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厭惡髮妻，故意給兒子起了個晦氣名字，7年後字字應驗
"從小你們就在自由探索自己的興趣，學習一門語言，欣賞一部電影，去遙遠的地方旅行。" 前段時間，何冰所演講的《後浪》一度引起網上沸騰。
人們現在的生活，從不匱乏自由與選擇的權利，能盡情享用科技文化的成果，亦能在繁榮的經濟潮流中勇敢追夢。這些寶貴財富，離不開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 "前浪"們對民主科學的不懈追求，破除了封建禮教的束縛，為人們提前鋪就了一條文化和思想的自由之路。
可在探索初期，過度的變革讓人們陷入迷茫。周作人先生說當時的國人生活："非禁慾即是縱慾，無自由，無節制"，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用任性極端的方式去裁決世俗和表達愛，最後留下傷痛和遺憾。讓人忍不住思考：自由與責任到底該如何平衡？
人生如悲鴻，為愛流亡出走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悲鴻踏雪泥"，或許是深覺自己早年經歷過於困苦，一代繪畫大家，將父母取的名字"壽康"改成了"悲鴻"。和康有為、徐志摩等人處於同一時代，徐悲鴻同樣有著除舊革新的思想。
他自幼在宜興縣的貧苦家庭長大，父親以教書和作畫維持生計，免不了遭受旁人的欺凌和白眼。9歲開始，他便隨父親學習繪畫，4年後父子兩人開始外出周遊，眼界逐漸開闊的徐悲鴻也立下志向，要為中國畫的革新而奉獻自己的一生。
在徐悲鴻的畫室里，經常掛著一副對聯，親筆寫著八個大字：獨持偏見，一意孤行。由此可見他對封建傳統的反抗頗為強烈，到了任性不羈的程度。
奈何他成長的環境依然是舊社會的縮影，父母疼愛他，不遺餘力的支持兒子的繪畫事業，但在婚姻大事的抉擇上，還是自作主張的幫他定下了一個素未謀面的女子。
此時的徐悲鴻，已經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怎能忍受這樣的恥辱？悲憤之下，他又不願違逆父親臨終前的遺願，於是在新婚燕爾之後，選擇離家出走。
在那個年代，包辦婚姻里的女子大多活得凄楚，如徐志摩的原配張幼儀、魯迅的妻子朱安，都在空亡的名分下承擔著家庭責任，把自己的青春年華獻給丈夫，得到的卻是冷漠和鄙夷。
徐志摩的原配同樣如此。這位女子甚至沒有留下名字記載，在徐悲鴻17歲去上海求學之後，她獨自照顧他的家人，並生下了一個男孩。但孩子的降生讓徐悲鴻轉變了嗎？
並非如此，沉浸在悲涼世態里的藝術家，厭惡髮妻和這個錯誤的"結晶"，他覺得這一切都像個劫難，於是故意給兒子起了一個晦氣名字——劫生。而7年後隨著字字應驗，卻讓徐悲鴻追悔不已。
只盼歲月多慈，奈何劫生如夢
弗洛伊德說，大多數人並不真的想要自由，因為自由包含責任，而大多數人害怕責任。
有了徐劫生之後，徐悲鴻對那個強行組成的家庭仍舊沒有好感，只是偶爾回去探望。孩子長到4 歲多時，徐悲鴻發現劫生有很高的繪畫天賦，隨意塗塗畫畫都極為生動，便想把自己所學慢慢教給他，孩子的名字也被家人改為了"吉生"。
但他還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中西繪畫的學習上，半工半讀的他，在上海結識了復旦大學的蔣梅笙教授，開始和教授的女兒蔣棠珍暗生情愫。在此期間，他得到了康有為、王國維等人的賞識，反對保守主義的思想也更加堅定。
蔣家十分欣賞這個繪畫才華初展頭角、又滿懷抱負的年輕人，可惜女兒已和名門望族查家定親，他們常常感嘆，要是還有個女兒就好了，那就讓她嫁給徐悲鴻。
誰知，蔣棠珍也是個颯爽不羈的奇女子，面對天性紈絝的查家少爺，她毅然拋開世俗觀念，和徐悲鴻離家私奔到日本，為此蔣家被迫編造了新娘去世的謊言，為女兒辦了一場假葬禮。
也許是對掌控自由有某種執念，徐悲鴻這一生酷愛取名，他彷彿在製造一個儀式感，經常用取名的方式，重新定義自己和別人的人生。
比如，在和蔣棠珍私定終身後，他把其名字改為了"蔣碧薇"， 雕刻成兩枚水晶戒指，一枚"碧薇"、一枚"悲鴻"，日日戴在手上。
後來移情自己18歲的學生孫韻君，又把學生的名字改為"孫多慈"，刻了一枚 "大慈大悲"的篆印，以及一對有"慈""悲"字樣的紅豆黃金戒指。40多歲遇上第三任妻子，又給她改名為"廖靜文"。
只是，徐悲鴻能掌握藝術和感情的自由，卻無法改變生活的無常。在他和蔣碧薇去日本、北平求學期間，他的兒子徐劫生，在1920年因感染天花而夭折，家鄉的髮妻終日鬱鬱寡歡，也去世了。
晚年回首，一生總多離愁
失去愛子的徐悲鴻，頓覺浮生如夢。自己因討厭原配而一時任性取的名字，竟然在骨肉身上應驗，成為後悔一生的遺憾。率直的表達自我，便是對封建保守的無聲反叛，這種無所畏懼的變革思想，給徐悲鴻帶來了家庭的遺憾，同樣成就著他在事業上的傳奇。
在動蕩之年，他先是留學法國學習油畫、素描，後又到德國習得正統西洋畫的技法，32歲回國後開始創新中國美術教育，把西畫的寫實藝術和中國寫意風格結合，建立起更高標準的繪畫體系，一副《八駿圖》把馬的神韻畫到極致，更是成了百年名作。
徐悲鴻的兒子徐慶平，覺得用"愛畫入於骨髓"評價父親最為合適，為了買自己喜歡的畫作，他不計價格、願意忍受生活拮据；女兒徐芳芳覺得父親特別疼愛子女，從小便培養他們的書畫、音樂才藝。
前妻蔣碧微則自傳《我與悲鴻》里寫道："悲鴻的心目中永遠只有他自己，我和他結婚二十年，從來不曾在他那兒得到絲毫安慰與任何照顧，1930年四弟和姑媽同時去世了，我奔喪回去，中途收到悲鴻的信，上面寫著你趕緊回來，不然我要愛上別人了。"
這位"中國現代繪畫之父"，和齊白石、張大千等繪畫名家一樣，在繪畫上有著巔峰造詣，看完他這段包辦婚姻的故事，也不免讓人嘆息，追求自由的權利人皆有之，但為此犧牲了對原配家庭的責任，確實有失公平。
對生活在自由平等的人而言，更多應該去思考自由和責任的關係。人們一生最大的挑戰可能是：如何在社會責任、家庭責任與個人自由之間找到一種接近理想的均衡。責任並非自由的對立面，承擔責任的同時，依然可以暢遊嚮往的美好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