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書被一禁再禁，61歲仍在奮力為女性發聲
電影《最愛》劇照，改編自閻連科小說《丁庄夢》
閻連科，被視作莫言之後離諾獎最近的中國作家，
2014年獲卡夫卡文學獎，
有人說他的作品是中國當代文學「最後的脊梁骨」。
他的小說充滿爭論，不斷被禁，
許多情節虐心甚至反倫理：
一村之長帶領全村女子賣淫，
急於求子的高管夫人勾引勤務兵，
侏儒姐妹被一群「圓全人」輪姦……
今年，61歲的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她們》，
記錄身邊四代女性尤其是鄉村女性的命運：
「寫她們哭，寫她們笑，
寫她們的沉默和瘋狂，
寫她們的隱忍和醒悟」。
書中，閻連科把尖銳的筆鋒對準了自己：
年少時下決心從二姐手裡奪走上高中的機會，
在部隊期間為了提干，
和文化水平低的相親對象分手，
「惡從我的內心升將起來了」，
給對方造成一生的傷害。
《最愛》中章子怡飾演身患艾滋病的鄉村女性商琴琴
一個出身鄉村、年過六十的男作家，
為什麼會突然開始採用女性視角來認識世界？
他有了哪些新的發現和反思？
一條專訪了閻連科，
談論了一個61歲的男作家在女性主義里的新發現和新感受。
自述???閻連科? ?編輯???閆坤沐
作家閻連科
今年61歲的作家閻連科至今仍然保持著非常規律的寫作習慣，每天上午起來，先花兩個多小時用紙筆手寫2000字文稿，下午讀書或者和朋友見面談事，晚上十點左右就上床休息。
出身河南農村的他，現在定居北京，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教授。他一邊教書一邊寫作，《她們》從去年七八月開始動筆，花了三四個月的時間一氣呵成。這本書目前豆瓣評分8.5，作家張悅然評價，寫出了「對女性的愛與尊敬，困惑與驚奇，謙卑與愧疚」。
閻連科與人大的同事、學生，其中前排右二為梁鴻，右一張悅然，學生中有蔣方舟、雙雪濤等已經成名的作家 圖源：人大官網
和他往常小說中辛辣、沉重、充滿鬱結和爆炸感的文風不同，《她們》的筆觸很溫情，寫了身邊四代、三十多個不同的女性，從他的母親、姑姑們，到他的姐姐們，再到他的小孫女。除了身邊的人之外，他還採訪了河南當地法制頻道的記者，增補了更廣泛的女性故事。
閻連科部分小說作品
很多評論家把閻連科視作莫言之後距離諾獎最近的中國作家。2014年，他獲得卡夫卡文學獎。這個獎有著諾貝爾風向標的稱號，而他是迄今為止唯一獲過這個獎的中國人。
他的小說總是會編織一些誇張到荒誕的設定。《受活》里出現了一個「受活村」，村子位於一個三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帶，村裡所有人都是殘疾，連貓和狗都缺胳膊少腿。《日光流年》里的「三姓村」更甚，所有人世世代代被一種叫做「喉堵症」的病折磨，沒有人能夠活過四十歲。
他的寫作速度很快，下筆剖析這些最底層人的生活處境時，可謂「穩、准、狠」，冷靜而不留情面。比如《日光流年》里他寫妓女藍四十之死：
她身上的寒氣如風口一樣吹著他。再低頭望她的兩腿間，把頭湊到幾寸近，他聽見了她腿間的黑臭和赤紅的中藥氣息經渭分明地汩汩響。他看見她腿間碎爛的血肉中，有星星點點動著的白粒兒和六弟媳婦在六弟身上用草棒撥的米粒一模樣。他聞到那怪異的臭味就是來自於那些白粒兒……長滿的白粒如同一盤開盛又揉碎的白色的花，他盯著那一盆白花朵，終於便明了──
她這次賣肉的營生，得了不可治的婦女病。
她是每天都用半盆中藥水在洗她的下身哩。
一條和閻連科聯絡是通過出版社的編輯，對於聊天的內容，他沒有任何干預，只是詢問是否要拍照，聽說不用，他鬆一口氣：那就可以隨意地聊。
見面約在人民大學附近的一個咖啡廳，他自己開車來，比約定時間早到了十分鐘，一坐下就聊起疫情期間的日常，原來他已經又寫完一部小說：「我今年不出版了，否則會顯得我寫得太糙太快了」，他笑言。
《我與父輩》出版後多次再版，豆瓣評分都在8分以上
十年前，閻連科寫過一本長篇散文《我與父輩》，記錄了他家族裡的父輩和他自己的故事。那本書極其受歡迎，以至於做出版的朋友提議如法炮製，再趁勢出一本寫家族中女性的書。
他沒有馬上動筆，但是一直惦記著這個題目。去年，在香港科技大學講學期間，他經常和劉劍梅教授一起散步。她是個典型的女性主義者，聊文學時，總離不開性別話題。這給了閻連科啟發——為什麼不用女性視角去寫家裡的女性呢？
他已經60歲了，開始潛心閱讀波伏娃、福克的相關著作：「這對歐美人來說是常識，但對我就是一個空白、是完全的新知。」
法國作家、女權運動發起人波伏娃
在《她們》這本書里，閻連科寫了許多對女性命運犀利的洞察：
「在我們的世情環境里，男人的善良常常是無能，而女性的善良又最常招來惡或悲劇。」
「『嫁出去的人，潑出去的水』，這是中國最殘酷、絕情，對女性猶如柔刀鈍殺的文化和秩序。」
整個談話過程中，讓一條編輯印象最深刻的是閻連科的自省。他特彆強調《她們》不是一本女性主義作品，他說自己周身都是「直男」氣，談論女性有些賊喊捉賊之嫌了。
他犀利地指出中國男作家寫女性，總是逃不開英雄、賢妻良母和賤女人這三種單薄的設定，然後又補充：最典型的就是我自己。
閻連科與作家祝羽捷通信談《她們》 圖源：祝羽捷微博
以下是他的自述：
跨越三十年的償還
十年前，我出版了那本散文《我與父輩》，它寫我的父親、伯伯、叔叔再到我自己，最後不可避免地談到死亡。那本書賣得很好，快要賣到十萬冊的時候，和出版的朋友見面，他就說你能不能趁熱，把你們家族中的女性再寫一本書。在他說這個話之前，我甚至沒有意識到《我與父輩》是著眼於我家族男性的一本書。
《我與父輩》的寫作對我來說是相對容易的，因為父輩的人生很熟悉，自己的經歷更熟悉，斷斷續續半年寫下來，是一種人生日曆的自然流淌，沒有想到讀者會那麼喜歡，賣得那麼好。
如果再按照一樣的寫法去寫家族裡的女性，一定是和那本書一個味道，這是我不願意的，我說沒有必要，但是這件事情我一直沒有忘記過。
學者劉劍梅 圖源：劉劍梅微博
然而這一擱，就擱置了整十年。去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學教書，每天都會和劉劍梅教授去散步。她是個明確的女性主義者，我們聊天時她每天都在念叨女性、女性、女性。
忽然有一天我在想，誒，我完全可以從女性這個角度去認識我家族、家鄉的女人。也就從那時開始，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慢慢寫完了我新的長篇小說《心經》，接著就寫了《她們》這本書。
女性主義者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與她的傳記中文版
我找了能找到的女性主義的著作來認真地讀，像波伏娃的傳記和她的《第二性》，朱迪斯·巴特勒的《消解性別》和《性別麻煩》，以及安托瓦內特·福克的《兩性》等，這些書或理論概念在歐美是人人皆知的常識，但是對於我來說就完全是新知、是空白。
寫《我與父輩》的時候，你有的只是情感上的痛苦，會寫著寫著眼淚橫流要去洗把臉，然後平靜下來接著寫。而這次寫《她們》，我不希望有這種情況，我希望理性和輕鬆，在寫作結構上我也希望一定要講究，每一章中間都插入了「聊言」，相當於我的議論，我希望寫作不僅是冷靜地表達對女性的尊重，而且就文本也有一種形式的莊重感，決然不能自然流。
閻連科家中的女性長輩
《她們》中出現的女性共計30多個，面對她們，寫什麼和不寫什麼，是經過認真考慮的。比如我寫到我的嫂子，她會說話、能辦事，又是家族雜務的主心骨。她用過人的智慧，四兩撥千斤地解決了我們家和三叔家的建房糾紛。
在我看來，她是維繫我們家族血緣和情感的重要角色，但大侄女提及她的媽媽時，卻對我說：「我媽媽哪兒都好，就是話太多，一天到晚吵得整個縣城的大街小巷都裝不下她的聲音和道理。」
我還寫了我表姐，她因為嗜睡被丈夫離婚，後來遠嫁到大山裡，第二任丈夫是比她大許多的一個人。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我們家族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到底嫁到哪兒去了，十幾年沒有和她來往過。
這讓我反思，男權社會通過婚嫁左右家族記憶的交換和斷續，「嫁出去的人，潑出去的水」，女性總是被很快遺忘和抹去。我表姐就是這樣殘酷地被我們忘記，這是最絕情、對女性猶如柔刀鈍殺的文化和秩序。這些都被我寫進了書里的「聊言」中。
不過我必須強調，《她們》不是一本女性主義的書，它只是一本散文。只不過我把它當做一次男性對女性的償還來寫作。
一個男人去討論女性問題，多少有如盜賊參與討論一個社區的安全法。作為一個男性作家，一個「直男癌」寫作者，我對性別問題的理解還很粗淺，只是看到了一些皮毛，只是希望通過寫作來試圖推開一扇被人們普遍遺忘的窗。
電視劇《父母愛情》中一生都在付出的鄉村女性江德華
一個男作家的自省
很久以前，我的一個戰友在飯桌上給我講過一個故事。他的母親六十多歲，第一次來北京，在飯店吃完飯後，用輕鬆的語調感慨說：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吃完飯不用洗碗。
聽到這個故事的當時，我只是體會到農村人的辛酸，很多年以後才意識到，這不僅是辛酸，更是女性命運最具體的寫照。她的遭遇不光因為她是農村人、家裡窮，更因為她是女人。
我還有一個日本的女性朋友，是我的譯者，翻譯《日熄》的中途，有次她和我說電腦壞了，翻譯的作品全都不在了。我回她話說別著急，慢慢來。結果過了半年她又說電腦壞了，我說怎麼會修不好？為什麼不換個電腦呢？但後來才知道，種種原因，他們家日子在東京是不錯的，但就她來說——就一個家庭女性來說，她沒有錢可以輕易來換電腦。這就是東方女性——無論鄉村女性還是大都市女性，最典型的因為是女人而有些「必然」的命運。
《大江大河》中懷孕後仍在操勞的宋運萍
有許多故事，受限於篇幅，沒有被我寫進書里。比如1979年打仗時，我的大姑跪在菩薩像前替我燒香，每天跪幾個小時，祈禱我不要被派往前線去打仗，足足跪了兩個月。
我大姐愛讀書，她床頭的革命小說，給了我最初的文學啟蒙。她剪掉黑亮、粗壯的長辮子，賣掉的錢讓全家人第一次喝上了汽水。
電視劇《大江大河》中，把上學的機會讓給弟弟的姐姐
二姐是個實幹家。初中畢業後，父親宣布，她和我只能有一個人去上高中，另外一個要留在家裡種地掙工分。二姐的學習成績高於我，但她還是把這個機會給了我。為什麼？因為如她說的那樣：「姐是女的，本該在家種地的。」
書里的第一章寫的是我相親的故事。提干之前，我相過一個姑娘，她善良勤勞，第一次到我家與我見面時，就自然而然地主動去幹活。她去灶房幫母親洗菜燒飯，隨手拿起掃帚掃地，完全如我的家人一樣。
德華表達喜歡的方式是到對方家幹活，卻被嫌棄沒文化
那次我離家返回軍營後，我因為熱愛文學被安排到某編輯部里去幫助工作，她給我寫的信寄到編輯部後，大家以為是來稿，也就順手拆開了。那封信里她不會寫的字都是用拼音——因為把她小學沒畢業的事實暴露在編輯部人的面前，導致我主動寫信和她退了婚。
她在回信里寫：「我不怪你，只怪我沒有好好讀過書，只怪我命不好，只怪我們都是農民誰都想過上好日子。」而那封回信里，幾乎沒有錯字和白字，也沒有一個拼音——是她特地找人給我寫的。
幾年後我結婚生子，帶著妻子和兒子回家過年，在大街迎面和她遇上。她左邊有個三四歲的姑娘，右邊有個兩三歲的姑娘，肚子里還懷著孕。她慢慢地拖著腳步往前走，背負著我留給她的黑暗人生和命運，像馱著世界上所有鄉村女性的苦難朝我走過來。而我窘迫不堪，只好拉著兒子慌忙拐進廁所。
這些女性的人生片段，經常在我頭腦中出現。讀書、看電影、看電視，或者做別的什麼，這些畫面會不期而至，常常使我深感內疚。這個內疚，它不是三年五年的問題，是十年、幾十年的事情。
經歷這些的當下，我並沒有這麼深的感觸。當時也沒有從家鄉走出來，現在走遠了，年齡也大了，經歷也多了，當然看書也多了一點，你再去認識這件事情也就完全和當初不一樣了。
電影《最愛》劇照
英雄、賢妻良母和婊子
說起來，我對女性認知、反省——如果可以說反省的話，應該是從國外的讀者對我作品的反饋開始的。
應該是2007年，我的小說《受活》在法國出版，裡面有一個女性形象是茅枝婆，她是一個紅軍女戰士，女英雄，被強姦後未婚先孕，最後獨自帶大了自己的孩子。我去法國宣傳時，記者不斷問我這個人物為什麼會這樣。
這不是一次個案。之後每本書出來到歐美宣傳的時，只要談到人物記者就會問，你的書為什麼要這樣寫女性角色，這樣處理好不好？這樣的問題在國內從來沒有人問，但到國外就不斷被提問到。
最開始你會非常清楚地說，我的小說雖然是一種虛構，但它來自於生活經驗。生活就是這個樣子，所以我的人物寫出來也只能是這樣。這樣回答，記者、讀者也無話可講，因為我們的生活和歐洲的生活是不一樣的，他們也沒辦法指出你的寫作邏輯有哪裡不對。
但是被問得多了，你的腦子會開始有不一樣的思考，你會慢慢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男作家，其實有巨大的局限性。你會意識到這是不對的，應該老實承認自己對女性認識的狹隘和偏頗，沒有塑造好豐富的女性，除了自己的筆力外，還是觀念、男權或說是直男。
電視劇《家》劇照，黃奕飾演的瑞珏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巴金借她的悲劇命運控訴禮教對女性的束縛
前段時間和出版社的老闆沈浩波吃飯，他自己坐那兒巴拉巴拉說了一大堆女性主義，我就問他你是怎麼醒過來的，你現在怎麼這麼懂？
他說他有一個俄羅斯的女性朋友，也是他詩歌的翻譯。有一天，她和她的男朋友在賓館，一個在寫作，一個在翻譯，到了半夜時候，那男的就說突然特別餓，女的說你別動，我去給你燒飯吃，說完就起身到廚房去了。
可是就那麼一個瞬間，那個女的說，誒，他餓了，為什麼我這麼主動要給他做飯？他又沒提出讓我做，我也正在忙。她在這一瞬間開始思考男性女性的問題了。她意識到之後就讀了很多書，再去和身邊人講，這就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鏈條。
對於我個人來說，你的改變就是至少回家不會再有一點不開心就吊著臉，要對老婆態度好，不要覺得讓她做家務都是應該的。
美劇《致命女人》中任由丈夫差遣的主婦
後來我又觀察，中國的男性作家去寫女性，尤其是我，基本上就寫三個人物，一個是女英雄，一個就是賢妻良母，第三個就是特別賤的女人。
而且女性角色在男作家筆下永遠是配角，是輔助的、被動的角色。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國內的男性寫作現狀還是這樣，這不光是一個寫作能力的問題，可能更多是在觀念上對女性的理解是非常狹隘的。
課堂上的閻連科 圖源：蔣方舟微博
寫作其實會赤裸裸地暴露寫作者對女性的態度。比如說小說《2666》的第一卷，裡邊寫到了三個男性批評家和女批評家彼此那種糾葛和曖昧，這樣說可能有點俗，但是為了好理解，也就這樣解釋吧——這個女批評家，最後沒有選擇他們三個人中的任何一個，而是選擇了另外一個才華、長相都不如他們的人。但是這個選擇，三個男的都默認並尊重，沒有一個會說媽的，我的情人怎麼去了他那兒？僅就這一點，不得不承認，波拉尼奧比我們寫得好。因為他尊重女性，更理解女性。
讀到這個情節，你就意識到我們寫不出這種尊重女性選擇的小說，我們在寫作的時候，多半會讓主人公去評判女性，甚至去罵你這個婊子。
有了這層思考後，兩年前寫《心經》的時候，在人物塑造上就有比較多的自覺意識，想要寫一個和我之前小說中的女性人物不一樣的女性。《心經》中寫了一個小尼姑，她一開始有很篤定的信仰，後來受到誘惑背叛信仰，但是反而由此理解了人性和宗教，她就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人，是一個尊重自己內心的人。
對於我這樣一個年齡，我經常說，覺醒從文學開始，那就重回到文學。在這個年齡每醒悟一點點，都會使文學發生一點點變化，這是我最終在意的事情。
這本《她們》，裡面所有的主人公，其實都不在意這本書把她們寫成了什麼樣子。我經常說，你不要回到這片土地上去談文學，也不要試圖改變留在那片土地上的任何人。但讀者如果看完這本書，能對自己身邊的女性，多了一丁點理解和尊重，那就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了，就是這本書的最大收穫了。
題圖攝影：ZW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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