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碗裡面看乾坤」——藏族文化的結晶木碗不得不說的歷史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有食即必有食器。兼具其區域與民族特色的木碗，是附著於其民族飲食文化的重要文化符號，從而也是了解其傳統文化的窗口。
迪慶州位於藏文化與漢文化的交界地，山高坡陡，氣候寒冷，一個家庭往往需要踐行高原種植農業、畜牧業與商業才得以生存與發展，導致家庭勞動力人口流動性大，而且是在道路崎嶇，遠離家屋，氣候寒冷之地的流動。需要有一種既能夠保溫，又不易破碎，同時又輕巧而便於攜帶的食器。其次，處於橫斷山脈腹地的迪慶森林資源豐富，為各種木器的產生儲備了種類多樣，並且數量豐足的樹木，這是木碗文化產生的必要物質基礎。
南接雲南麗江，北靠西藏昌都，東臨四川康定，西向雲南怒江的迪慶，是滇川藏茶馬古道的核心區域。如果說茶馬古道是以滇藏川三角地帶為中心，以茶馬互市為主要商業行為，伸向中國內地、印度、東南亞的古代文明古道，那麼，連接農業文明與游牧文明，連接內地與邊疆的迪慶，則是茶馬古道上最為重要的一環。而且，其中的滇藏茶馬古道，首先因從產茶區（雲南西雙版納、普洱、臨滄等地流動到茶葉消費區（西藏、印度、尼泊爾）的茶葉由南向北的流動為主要。可以說，沒有茶葉的流動，也便沒有茶馬古道。而藏區茶葉的大量消費，是與藏區藏民一日三餐皆離不開的穌油茶相關聯的。而飲用醉油茶，則木碗是最為傳統、最為普遍的食器。於是，穌油茶、茶、木碗也就與茶馬古道聯繫在一起，換言之，有藏民的地方，就必定有酥油茶；有酥油茶的地方，就必定有木碗。而一直承載酥有茶文化的木碗，卻是茶馬古道上迪慶的特產。因此，迪慶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就成為研宄木碗文化的突破口。
迪慶木碗文化之自然、社會環境
根據考古發掘，遠在新石器時代，迪慶高原上的古人類就同今天川藏甘青地區的居民有著密切的關係，再海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的某些文化因子和華北地區的相似。這些文化因子應該是從北向南傳播到雲南，即沿著橫斷山脈往南遷徙——這些南北路徑群被稱為新石器古道橫斷山走廊。因此，廸慶一帶是新石器時代雲南和其他地區接觸的重要路徑之一。人們之間的經濟交往關係，是伴隨經濟發展與生產進步而愈來愈密切的。迪慶高原上的居民與其文化遺留，到青銅器時代較之石器時代更加豐富，並且更加明顯地顯示出其文化與周圍文化的關聯。在今天德欽縣納古、永芝、石底，香格里拉縣尼西等地發現石棺墓葬群中的隨葬品有青銅器、陶器、銀器等實物可以斷定早在秦代以前就有人類文化遺存，與同一條江——瀾滄江上游昌都卡諾遺址文化以及察雅香堆區仁達鄉丹瑪山岩上，有多年歷史的摩崖石刻相互交織，形成了一條明晰的文化帶。費孝通先生就曾指出滇、川、藏藏葬走廊蘊藏有十分豐富珍貴的古代文化遺存。藏彝走廊的形成，其主要原因是眾多民族在其區域內，或者經此區域而遷徙移動，其主要動因不外乎是逃避戰爭或尋找便於狩獵、採集的森林草原，以及便於農耕之地。迪慶，就是因為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而成為多民族遷徙的走廊，也成為其南部的農業文明與北部的游牧文明之間交流互動的通道，從而也成為盛產木碗之地。
迪慶，藏語意思是「吉祥如意之地」，位於雲南省西北部，青藏高原南緣，地處滇、川、藏三省（區）交界處，在東經90°35』—100°19』、北緯26°52°—29°16』之間，東部、東北部與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麗江寧落彝族自治縣交界，南部、東南部與麗江玉龍縣隔江相望，西部、西南部與怒江僳僳族自治州接壤，西北部與西藏昌都地區比鄰。迪慶國土總面積為23870平方千米，下轄香格里拉（即中甸）、德欽、維西僳僳族自治縣3縣，年總人33.4口萬人。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縣建塘鎮，距雲南省府昆明市706千米，距西藏昌都芒康縣鹽井鄉290千米。大多沿金沙江、瀾滄江兩岸修築的214國道，基本是沿著兩岸時隱時現的茶馬古道主道由南向北延伸。可以想見在漫長的歷史時期，無可計數的滇茶就是用馬（實際上是騷子）通過此古道源源不斷運送到沿途西藏各地，直至拉薩。跟隨著馬幫的，還有馬幫用來喝穌油茶的酥油碗一一藏族木碗。
根據文獻記載，處於藏彝民族遷徙與茶馬古道重要地段的迪慶，至遲在唐代以來就是多民族匯聚之地。樊緯《雲南志》卷二就描繪了一幅多民族雜居該區域，並因民族戰爭被迫四向遷徙的圖景：
裳人，本漢人也。部落在鐵橋北，不知遷徙年月。初襲漢服，後稍參諸戎風俗。迄今但朝霞纏頭，其餘無異。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領兵攻破吐蕃鐵橋節度，獲裳人數千戶，悉移於雲南東北諸川。今鐵橋城為南蠻所據，差大軍將（將軍）為城使。長揮蠻，本烏蠻之後，部落在劍川，屬浪詔。其本俗皆衣長揮曳地，更無衣服，未披牛羊皮。南詔既破劍浪，遂迀其部落，與施、順諸蠻居，養給之。施蠻，本烏蠻種族也。鐵橋系北大施敗、小施賊、劍尋販皆其所居之地。男以增布為縵襠跨。婦人從頂橫分其發，當額並頂後各為一髻。男女終身跣足披羊皮。部落主承上，皆吐蕃偽封為王。貞元十年南詔攻城邑，虜其王尋羅並宗族置於蒙舍城，養給之。順蠻，本烏蠻種類，初與施蠻部落參居劍、共諸川。畔羅皮、鐸羅望既失鄧川、浪彎，退而逼奪劍、共，由是遷居鐵橋以上其地名劍憲。在劍尋賧西北四百里，男女風俗，與施蠻掠同。其部落主吐蕃亦封為王。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虔其王傍彌潛宗族，置於雲南白岩，養給之。其順蠻部落百姓，則散隸東北諸川。磨蠻，亦烏蠻種類也。鐵橋上下大婆、下婆、三探覽、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終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飲酒歌舞。此種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詔既襲擊破鐵橋及昆池等諸城，凡虜獲萬戶，盡分隸昆川左右，及西義故地也。磨些蠻，在施蠻外，與南詔為婚姻家，又與越析詔姻妞。粟、栗兩姓蠻、雷蠻、夢蠻，皆在茫部台登城，東西散居，皆烏蠻、白蠻之種族。丈夫婦人以黑緒為衣，其長曳地。又東有白蠻，丈夫婦人以白緒為衣，下不過膝。鐵橋城……見管浪、加萌、於浪、傳兗、長禪、磨些、撲子、河人、弄棟等十餘種。
其鐵橋上下及昆明、雙舍至松外以東，邊近廬水，並磨些種落所居之地。
上述可知，儘管因為南詔與吐蕃之間的戰爭，分布於該區域的傈僳與怒族先民施蠻、順蠻、長襌蠻、栗粟兩姓蠻與磨蠻（納西族）等十餘種，呈現出了民族遷徙走廊多民族遷徙匯聚雜居之特徵。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主要民族因「土多牛羊」，而其服飾多「披牛羊皮」，體現出遊牧民族的文化特徵；其二，儘管《雲南志》沒有明確記載當時迪慶一帶藏族先民『『吐蕃」的具體情況，但有史料也透露出其人口之多：
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站。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用軍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籠官己下投水死者以萬計。今西城南詔置兵守御，東城至神川己來，半為散地。
因戰敗城破，「大籠官已下投水死者以萬計」，說明當時吐蕃人口已經達到一定規模，並在戰爭中深受其害而成為戰爭的犧牲品。他們在和平時期，則是其南部的農業文明與北部的游牧文明交往互動的橋樑。之後，隨著藏區對茶葉需求量的增大，同時漢地對藏區的藥材、皮毛等的需求量增大，周圍更多的民族也加入到茶馬古道沿線的行商坐賈與馬幫隊伍中來；加之與茶馬貿易附帶的生計的興起，如白族鐵匠與納西族皮匠、建築師在此沉澱下來，成為迪慶州的居民。
明清兩季納西族木氏土司與吐蕃持續多年，前後次的戰爭，也足以說明主戰場迪慶一帶吐蕃人口甚多。而納西族戰爭移民至此者也屢見於記載。清代餘慶遠《維西見聞紀》就說：
麽些，即《唐書》所載麽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蕃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麽所戍之，後漸蕃衍。
可見迪慶以藏族為主體民族，兼有納西、普米、傈僳、白、漢等多民族雜居的民族格局從唐代就一直延續下來。
可以想見，儘管因為戰爭而必然使戰爭雙方的人口有所增減，其分布也有所伸縮，但是多民族雜居的基本格局一直未變，不同民族在不同海拔高差的地理環境中從事不同生計方式的傳統也不變。這樣，凝結著多民族生存智慧的木碗文化就應運而生。
如迪慶藏族在民居的空間形式上既有憲、藏傳統的建築文化和技術，又不同程度地接受與借鑒了漢、白、納西的建築技術和藝術形式，形成了有別於其它地區藏式民居的特點「。其建築用材以本地豐富的木料、石材為主，而木藝則一致是其南部地區的劍川白族所擅長的。滇西北有彥語說：「麗江粑粑鶴慶酒，劍川木匠到處有。」明清以來，大理、麗江與迪慶建築中的木匠精細活都基本上是劍川白族木匠所承擔。除了短期來迪慶攬木匠活的劍川木匠之外，也不斷有劍川及其以北的麗江九河白族沿金沙江北上遷徙到迪慶。今天迪慶香格里拉金沙江邊村落有不少是劍川與麗江九河遷徙來的白族，如興隆村的史家、李家、章家皆是先從劍川遷到麗江九河，再遷徙到興隆村。其歷史記憶說遠祖來自南京柳樹灣大石橋，之後又從劍川遷到九河，九河再遷到此地。從中也可以看出白族、漢族文化伴隨其北遷而傳播到迪慶藏區。那麼可以說，白族、漢族的木文化也是成就的慶木碗文化的源流之一。
傈僳族是迪慶最早居民之一，在唐代《雲南志》中就記載課僳先民「施蠻」、「順蠻」與「長禪蠻」分布於此。傈僳族是一個典型的山地民族，歷來靠山吃山，所有衣食住行皆取材于山，因而對於山、對於山中之木極為熟悉，也喜歡選擇高山林密之地生存。在迪慶，傈僳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與瀾滄江兩岸海拔米以上森林茂密之地。那裡不但加工木碗的各種樹木多，而且，在加工木碗過程所需的松香、桐油皆來自山區懐僳。這樣，就形成了傈傑供應木材、松香、桐油，藏族則吸收多民族文化製作木碗，木碗又反饋於區域內多民族的傳統。
又因有茶馬古道將雲南至西藏、雲南至四川的藏區聯結起來，各地藏族對木碗的大小、造型、功用等都有不同的需求，因而也不斷促使木碗師傅製作出滿足各地藏族等消費者的木碗，使木碗從單一的酥油碗（也是飯碗）發展為多樣化，最終成為產品琳琅滿目的木碗系列。
總之，是迪慶藏族所處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造就了木碗的產生，而茶馬古道則又促使木碗文化發展，使其成為迪慶文化，乃至整個藏文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藏傳佛教場域中的迪慶木碗文化
木碗中專門有一類是「和尚碗」，僧人從出家到去世對這個碗不離不棄；而一般的村民去世之後，如其生前所用木碗是好碗，其木碗就獻給活佛，由活佛供在佛前，或者在有白塔開光時放進白塔里。所以藏傳佛教寺院也是使用木碗的重要空間，僧人也是消費木碗的主要群體之一。那麼，就有必要對迪慶的藏傳佛教追根溯源。
前述藏族先民至遲在唐代就因戰爭，以及尋找經濟資源等因素遷徙到了迪慶，雖然屢經戰亂，但至今一直都是迪慶的主體民族。藏傳佛教是藏民族的宗教，是藏文化的核心。可以說，哪裡有藏民，哪裡就有藏傳佛教。藏族從其核心聚居區遷徙到迪慶，也把藏傳佛教帶到此地。而且，伴隨其歷史上管控區域的伸縮，藏傳佛教的影響區域也隨之伸縮。但是，迪慶曆來都是雲南藏傳佛教的核心地。
藏傳佛教在迪慶的傳播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據調查，最早傳入至少在900年前，據維西塔城鄉其宗村的『『達摩祖師洞」活佛介紹，年前就曾有一位名「羅幾竹瑪」的聖人在此修行過；宋代有「達摩袓師」從印度到漢地弘法，繞道雲南尋找慈母亡靈，後來在此坐化，上身化為火，下身化為水，因而得名「達摩祖師洞」。位於祖師洞左、右兩側的來遠寺、達摩寺建寺至今已有800多年。明代，因麗江木氏土司的支持，喝舉教派在康南一帶發展迅猛，在香格里拉境內建寺院大小一百多座；在木氏土司統治區域一麗江納西地區也有噶舉十三大寺，大部分至今尚存。總之，宗教生活是藏民族與同一區域的其他民族精神生活中的一大內容。正月初十「大寶寺轉經」，正月上旬「米朗欽波」，正月十五迎佛，五月賽馬會（紀念山神香格里拉英雄納主都傑，七月大轉經，冬月「格都節」等，都是迪慶僧俗共慶的傳統節日。
從文獻記載看，從公元世紀初到世紀初的多年時間裡，正是印度佛教正式傳入西藏，並經過一百多年與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反覆較量抗衡，直至相互融合，於赤德祖贊—年時，獲得重大發展，並隨吐蕃政權在軍事、政治上的極大擴張而興盛起來。之後的牟尼贊普（798—825年和赤德松贊—年繼續弘揚佛教。赤德松贊不僅讓其長子出家為僧，以示對佛教的尊崇，而且，還讓佛教徒干預政事，開創了宗教徒參政的先例，以至以後在西藏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統治格局，這也影響到迪慶藏區。這是西藏宗教史上的「前弘期」。此時期在西藏佛教中佔主導地位的是寧瑪喇嘛，後來成為藏傳佛教的一個派別一一「紅教」。以後在「後弘期」時，才演變出薩氏、鳴舉和格魯諸派，先後對滇西北地區有所影響。白族學者徐嘉瑞就認為：
及貞觀幵遠之際，佛教始輸入大理，其輸入之路線，一為印度，二為緬甸，三為西藏，其他一路，則中國是也。……帷有西藏一路，則在地理、政治、軍事上與南詔關係甚密，而風俗習尚及民族遷徙關係亦多，南詔佛教之傳說，亦以密教為最多且久，即印度僧人有入南詔者，亦皆為密教法師。……由此種種推斷，則佛教輸入大理，實以西藏為主流，而影響之大，亦在緬甸與中國之上。
竟然迪慶邊緣的大理一帶都深受藏傳佛教的影響，那麼可以想像迪慶境內藏傳佛教之盛。
不僅由於滇藏兩地間密切的政治關係，更由於兩地間地理上的自然連，兩地間息息相關的茶馬互市等經濟交往，帶來了兩地間各種文化因素的傳播流動，而兩地間宗教等文化方面的一脈相承，更使得滇藏茶馬古道這條政治、經濟、交通三路成了一條名副其實的文化紐帶。
迪慶的藏民每家都要精心布置一個佛堂，全一天香台，早晚敬香祈禱。在過去也以能供養一個嘛為上，即每家力爭有一個兒子去當嘛，據說這比修建一座金佛塔的功德還大。如果家裡有喪葬，必定請喇嘛念經超度，寺院在每年夏季還要為民眾念誦求雨經、防雹經。
納西族還結合自己民族的原始宗教與藏族苯教、藏傳佛教、漢傳佛教、道教而形成了東巴教，普米族則將自己民族的原始宗教與藏傳佛教、藏族苯教、納西族東巴教相融合，而形成了韓規教。就此，我們可以認為，因為與迪慶藏族相互混居的其他民族，尤其是納西族、普米族等對於藏傳佛教的吸納，同時也將吸納有著藏傳佛教文化元素的藏族器物。對於木碗的喜愛，就是其表現之一。
迪慶一些源自宗教信仰的民族節日往往包含有濃重的宗教元素，可以呈現出許多宗教文化特點。曾為茶馬古道一大「碼頭」的雲南德欽縣奔子欄鄉的藏族卻不像其他藏地一樣盛行藏曆新年，而是隆重的歡度「漢式」春節。從農曆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十五，整個節慶好似內地某個漢族村莊的春節。他們也很講究年三十全家團圓，歡歡喜喜過年關；初一串門訪親拜年，長輩給晚輩壓歲錢；初二則全到嫩嘛寺拜佛，添燈敬香，祈請嘛摩頂、拴吉祥繩，以示新年祝福；初三、初四全家到祖墳敬供酒菜；初五、初六，全村集體進行隆重的敬山神「拉斯」儀式。把村子西北方向的日尼山視為山神，稱為「心山英雄金剛」，每年春節都要敬拜祈禱。在奔子欄的所有節慶活動中，漢、藏、白、納西等民族的佛教、東巴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與漢族的敬香神活動等等宗教內容融合在一起，形成茶馬古道宗教文化的一大特色一一多元性、融合性。在節日燒香拜佛中所用木碗，也同樣承載了如此豐富的藏傳文化信息。
又如麗江的五大寺一一福國寺、文峰寺、指雲寺、普濟寺、玉峰寺，都屬於藏傳佛教寧瑪派寺院，建築風格兼容了漢、納西、白等民族風格，其中著名的麗江壁畫，更多有藏畫風格，有的本身就是藏畫，與藏族「唐卡」無異。如大寶積宮西壁繪寧瑪派祖師及「大寶法王」、「四寶法王」等，南壁繪「孔雀明五大佛母」、「南無五色毫先光母」等，都各有藏文題名。大定閣所繪護法神「昌那毒支」，福同寺護法堂所繪諸護法，內容及畫風都與藏區喇嘛寺一樣。
總之，作為藏民族的主體信仰的藏傳佛教中，木碗是神聖的器物；而納西族普遍信奉的東巴教、普米族信仰的韓規教，與藏傳教及藏族苯教有著深遠的淵源關係，因而納西族、普米族的僧人同樣接受「和尚碗」，哪怕是遠赴拉薩、甘孜等地學法，這個「和尚碗」同樣作為一身不離不棄之物。
再則，無論是藏族或是納西族、普米族，都有基於對藏傳佛教信仰的共同審美基礎，但同時因迪慶木碗所流行區域不同，各地僧人、信眾對木碗大小、形制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這種區域差異性，也是木碗文化變遷的因素之一。
木碗——以藏族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的結晶
上述可知，在被稱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與「天府之國」四川盆地之間，—片南北方向的高山深谷並列著往南延伸，所構成的橫斷山脈峽谷、斑口，自古以來成為溝通滇、川、藏三省（地區）的藏族、漢族、族、納西族、白族、普米族、傈僳族的聯繫通道。迪慶正處於滇、川、藏的邊緣的三角（四川甘孜、雲南麗江和西藏昌都）地帶，長期以來該區域內眾多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孕育出一種特殊的地域文化。就雲南而言，是有別於其他民族地區的藏文化；而就西藏而言，這又是一種有別於前後衛藏與阿里地區的康區文化「滇川藏邊三角區」的地方文化。其動因與木碗文化的形成一樣，是由多重因素導致的。
從雲南藏區核心地迪慶在茶馬古道所處空間位置來看，首先是各族人民在生產、生活中的遷移流動造成的。中國在人以上的民族有種而雲南一省就有個，地處雲南之北的迪慶則有十幾個民族。追溯雲南各民族源流，其中相當一部分因在不同歷史時期「南遷」而來。《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公元前世紀雲南境內各民族部落時說：『『皆氏類也」，氏憲系統各族共同的祖源地是甘青高原，以游牧生計繁衍生息於此。公元世紀中葉以後，秦國發動大規模征服兼并其西部的氏憲部落的戰爭，不少氐憲部落因「畏秦之威」而向西地區遷徙。有的則遷至西藏，有的遷移到四川西昌一帶，還有一部分則是在西藏與川西之間，並由此繼續向雲南西北部與東北部遷移。這樣，滇、川、藏三角地帶就成為氐縣系統族群流徙的主要路徑之一。
另外，各族統治者因勢力膨脹而向外擴張所進行各種各樣的征服活動，也是造成這一域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公元世紀初，吐蕃松贊干布在拉薩建立吐蕃王朝，統一青藏高原各部落，吐蕃勢力大盛。其勢力擴張到雲南西北地區，公元年進入到再海北部地區；公元年，吐蕃在麗江塔城設置神川都督。之後，吐蕃利用南詔政權與唐朝的矛盾，曾一度使南詔歸附自己。在此背景下，藏族文化隨吐蕃軍民的南遷而大量進入川西和滇西北。時至今日，不惟麗江納西族與南達劍川、再源，甚至大理州府所在地下關一帶的白族也有喝酥油茶的習慣，並配以麗江把粑，形成了滇西北一道獨特的飲食習俗，同樣也認為用木碗喝醉油茶才地道。
明嘉靖、萬曆年間，麗江木氏土司得到中央王朝的支持，以朝廷西北「藩窩」自居，勢力逐漸強大，長時期向北進兵，先後攻破藏區碉樓數百座。明末清初木氏土司的控制區域，不但包有今天雲南的維西、香格里拉、德欽，而且還遠達四川巴塘、理塘一帶。在其控制區內，木氏土司一方面派兵駐守，另一方面鼓勵農耕，收耕田稅，如是荒地則加稅，並分批遷入納西族、白族民眾，使農耕文化明顯北移，原來的游牧之地與荒山荒坡田疇遍野，五穀豐登。納西族與白族的北遷，不僅將農耕文化向北推到藏之外，其他的衣食住行、語言、節日、歌舞，甚至其宗教也隨之傳播到迪慶，使迪慶成為多元宗教並存區域。這在《消失的地平線中》就有很生動的描述。
當然，造成滇川藏邊三角地帶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更主要的是基於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之間長期的互通有無的經濟交換。雲南藏區，以及與之相鄰的四川、西藏藏區高山草原遍布，牧場遼闊，歷史上盛產耗牛、狻馬、胡羊、皮張等畜產品和麝香、冬蟲夏草、貝母等名貴藥材，而雲南、四川除發展了發達的農業耕作技術，生產糧食和農產品外，還盛產藏地不可缺少的茶葉。至遲在唐代雲南就已經有種植茶葉，翻掉《雲南志》卷七載：「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是在今天雲南的普在景東、景谷及其以南地區。在雲南臨滄、普洱、版納等地發現的野生茶樹王，也說明雲南產茶歷史悠久。這為歷史上長期的漢（包括納西族、白族有回族等、藏等民族之間互通有無，進行以茶葉北上，與藏區山地進行產品交換的商品交流，進而推及為全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成為滇川藏邊交界區文化發展和交流的突出特點，木碗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據史料記載，藏族飲茶習俗，是唐代文成公主進藏時帶進去的氣如果記載沒有錯，那麼，茶馬古道也至遲在唐代就開始了，使用木碗喝茶的歷史也開始了。也是雲南藏區為西藏藏區與四川藏區邊緣地帶製造、使用木碗的歷史。因茶具有提神醒腦、清心降火之功效，歷來是佛道界的最佳飲品，佛教徒中曾流傳著這樣一個神話：禪宗初祖達摩面壁修鍊年，有一次竟在沉思中睡著了，醒後後惱怒之至，便割下自己的眼瞼扔在地上。眼險落地後便生出根系，長成一棵茶樹。便達摩取其葉浸泡在熱水中，飲後睡意頓消，堅持面壁十年修成了正果，最終創立了禪宗。唐代《維西聞見錄》也說：
茶……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以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以此相傳仿效，遂成風俗。
上述可見，茶與佛教修鍊關係甚大。另外，用現代科技手段化驗分析，茶葉含有多種無機礦物和多種酷類、生物鹼、糖類、蛋白質、氨基酸、維生素、酶等營養成分，茶便成為以肉食、乳食為主，並缺少菜蔬的牧區少數民族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必須品，用飲茶可以去油膩、凈葷腥、助消化，並補充身體所需養分。以茶葉與酥油結合製成的酥油茶，不僅是油脂與維生素的結合，也是漢地（包括雲南少數民族）與藏地飲食文化的交融，由此才能夠使高寒藏區的藏民飲食中營養的平衡。因此，「茶馬互市」為主的茶馬古道甚至可以說是藏區藏民的生命線。藏區對茶葉的需要，就成為漢藏等民族商品交換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驅動力。
總結
與眾多民族民間工藝文化一樣，傳襲已久的迪慶藏族木碗文化在當下也面臨著諸多發展困境。如個體木碗生產者市場博弈能力與資本的不足，政府保護生態與發展木碗業之間的悖論的困擾，地方經濟貧困對於木碗擴大再生產的影響，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衡對於木碗再生產的影響，等等。總而言之，迪慶木碗業在貌似欣欣向榮的背後，實際上潛伏著諸多危機。但是，需要明白的是，正如迪慶木碗業並非進入到完全的「非場所」，而僅僅是介乎於與「場所與非場所」之間的「亞非場所」一樣，應該是中國所有地域性、民族性的手工藝發展中的一個共同的點境，從中出現的木碗藝人傳承斷層是極為致命的。這不僅僅需要諸如上文中所看到了唯一的州文產辦的身影之外，可能需要更多的政府力量介入與民族精英在此領域的文化自覺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