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永遠不會害怕「說錯話」，更不怕失手
受全球疫情的影響，戛納電影節被迫停辦，而斯派克·李出任戛納評審團主席的事也因此順延到了2021年；但這並沒有影響斯派克·李持續活躍在公眾視野之中。
斯派克·李
無論是記錄疫情下的紐約的短片，還是關於美國「弗洛伊德」事件的發聲，現年63歲的斯派克·李都展現出了一種「年輕人」的難得的熱情， 我們又或許可以說，斯派克·李正是那類永遠不會害怕「說錯話」的導演。
斯派克·李拍於疫情期間的短片《紐約紐約》
而斯派克·李對於廣大影迷來說並不陌生，無論是2018年摘得大獎但又飽受爭議的《黑色黨徒》，還是年僅32歲時所帶來的天才之作《為所應為》，都給影迷留下了有趣的銀幕記憶。
2018《黑色黨徒》
1989《為所應為》
可以說，斯派克·李從當年的「叛逆小子「慢慢步入到當下的好萊塢主流，依靠的正是其激進、大膽的創作態度和對黑人群體細緻入微的描摹。而在如今因疫情而千瘡百孔的電影創作環境下，他卻依然為觀眾帶來了他的新作《誓血五人組》，或多或少也給全球電影業帶來了鼓舞。
2020《誓血五人組》
但無論如何，電影本身才是最首要的，《誓血五人組》和斯派克·李自己創作生涯中那些佳作相比還是有著不小的差距。雖然本片依舊刻畫了深刻的黑人角色群像，並以媒介自反的形式回溯越戰，但是卻沒能將二者有機結合反饋到表達之上，並且還在「反類型」敘事上栽了跟頭。
影片《誓血五人組》的故事主要發生在越南，四個黑人越戰老兵時隔四十五年後再度重返越南，本來愉快的尋金之旅卻遭遇到意外的阻礙。
從故事上來看，《誓血五人組》依舊是斯派克李近些年最拿手的那一套：「觀察一組特定群體的生活，並讓他們在一個傳統的類型片故事中通過戲謔與雜耍來達成一定的反諷。」而往往其對於人物群像的構建也正是在這些日常或是戲謔中來達成。
影片《誓血五人組》開場的前幾段，斯派克·李延續了其一貫以生動黑人社會生活場景為序的傳統，如同《黑色黨徒》那樣，一上來就為黑人群體賦予了直觀的共性，緊隨其後又安排四個主角坐在一起閑聊，四個主要人物也正是由這場戲開始被逐一賦予個性。
在對話的最開始，斯派克·李就讓人物在生活層面上迅速拋出話題：「關於麥爾文18歲的兒子。」然而，就在幾句簡單的交談間，開篇所展現的「親密無間」的四人關係便已透露分歧。
鮑爾看著照片，卻反過來問麥爾文有沒有備槍，這裡無疑巧妙鋪墊了鮑爾的激進主義傾向。其後殘疾越南小孩的出現和關於特朗普政策的閑聊，在明確了鮑爾激進主義傾向的同時，更是將另一位主要人物艾迪劃分到了鮑爾的對立面，埋下了人物之間分歧的種子。
但緊隨其後，影片卻忽然轉變畫面寬高比，並且變為了膠片拍攝的畫面。與此同時，更是響起了《現代啟示錄》中的經典配樂《女武神的騎行》。主線故事短暫停滯，插入的是五人組當年在越南的戰鬥回憶。
事實上，這種看起來相當突兀的做法，也正是斯派克·李刻意設計的「戲謔」時刻。中途掐斷類型片敘事，拿出獨立時間來呈現與主要人物群體息息相關的「歷史影像」（此處可以理解為是斯派克·李自行復刻的歷史影像），以媒介上的跳脫來加深觀眾對於人物群像的認知。
而《誓血五人組》的這一段由於其內容明確的指向性，無疑呼應了影片開頭的歷史影像，從而直截了當地引出越戰議題。而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段影像也依然屬於主要人物黑人群體的生活片段，展現的還是主要人物群體關於越戰記憶的共性。
顯然，一組完整的人物群像除了共性，還需要有差異。而斯派克·李在《誓血五人組》中的四人群體內部逐漸樹立起身份對位的「工具」顯然正是鮑爾這一人物。在影片的中後段，斯派克李儼然將鮑爾作為了主角來對待，甚至可以說鮑爾成為了影片中的「公民凱恩」。
在尋金之旅中，鮑爾激進的態度、古怪的言行使其與外界（這裡的外界指黑人群體之外的其他群體）不斷產生碰撞，並反過頭來為主人公群體製造麻煩。而主要人物群體之間的矛盾也正從另外幾人對「瘋狂」的鮑爾的態度來展開。
麥爾文和歐迪斯顯然保持中立態度。面對鮑爾，他們一方面表示反對甚至發生衝突；而另一方面卻依舊重視著戰友、同胞的感情，對鮑爾投來關懷。
而艾迪則是站在了鮑爾的對立面，正如影片開始不久的酒吧閑聊戲鋪墊的那樣，艾迪顯然保持了他溫和的作風。但有趣的是，它卻並不意味著艾迪與鮑爾之間會頻繁衝突。相反，艾迪恰恰是與鮑爾衝突最少的人，絕大多數時候他都沒有直接參与到另外三人的紛爭之中去。
更巧妙的是，斯派克·李讓這個人物帶著一台膠片攝影機，並且在故事的進行中時不時地短暫插入艾迪攝影機的視角。媒介上的顯著差異，寓意著這個人物被隔絕在了群體之外，並用自己獨特的視角不斷審視著這一群體關係。
可以說，艾迪其實是站在鮑爾對立面、又遠離麥爾文和歐迪斯的旁觀者，並且由於其媒介的獨特性，這一人物站在「復古」視角審視越南面貌，亦承擔起向觀眾回溯戰爭的職責。由此在主要人物之間便構建起了具有同一性但又立體分層的關係框架。
框架建立之後，想要為人物群像添加內核顯然需要更多導演表達層面上的東西。而在《誓血五人組》中，始終「不在場」的彪漢諾曼，則正是影片中這組黑人群像的靈魂所在。
在影像層面，斯派克·李多次利用明顯的打光、道具甚至是富有宗教意味的出場，來將諾曼的人物形象神化；同時在敘事層面，諾曼這一角色也被設置為事件的重要動機之一；最後，回歸人物關係本身，諾曼也在主要人物的這組「多層」關係中起到某種維繫作用。
而經由回憶片段和歷史影像的交織，諾曼也由此成為了本片中完美黑人精神的化身。他被斯派克·李定義為是馬爾科姆和馬丁·路德金的集合體，在暴力和「愛與和平」之間維持著一種恰到好處的平衡。
他也正是以諾曼所象徵的這種完美精神為參照，才在主要人物的群像內部劃分出多個派別出來。或許，斯派克·李正是想在等片中通過對完美精神的辯證思考，來探求能付諸於實際的黑人平權最優解。
但諾曼這一角色的設置最重要的還是對比到艾迪和鮑爾這兩個極端上。這是兩個富有寓言性「戲謔」橋段，艾迪作為回溯戰爭的「和平媒介」卻暴斃于越戰遺毒。
媒介的死亡，無疑代表著站在「完全和平」角度來反思戰爭的失敗。而鮑爾在一段伊甸園式的經歷之後，終於被揭曉了其癲狂的「玫瑰花蕾」，他如今的激進、古怪到頭來卻是因為自己在戰爭中的溫和、感性所致。
這其中的反差無疑正是一種對越戰的極大諷刺，而諾曼在片中對於越戰和黑人平權關係的長遠思考，顯然才是斯派克李在面對這一議題時所要推崇的態度。鮑爾兒子這一角色與諾曼在前後「五人組」中的對位似乎也正印證了這一點。作為黑人的年輕未來，斯派克·李似乎在期許他們能擁有諾曼那樣的精神。
影片《誓血五人組》雖然刻畫了層次鮮明的黑人群像來講述平權問題，又用大量利用媒介回溯越戰檢討戰爭，但這二者最終卻呈現為各自獨立，並沒能結合起來讓表達更上一個台階。
正如上文所提，斯派克·李要將兩個議題結合到一塊的關鍵是鮑爾這一人物，但他選擇將鮑爾的「玫瑰花蕾」留到影片的最後才揭曉，其實是有些不妥的。結合前面鮑爾「閃靈」式的不斷癲狂和不斷的意外，影片整體看下來顯得戲劇性過於強烈。
前兩個小時內的影片信息，都將鮑爾古怪行為的來源指向了其對金子的極度渴望，但到了最後半個小時，又忽然揭曉一個並沒有絲毫鋪墊的反轉，將鮑爾這個人物在全片的行事動機強行扭轉了過來，對於觀眾來說這實際上顯得過於牽強。
更重要的則是影響到了鮑爾這一人物的清晰定位。如此天差地變的反轉下，觀眾其實很難再把鮑爾的悲劇和黑人平權、戰爭創傷這兩方面牽扯上太多的關係。如此強烈的情感衝擊下，似乎更像是出於鮑爾對於誤殺朋友的內疚自責，而這想必應該也不是一貫熱衷於追求對現實層面問題發出聲討的斯派克·李最終所想要表達的。
同時，在鮑爾、艾迪兩個對位人物的塑造過程中，斯派克·李的考慮也有失嚴謹。艾迪這個旁觀者與其他幾個主要人物之間的距離過遠，甚至在中間關鍵性的酒吧戲中幾乎完全缺席，這造成了艾迪這一人物與主線敘事之間產生明顯脫節，由此完全淪為了一種媒介視角。
而艾迪在袒露破產事實之後沒過多久就草草死亡，讓這一轉折變得缺乏意義的同時，也完完全全浪費了艾迪這一個本可以站在鮑爾對立面做出深度的人物。而鮑爾這一人物的種種古怪也顯得有些過頭了。無論是面對白人、墨西哥移民、黃種人甚至是自己的黑人同胞，他都或多或少的表露出惡意，但卻又並未在他的身上看出他對黑人群體本身有多少的感情。
某種意義上來說，鮑爾更像是被塑造為了一個反社會典型，用來嫁接對特朗普和「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諷刺。過度的「戲謔性」，顯然是削弱了這一人物和黑人平權議題之間的聯繫緊密程度。
另一個問題，則是斯派克·李對於媒介的過度依賴和過火的」反類型」的策略。作為本身嵌套了經典淘金故事的《誓血五人組》，斯派克·李選擇在主線敘事的進行過程中，時不時會穿插一些歷史影像或是五人組的越戰回憶。
在影片前中半段，這一設計也確實達到了敘事上「反類型」並且強化主題促進劇情推進的作用；可到了影片中後半段，主線敘事發生重大轉折來到情節高潮的時候，敘事過程中依舊是不間斷地切換到歷史影像以及回憶部分。
但由於在前半部分已經出現了大段的回憶和歷史影像，導致至此再出現的這些歷史影像和回憶在內容上和之前所出現的產生雷同。這非但沒有和主線結合起來增加表達的深度，反而間接性打斷了主線高潮部分的敘事節奏，讓主線整體看來異常凌亂拖沓，兩個半小時片長與實際內容厚度有些不成正比。
至於《誓血五人組》「反類型」敘事上的失敗，其實可以對比前作《黑色黨徒》看出端倪。《誓血五人組》和《黑色黨徒》同樣，在類型片框架的主敘事下，摻雜日常和歷史影像來弱化情節性並服務於導演個人觀點表達。
但不同的是，《黑色黨徒》中每一場看似和主線敘事脫節的日常、對話，實際上都和主線敘事的前後或是人物關係有所關聯，而對於歷史影像的使用也是如此。
影片《黑色黨徒》中，給觀眾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段3k黨集體觀看《一個國家的誕生》的平行蒙太奇，在完成導演個人的政治諷刺之餘，與主線敘事也依然相勾連著；甚至，在兩個時空的攝影技法上也彼此關聯。
影片《黑色黨徒》中，3K黨集體觀看《一個國家的誕生》
由此，《黑色黨徒》中的影像運用和添加日常情節在幫助影片脫離死板類型片敘事框架的基礎之上，又不至於讓主線陷入斷裂。並且，在這些「額外的」影像、日常和主線敘事之間也圍繞著同一個社會議題搭建起了互通的橋樑。
2018《黑色黨徒》
斯派克·李在《誓血五人組》中踐行了類似的想法，但卻並沒有達到《黑色黨徒》的和諧。大段大段的「私貨」對話和重複率較高的歷史影像資料，再加之剪輯上場景與場景之間的切換過於跳脫，使得整部影片敘事鬆散又冗長。
反過來，本是為戲謔、反諷而設計的「額外內容」，也正因為過於無聊的主線而變得充滿說教意味。足足兩個半小時片長，但最終導演個人表達的提煉，卻絕大部分來自於後半段的三次短暫的打破「第四堵牆」，而其費勁心思所設計的「反類型」卻反倒有了無用功的意味。
可以說，《黑色黨徒》在國際上的成功，無疑給了斯派克·李不少繼續發揚其類型敘事 反諷議政並行風格的信心。結合當下美國正在發生的劇變，斯派克·李也或許是想通過這部《誓血五人組》來評析時政、聲援同胞。但過於旺盛的表達慾望到頭來反而卻令成片的質量有所下降。
在《誓血五人組》之後，斯派克·李或許需要在先鋒創作意識和觀眾的觀影體驗之間尋找一個更好的平衡點。而《誓血五人組》雖然不是那麼的成功，但斯派克·李對於時代的聲援顯然已經傳達到位。
結尾處北越女播音員打破「第四堵牆」脫口而出的那句「祝你好運」，或許也正是斯派克·李要獻給如今依然堅持在美國的大街小巷上，為黑人權益而搖旗吶喊的廣大同胞的祝福。
作者| 黃摸魚；公號| 看電影看到死
編輯| 騎屋頂少年；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