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逝世百年：他仍是我們的同時代人
撰文｜李永博
1917年11月7日晚上八點，德國慕尼黑的斯坦尼克藝術廳內人頭攢動。聽眾席上擠滿了年輕的大學生，也不乏聲名在外的學者精英，他們都在等待著一場期待已久的演講，而主講人正是當時德國思想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馬克斯·韋伯。
當時「一戰」已經接近尾聲，德國的外交處境日趨窘迫。國內各種思潮的紛爭不休，更讓德國的年輕人感到迷茫與無助。他們迫切希望有一位導師，對時下的種種困擾與未來的人生方向給予清晰的答案。
根據在場人的回憶，韋伯現身時「蒼白而疲憊，急促地穿過爆滿的講堂走向演講桌」，「他的臉龐與下巴長滿了濃密的大鬍子，令人想起班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熾熱的神情」。這場演講從頭到尾都沒看稿子，也沒有停頓索詞之處，正是講者「長期以來涵泳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的力量當場成篇。」
「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已自公共領域隱沒」，在震撼又發人深省的語詞中，韋伯給滿心期待的聽眾澆上了一盆冷水，他用克制卻不乏悲觀的語氣揭示了現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韋伯逝世百年後的今天，他的時代診斷仍然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過去幾十年間，金融危機的頻繁來襲衝擊著國際市場，「黑天鵝」成為了生活里常見的辭彙，未來的不確定性一直在積累。近來，新冠肺炎的疫情，更是加劇了地區間的衝突與對立，撕扯著本已脆弱不堪的共識。
誠如一位德國學人所言，只要現代性的歷史不曾終結，韋伯的洞見和思考方式就不會過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克斯·韋伯永遠是我們的同時代人。
為什麼在價值分裂的年代裡我們尤其要紀念和閱讀韋伯？浙江大學兼任教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經濟與社會》譯者閻克文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永遠的現代人——紀念馬克斯·韋伯逝世100周年》專題封面。
1
兩個世界
家庭內外的「權威」與「自由」
馬克斯·韋伯的人生與學術見解，構築於多種衝突對峙的矛盾之上。我們可以通過他短暫充實、又坎坷挫折的一生，對韋伯內心的緊張與外部世界的矛盾獲得大致的了解。
韋伯的父親是一位訓練有素的法律家，當時還在擔任市參議員。得益於家中有一名成功的政壇人物，韋伯在孩童之時就已接觸和結識當時德國學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他的母親則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儘管韋伯沒有宗教信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欠缺宗教共鳴」，但他一生花費了大量的精力探索和比較世界宗教對人類行為和生活的影響。韋伯在描述新教、印度教、猶太教以及中國宗教時所展現的超凡的同情和理解，可能源於早年家庭生活中的宗教體驗。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思想家。他曾于海德堡大學求學，在柏林大學開始教職生涯，並陸續於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大學任教，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並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憲法起草設計。
由於早年患過腦膜炎，少年時代的韋伯不喜運動卻酷愛書本，很快就顯示出了智識上的天賦。在三十三歲那年，韋伯就成為海德堡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教授之一，令同輩學人望塵莫及。不幸的是，一路平步青雲的韋伯很快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1897年，韋伯的父親離世。在此之前父子倆有過激烈的爭吵，韋伯對父母之間日益惡化的關係感到憂心，他看不慣父親對母親採用的家長式的管束和控制，更是不滿於父親對此專橫傲慢的反應。在衝突達到頂點之時，韋伯甚至揚言要斷絕父子關係。然而父親的突然離世抹殺了韋伯與父親和解的可能，使得韋伯一生都伴隨著一種無法消弭的罪惡感。這對韋伯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衝擊，讓他患上了嚴重的精神疾病。
少年時期的韋伯。
韋伯的精神疾病有著家庭遺傳的背景，但有些韋伯研究學者指出，這種持續的緊張不安可能來源於韋伯無法調和父親與母親所對應的不同價值系統。進入大學後的韋伯也一度想擁有父親那樣的男性氣概，成為那個時代典型的德意志男子：壯實、嗜酒、口叼雪茄，臉上時常留有斗劍的劃痕。在韋伯對卡里斯瑪型領袖分析中，似乎可以覓得父親權威形象的身影。
然而，面對普魯士的尚武精神，面對軍方操縱教育機構以「馴服」年輕人的舉措，韋伯也是不遺餘力地展開抨擊。這種沉浸在韋伯理論分析背後的深刻的人道主義，對於受到壓迫的普羅大眾的同情和關懷，既有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處汲取的精神力量，也有來自他對虔誠信教徒母親的認同。權威與自由在內心中的緊張關係，很快延展到了韋伯對待德國現實政治走向的態度。
2
公共事務
將關懷負擔加諸自身
威廉時代的德國知識精英，在對學術做出貢獻之餘，大多也屬於中產階級思想的先鋒，渴望在政治上表達自己的聲音，韋伯在這一點上尤其明顯。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更是把自己的精神導師稱為「天生的政治家」。
韋伯成長的一代籠罩在俾斯麥的巨大光環之下。俾斯麥致力於尋求德意志統一的努力，並將一個新興國家推上世界列強的政治才華，也得到了韋伯的欣賞與傾慕。但與他的同齡人相比，韋伯仍然對盛行的俾斯麥崇拜保持距離。在很多場合下，他毫無保留地批評俾斯麥的文化戰爭，更是無法容忍圍繞在俾斯麥身邊，失去獨立思考的溫順官僚。
韋伯對德國的認同也有著相似矛盾和緊張。他相信這些普魯士統治階級的利益從根本上是與德意志帝國的利益相違背的。而普魯士的中產階級更是充斥著沒有脊椎骨的庸俗之輩。每當韋伯旅行之時，他常常抱怨德意志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了，憤怒地說出永遠不回來的話。而作為一名普魯士的軍官，德皇威廉二世也時常是他嘲諷和蔑視的對象。
1917年，韋伯在德國圖靈根州的勞恩斯坦城堡參加一場會議。居中是德國劇作家恩斯特·托勒爾（Ernst Toller）。
表現在德意志工人和庶民身上的勤奮、剋制和奉獻自我的精神，卻又喚起韋伯內心最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在萬國博覽會上驕傲地觀看德國工藝品所展示的技巧與工藝，他對巴黎街頭的德裔裁縫和鞋匠精湛手藝深以為榮。「這種追求效率、實際、『日常生活之美』的能力」，韋伯在晚年寫道，「正與其他民族的迷醉和做戲形成對比。」
1904年，韋伯從美國之旅回國後不久，德國面臨著嚴重的政治危機。相比於英國、法國和俄國先後締結協約，德皇在外交上採取的毫無策略的游移政策，讓德國失去了多次結盟的良機。憂心國事的韋伯把矛頭指向了臃腫而無能的政治結構。韋伯後來在學術上所做的政治分析，根源都在為德國尋找一個負責任的階層，能夠在列強紛爭的國際局勢中，有能力擔負起領導的使命。
《學術與政治》，作者：[德]馬克斯·韋伯，譯者：錢永祥，版本：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19年4月
一戰戰敗之後，韋伯作為專家，代表德國前往凡爾賽參加和平會議，這是他一生中與政治最為接近的距離。他建議那些被指名的德國戰犯主動獻出自己的頭顱，承擔政治錯誤所帶來的後果，甚至與魯登道夫當面展開辯論。一年之後，面對台下聆聽演講的大學生，韋伯在學理上對這種他所要求堅持的「責任倫理」進行了更為精緻的分析。
身為一名知識精英，韋伯繼承了德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又是一名堅定民族主義者。他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懷，是他自願加諸自身的負擔。雖然他沒有獲得過權力，但他時刻感覺到政治在呼喚他獻身。正如他所言：
「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潰，誰能對這個局面而說：『既是如此，沒關係』，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
3
學術志業
從不願意冒充蠱惑人心的「假先知」
熟悉韋伯的讀者肯定清楚，韋伯在作品中處處顯露客觀、審慎的治學態度。為了堅持追求精準與持平的表述，他的文章中充滿了用於限定和補充說明的字句和條件句，讓原本就充滿學究氣的著作更加顯得艱澀。這種治學中的剋制與理性恰恰與韋伯在參與公共事務中的熱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韋伯的時代，社會學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作為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韋伯的一個重要貢獻在於，對社會學乃至所有人文社科領域內的學術劃定了研究的界限。任何學問都不可避免有其限制，韋伯終其一生都在對這一理念不斷探討，最終發展出了一套他稱之為「價值中立」方法學原則。一名社會科學家只能在事實的領域分析和解釋現象，對於政治、藝術、宗教的價值判斷，學術應保持緘默。
韋伯晚年發表的著名演講，清晰地展現了他對這種價值的闡釋與踐行。「一戰」戰敗之際，德國思想界陷入了混亂的紛爭之中。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文化浪漫主義等各種思潮和觀點逐漸趨於對立和分化。當韋伯在1917年、1918年被兩度邀請在公眾面前發表演講之時，台下迷茫的大學生渴望的是一位能夠指引前路的精神導師。
作為一名極具魅力的講者，韋伯完全可以順應年輕人的心愿，但他斷然拒絕充當這一角色。儘管韋伯在著作中對於希伯來先知的描述，時常能夠看見自己的影子，但他在現實中從不願意冒充蠱惑人心的假先知。
《學術作為志業》（也譯為「科學作為天職」）《政治作為志業》德文版封面。
他格外冷靜地意識到，那些鼓舞人心、言之鑿鑿的說辭只是在編織迷人的幻覺，誤導人們走向極端和狂熱，最終讓這些年輕人陷入悲觀和絕望的深淵。韋伯告誡台下的學生，學術不能告訴你生命的意義，甚至也無法自證從事學術本身是否有意義。「在教室的範圍內，唯一的德行便是平實的智性誠實。」
在這場主題為「學術作為志業」的演講中，韋伯進一步提出了自己對於現代世界特徵的基本判斷。「世界被祛除了迷魅」，是韋伯對於現代社會的凝練見解。
在古代世界中，人們將生命的意義與宗教的超驗存在相連。而自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與實驗精神，以及隨之而來的專業化和理智化，已經將精神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信仰的忠誠被來自不同領域的原則所瓜分。
多個世紀以來，基督教的宏偉悲情掩蓋了世界中常見的互相競爭和抵牾的價值，而到了我們的時代。韋伯寫道，「昔日眾神從墳墓中再度走出」，近代世界又走回多神論，只是那些神的名字不再叫做朱庇特、阿波羅、阿弗洛狄忒，而被現代人稱之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性的解放。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作者：[德]馬克斯·韋伯，譯者：康樂 簡惠美，版本：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韋伯早年對父母認同的矛盾，在政治實踐中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衝突，都讓他對現代社會價值多元而互相衝突的本質特徵有了深刻的體認。正是由於價值之間相互衝突，理性對此無能為力，人應當信奉什麼樣的生活，最終只能依賴個人的自主選擇。
韋伯所斷言的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徵，同時也是現代社會的根本困境。作為個人，我們相比以往擁有了更多的選擇，但更多的選擇也意味著更多的負擔。我們不僅茫然若失，不知如何選擇，也不能怨天尤人，必須自行承擔抉擇的全部後果。作為群體，不同價值間的衝突與對立每天都在撕裂著社會，引發國際衝突。在韋伯離世百年之後，如何應對現代社會多元主義的挑戰，仍然是思想界乃至每個現代人內心深處需要回答的命題。
對話
閻克文：中國思想界對韋伯思想有哪些誤讀？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韋伯著作的翻譯和引入，國內掀起了持續良久的「韋伯熱」。時至今日，幾乎所有學科領域的研究範式都留有韋伯思想的印跡。馬克斯·韋伯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深遠，但目前市面上韋伯的中文譯本質量參差不齊，譯者對韋伯相對欠缺了解。這種跨文化交流的誤解是如何產生的？韋伯思想對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具有什麼特殊的啟示意義？我們就此採訪了浙江大學兼任教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經濟與社會》的譯者閻克文。
新京報：韋伯作品的翻譯，直接影響到中國讀者對韋伯思想的理解。你在多年之前就曾發文專門討論韋伯譯著翻譯水平參差不齊的問題。時至今日，國內出版業對韋伯作品的翻譯情況有沒有得到改善？
閻克文：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中譯本的譯者，對韋伯的了解還比較欠缺。韋伯的著作的特點是，幾乎每個完整句，裡面包含的知識密度和思想密度都非常高，句子前後的邏輯關係也很緊密，翻譯稍有不慎，就會顛覆句子的前後語義。
有些譯本僅僅停留在語言層面的翻譯，對語言這個載體後面的思想脈絡的理解，還停留在比較淺的層次，有的甚至談不上理解，僅僅是把一個一個單詞、片語、句子生硬地拼湊在一起。這種現象在韋伯著述剛剛進入中國之時最為普遍，最早的《經濟與社會》中譯本就是比較典型的案例。最近我與青年學者和學生一起研讀《社會科學方法論》，本來以為可以走個捷徑，直接用中譯本。結果，為了處理非常費解的大量句子，我們不得不邊譯邊讀德文原著了，僅僅「社會科學認識與社會政治認識的客觀性」一文，就耗時整整3個月，當然，這倒是名副其實的精讀了。
韋伯翻譯質量的欠缺，也受到一些外在客觀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如今市面上絕大部分中譯本都是轉譯自英譯本，就我所知，能從德文直接翻譯韋伯的中國譯者屈指可數。韋伯的著述龐雜浩繁，新編考據版德文全集接近六十卷，相較而言，翻譯自德文的英譯本如今還不到二十卷，遠遠無法囊括韋伯的全部思想和研究。英譯本的選擇性翻譯，給中國讀者造成了閱讀上的障礙。何況英譯也有對原著的忠誠度問題，比如剛剛提到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有不少地方近乎改編，而不是翻譯，導致中文讀者對韋伯學說出現片面性誤讀和曲解，也就在所難免。
《經濟與社會》，[德]馬克斯·韋伯，譯者：閻克文，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0月
新京報：上世紀九十年代，《儒教與道教》的翻譯出版在中國思想界掀起了傳統與現代的大討論。不少研究人士也指出，韋伯對中國文化存在很多曲解和錯認。這種跨文化交流的誤解是如何產生的？
閻克文：關於中國文化的研究，韋伯對材料的使用的確存在很多問題，韋伯不懂中文，也沒來過中國，他對中國的研究都是通過二手資料進行的。在基礎條件欠缺的情況下，他能做出如此高度專業化的研究，已經是今人所不可想像的了。
但是也要指出，他在研究中國文化時採用的的方法論路徑，到現在還沒有很多人能夠把握得住。有些學者根據韋伯的理論，很生硬地把儒家倫理和新教倫理相提並論，這類牽強附會的情況發生得很多。韋伯的用意不在於此，韋伯只是想解釋，為什麼中國儒教和道教環境，沒有產生類似新教倫理主導的環境下的行為系統。他只是從倫理系統的理性化程度這個視角，分析不同的觀念因素對人的行為系統產生的槓桿作用。
韋伯把儒教與道教納入比較研究的範圍，用意並不在於強調儒教與道教是否屬於西方規範意義上的宗教，而只是當作一種可以跨文化比較的觀念系統。一些中國讀者沒有把握住韋伯的方法論用意，所以派生了不必要的焦慮情緒。中國沒有新教倫理，那麼資本主義如何才能自發地產生呢？這種焦慮的產生背後其實是對韋伯思想比較膚淺的理解。
《儒教與道教》，[德]馬克斯·韋伯，譯者：王容芬，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12月
新京報：韋伯一生都在關注現代性及其隨之而來的問題。閱讀韋伯，對中國讀者思考自身的現代化進程及處境會有什麼啟發意義？
閻克文：如果不得不簡單概括一下的話，我認為，韋伯最偉大的先見之明就在於，他確認了現代性的性質，這不僅是針對他心目中的歐洲文明，也是針對中國文明。放眼望去，你可以得到無數的經驗證據來證實，所謂現代性的性質，其核心表現，一方面是史無前例的理性化，一方面則是同樣史無前例的價值多元化，歸根結底，這就意味著價值分歧甚至衝突，而這些分歧和衝突往往都是不可調和的。
在價值多元的背景下，理性化反而越來越變成一種無理性的力量，不僅扭曲或者束縛人格的塑造過程，扼殺每個個體的自由，發展下去甚至會扼殺一個群體乃至共同體的自由意志。韋伯身後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花樣百出甚至愈演愈烈的「政治正確」，就確鑿無疑地證明了這個問題，儘管物質財富的爆炸性增長持續不斷。所以，韋伯對於現代性的前景一直抱有深刻的警惕性悲觀情緒，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這種情況下，韋伯的另一個先見之明就在於，他反覆強調了一種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的客觀性問題。這個客觀性意味著什麼？大體上說，就是我們必須進行一種客觀性的思想訓練和知識訓練，力求超越價值分歧和衝突，從更高的層次上去做出我們的選擇。這不是個一時半會的事，更不是個簡簡單單的事，這需要持續不斷的訓練與操作，即便是理論訓練和理論操作，否則價值衝突帶來的成本將會無限放大。
這種客觀性不是和稀泥，也不是隨意的折中，更不是把一切都相對化，而是對我們生活現實中的各種要素，它們之間可能的因果關係和因果趨勢，儘可能地進行客觀性觀察和判斷。這樣在我們進行選擇的時候，才有可能採取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責任」這個詞，在韋伯的心目當中至關重要，「責任倫理」更是韋伯恪守了終生的學術與政治事業、乃至日常人生的原則立場，實際上這也直接反映了你的真實價值觀。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價值多元的現代性困境，如果你的價值取向越來越僵硬，無論是政治人、學術人還是普通人，你實際上是對公共生活不負責任的。他所強調的客觀性訓練，會極大地有助於培養公眾不同層次的責任感和責任能力。我覺得這是他給我們提供的一個至今不竭的思想資源之一。
作者｜李永博
編輯｜肖舒妍
校對｜薛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