的教育、它的政治體制，這是最主要的，至於輪船、大炮、鐵路、電線是其用，「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趨步，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事恃歟」？
他把堅船利炮都看成是雞毛蒜皮，他說這些東西，第一沒有體，就學不到用；第二這些用學到了，其實也不管用。於是，他要求「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
當時有這種主張的人很多，郭嵩燾也是這樣說的。但他們這些話帶有儒家的偏見，因為他們其實是不怎麼看得起商人的，所以他們覺得西方真正值得學的不是西方人辦公司，而是天下為公，實際上講的就是政治制度。
因為在慈禧太后面前宣傳這些，搞不好就會被砍頭，所以只好講堅船利炮，但是中國人是不是只覺得堅船利炮好呢？當然不是這麼回事。
所以，劉錫鴻和陳蘭彬他們的價值觀到底是以什麼做標準呢？是以他們私下的話為標準，還是以官場話為標準？如果以私下講的話為標準，他們的價值觀和西方價值觀有什麼區別？他們在官場上講的話是真話嗎？我覺得根本就是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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