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養活中國
1999年，周星馳執導的《喜劇之王》上映。
尹天仇對著柳飄飄的一句，「我養你啊」，成為無數人心中的經典畫面。
不知道美國人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明不明白這句台詞後的深意。不過那時候，他們也在操心類似的問題——誰來養中國。
1994年，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發表了一篇叫做《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
這篇文章中提到，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中國人民的飲食會迅速多樣化。中國人民會從嚴重依賴澱粉類主食的飲食結構，轉為更多地食用副食品。
1990年，中國每年人均雞蛋消費量為100隻。我們國家的目標，是在2000年，把這一數字提高到200隻。
想要蛋多，就得多養雞。一年新增的飼料，比澳大利亞的糧食產量都多。
同時，飲食結構的優化，意味著對於水產品的需求也在持續上升。如果全部靠捕撈，那中國人一年消費的水產品總量，和上一年（1993年）全世界一年的捕撈量差不多。
如果全部靠人工養殖，那每年需要的飼料，比印度的糧食產量都高。
而且，吃都吃了，總要喝點吧。
如果中國成年人每年多喝兩瓶啤酒，那就相當於「喝掉一個挪威」。
就算不喝酒，不吃水產，只吃普通的肉——1噸禽肉，需要消耗2噸糧食。1噸豬肉，需要消耗4噸糧食。
中國人想吃好，那就意味著要吃不飽，這是一個死循環。
所以，布朗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必將出現糧食短缺，進而造成世界性的糧食危機。
當時國內不少經濟學家把這本書解讀成「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學者蓄意抹黑中國。但實際上，從數據上看，是真的「養不起」。
7%的耕地，22%的人口。這其中的差數，是真的填不平。
所以，「讓四萬萬人都有飯吃」，成為了孫中山畢生追求的夢想。
所以，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之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中斷言，「新中國解決不了5億中國人吃飯的問題」。
所以，1974年第一次世界糧食會議上，西方專家集體認定，「中國養活不了10億人」。
很顯然，如今的結果打了這些西方專家的臉。
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鳳陽小崗村那18位農民簽過的「生死狀」，比如袁隆平院士和他的「東方魔稻」。
但還有不為多數人所知的故事。這些故事雖然藏在背後，但卻足夠兇險。
糧食危機，比能源危機，以及今日的晶元危機，更為嚴重。
01
現代農業的特徵，除了機械化，還有大量使用優質種子和農業化學品。這三者，都是工業革命的產物。
機械可以高價購買回來仿造，但後兩者，則被西方世界牢牢抓在手中。
新中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和「貿易禁運」。諸如橡膠、化肥等新中國無法生產、但卻亟需的物資，都在「禁運清單」中。
當時，化肥被列為新中國的國家戰略資源，而保障化肥供應，也成為新中國的基本戰略。
為了打通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渠道，在周總理的親自領導下，1951年3月1日，中國進出口公司成立。
進出口公司依託香港，短短三個月，搶運了1.6億美元物資，搶購1.4億美元物資。其中大部分，都是農藥、種子、化肥，以及化工原料。
一直到1957年，中國才陸陸續續建立了第一批小型化肥廠。而這其中的幾年，中國只能用為數不多的外匯，高價去購買這些農業化學品。
有時沒了外匯，甚至只能去拿糧食換——1952年，中國和斯里蘭卡（舊稱錫蘭）就簽訂了《中國與錫蘭關於橡膠和大米的五年貿易協定》。
協定中規定，中國每年要以27萬噸大米，換取錫蘭5萬噸橡膠。
購買農業化學品，本是想要提高農業產量，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但為了購買這些東西，卻又要用糧食去換。
這種循環的結果，是我們的褲腰帶，越勒越緊。
1960年，新中國建成年產2000噸的小化肥廠1533個。但這些化肥廠生產出來的化肥，肥效最高的，只有17.7%。
除了進口，我們別無選擇。
1961年，中國進出口公司改名為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除了石油、塑料等化工類產品，化工進出口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進口化肥和農藥。
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都需要從西方國家購買化肥，這讓世界化肥市場的價格十分堅挺。
窮的國家買化肥，諸如蘇聯這種有些經濟實力的，就買設備。可以製造化肥的人工合成氨領域，蘇聯有72%的產能，完全依靠西方進口的設備。
這些錢，源源不斷地流入了西方的公司，他們便有了新的研發資金，等到新技術出現後，再把新機器賣給蘇聯，把新產品賣給中國。
但技術的提升，必然會導致產能激增，造成化肥價格的下跌。少賺錢，斷然是不可能的。
1966年，當時歐洲化肥行業的巨頭歐洲複合肥協會開始頻頻與日本接觸，雙方協商，共同瓜分中國市場。
雙方規定，向中國出口的氮肥價格為每噸48美元，就算有折扣，也不得低於43美元。
而當時中國的心理價位，是每噸34美元。
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1966-1975年，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共進口化肥6404萬噸，同時，進口了3.3億美元的農藥。
1978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中國農業對於化肥、農藥的需求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同時，它也打響了改革開放的第一槍。外國農業化學品企業，對於中國的影響，變得愈發巨大。
到了2015年，主導全球農化和種子市場的六大巨頭，分別是美國孟山都、瑞士先正達、美國杜邦、德國拜耳、美國陶氏化學、德國巴斯夫。
全部都是西方企業。
除卻完成了對市場的壟斷，他們還在行業內，形成了新的「霸權主義」——生物殖民。簡單地說，就是「種子稅」。
這些公司給各種各樣的種子申請專利，然後賺取專利費。
而這些種子，幾乎全部來源於發展中國家。有些是稍加改進的新品種，有些則被原封不動地剽竊，用以申請專利。
1999年，一個美國人將墨西哥農民種植數百年的黃豆起名為「愛羅娜豆」，並為其申請了專利。
自此，全世界的農民，只要種植這種「種子呈特定黃色、獨特而穩定的黃豆種子」，都要向其繳納專利費。
而中國，更是深受生物剽竊的困擾。
2002年6月，美國公布從中國引進大豆4452份。但中國官方僅同意提供了2177份。
剩餘的那些，都在打著各種旗號的「生物勘探」中，被偷偷帶回美國。
大豆胞囊線蟲病，是大豆生產中的毀滅性的病害。美國公司解決了這一問題，同時壟斷了國際市場，收取專利費。
但抗源材料，是北京小黑豆。
1904年，紐西蘭人將中國雲南的獼猴桃種子帶回了國內。在第一批獼猴桃樹結果之後，他們選取了甜度高的果實進行了重新培育，進行天然選育。
1952年，他們將這種果實起名為「奇異果」，出口到世界各國。
現在，如果想要商業種植奇異果，就要給紐西蘭的企業交專利費。
這六大巨頭，基本屬於「躺著賺錢」的狀態。
2015年，美國陶氏化學與美國杜邦合併。這筆世界化工史上最大的合併交易，直接創造了一個市值1300億美元，年營業收入900億美元的行業巨無霸。
當年，波音和美國銀行的營業收入，也就這個水平。
強強聯手，既提升了競爭力，也節約了諸多成本。一時間，歐洲的公司開始坐不住了。2016年，德國拜耳集團以660億美元收購美國孟山都。
寡頭的格局被進一步加劇。誰也沒有想到的是，一個原本不屬於這個故事的角色出現，為「六巨頭」時代，畫上一個句號。
這家公司，叫做中國化工集團。
中國化工集團2004年成立，是中國最大的基礎化學製造企業。作為一家央企，它一直想躋身於化工巨頭行列。
2011年，中國化工集團買下世界農化行業排名第七的以色列安道麥公司60%的股權。
成為第七的中國化工集團，開始了對「六巨頭」的進攻。
中國化工集團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嚇了眾人一跳。2015年5月8日，中國化工集團向成立了259年的瑞士先正達表達了收購意願。
先正達是全球最具品牌價值的農化品牌，是全球第一大農藥公司、全球第三大種子農化高科技公司。早在2009年，中國化工集團就和先正達有了接觸。
但正式的收購要約，還是第一次提。
先正達的回應也很堅決，「先正達不賣，我們對和中國的企業做生意沒興趣」。
當時美國孟山都也有收購先正達的打算。中國化工談一次，孟山都就加價，接著談一次。
在經過9個多月的拉鋸戰後，2016年2月3日，中國化工宣布，以430億美元的全現金報價，收購先正達100%的股份。
而430億美元，也成為當時中國企業最大的海外併購案。
合同雖然簽了，但麻煩，還沒結束。
歐盟委員會表示，中國化工和先正達在市場的份額總和相對較高，可能會限制農藥領域的競爭。歐盟多個國家的反壟斷機構，也都介入審查。
同時，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也介入調查。美國參議院也就這場交易舉行聽證。
在經過六次延期後，2017年6月，交割才得以完成。
交易完成後，先正達的13000件專利，107個生產供應基地、119個研發基地，就全部歸中國化工所有。
自此，世界農化行業也從「六巨頭」時代，進入「中美德」的三強格局時代。
最近，中國化工將安道麥的股份，轉入先正達旗下，成立全新的先正達集團。
與此同時，中國中化集團也宣布將自己的農業板塊剝離，注入先正達集團。
新設立的先正達集團，將與德國拜耳集團，爭奪農化行業世界第一的寶座。
而中國中化集團的前身，正是當年的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也是最初的中國進出口總公司。
同時，這也意味著，我們不必在農化品上，再花「冤枉錢」。
它們的重組，也見證了中國在農化行業的蛻變——從心酸往事，到自立根生，再到揚眉吐氣。
02
如果說種子和農業化學品隻影響農業生產的部分，那糧價，則影響著農業從生產到銷售的各個環節。
世界糧價，是由四大糧商說了算的。
美國的ADM，美國的邦吉，美國的嘉吉，法國的路易·達孚——ABCD四大糧商。
ADM，是世界第一穀物與油籽處理廠，控制著世界穀物的流通。
邦吉是世界最大的油料商，控制著巴西、阿根廷等多個產地。
嘉吉每年糧食交易量居世界首位。而路易·達孚，也是法國最大的糧食貿易商，路易·達孚跺跺腳，俄羅斯的糧價就要抖三抖。
ABCD四大糧商，壟斷了世界糧食交易量80%的份額。
它們能控制糧價，不是因為美國的大農場農業、歐洲的中小農場農業有多麼發達，而是它們最先把農業和資本結合。
前段時間的「原油寶」事件相信大家還都記得。期貨市場，最早買賣的不是石油，而是棉花、大豆等農產品。
1865年，芝加哥穀物交易所推出了「期貨合約」的標準化協議，也促成了標準化期貨市場的形成。
這些東西，他們玩了百年之久。有了經驗，也積累了財富。
憑藉這些，四大糧商在上游原料、期貨，中游生產加工、品牌和下游的市場渠道、供應，已經形成了絕對的控制權。
他們進入外國市場，擾亂當地糧食市場的方法也很簡單——低價傾銷。
歐盟每年40%的財政支出，用於補貼農業。而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也讓金融投資可以以「0利率」進入農業。
所以，四大糧商並不是農業做得有多麼好，而是從資本源頭得到的投資價格水平低。
2001年，中國對外開放大豆市場。僅僅過去3年，中國的中小型大豆加工和榨油企業基本都被美國金融市場玩死了。（關於這部分，蛋蛋姐曾經寫過一篇《抱歉，中國糧價沒有飛漲，讓很多人失望了》，有興趣的小夥伴們可以搜來看看）
在這過程中，中國大豆市場85%的實際加工能力，被四大糧商控制。
四大糧商收購的榨油企業，只用轉基因大豆榨油，萬般無奈之下，農民們只好轉種轉基因大豆。
種子呢，自然也要從四大糧商那裡購買。
而當國產大豆被轉基因大豆逐步淘汰之後，中國大豆市場的定價權，自然由四大糧商說了算。
大豆產業的「微笑曲線」在種子和產品。控制完種子之後，四大糧商開始逐步控制中國的油脂市場。
2000年，ADM公司與新加坡豐益集團投資組建了益海集團。2006年底，豐益國際收購嘉里糧油，並與益海集團組成益海嘉里集團。
這個集團在中國油脂市場的能量有多大呢？中國食用油市場70%以上的份額，由金龍魚、福臨門、魯花三大品牌佔據。
金龍魚，是益海嘉里旗下的。魯花，是金龍魚參股投資的。
只有福臨門，是中糧的。
2007年，在四大糧商的操控下，國內食用油價格迎來一波上漲。2010年，金龍魚等品牌又在國內掀起了一波漲價潮。
大豆的進口，由四大糧商說了算。下游產品的定價權，也由四大糧商說了算。
中國的大豆產業，一年下來，可能都只是為四大糧商打了個工。
我們的情況，甚至都算是好的——我們至少有一個中糧在死磕。諸如巴西、阿根廷的大豆產業，已經完全成為四大糧商攫利的羔羊。
上世紀90年代，巴西的農業信貸收緊，農民們沒錢種植，這時，四大糧商進入了巴西。
最初，四大糧商以大豆優先採購權為條件，向豆農們提供貸款。這看起來對豆農們沒什麼影響，但到了收穫的時候，問題出現了。
豆農們沒有儲藏設備。
沒有倉儲，也就意味著你的大豆賣不到產地之外，你只能賣給四大糧商。
在產地控制了貨源的四大糧商，也不放錢了。他們和豆農們達成協議，在播種時，為他們提供化肥和種子，等到收穫時，豆農用大豆來償還。
收購價，當然是由四大糧商來定。
貨變得越來越多，鐵路、公路、和港口等運輸系統為了留住這些個「財神爺」，也要相應的做出讓步。
和其他公司相比，四大糧商的運輸成本節約了50%。
同時，四大糧商在巴西收購了不少榨油企業，不斷地延伸著自己在大豆行業的控制鏈。幾年後，四大糧商已經控制了巴西75%以上的大豆生產。
甚至除了大豆的加工與流通，就連種子、化肥、農藥的定價權，也在四大糧商手裡。
在中國大豆行業又故技重施的四大糧商，已經不滿足於大豆這些副糧，他們開始把手，伸到主糧上來。
建國以來，經濟學家關於我們糧食是否要依賴進口，一直爭吵不休。但最終得出的共識是——主糧必須自主，副糧可以適當依賴進口。
而一場「糧食保衛戰」，也在悄然間打響。
03
2006年、2007年，由於極端天氣影響，世界糧食大面積歉收。國際糧價有了小幅上漲。
而在這時，四大糧商開始宣揚用糧食製造乙醇汽油，企圖人為造成饑荒。
2007年1月到2008年7月，大米的價格上漲2倍，小麥上漲1.7倍，玉米上漲2.2倍。
更有報道稱，全球將有超過1億人陷入饑荒。
消息一經傳出，埃及、柬埔寨等國限制本國大米出口；而世界第二、第三大大米出口國越南和印度，也紛紛降低了自己的出口量。
海地居民因米價問題與零售商發生衝突，騷亂持續不斷。非洲西部幾個國家也都爆發了全國範圍內的大罷工和示威活動。巴基斯坦運送小麥和麵粉時，甚至都需要出動部隊護送。
而當時的四大糧商和眾多國際資本已經蠢蠢欲動，準備在中國身上大賺一筆。
他們開始囤積糧食，準備哄抬糧價。
當時，誰都沒有在意一條極具中國特色的新聞——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開始拋儲。
起初，是半個月拋一次。每拋一次，四大糧商和外國資本就立馬吃進。
後來，是一周拋一次。四大糧商和外國資本接著吃進，繼續哄抬價格。
再後來，是一兩天拋一次。四大糧商和外國資本覺得中國的糧食儲備要見底，已經是強弩之末，開始瘋狂吃進。
但一周、半個月、一個月過去了，中國還在拋儲，四大糧商和外國資本吃不動了。
這時，有消息傳出，中國的儲備糧有1億噸，夠中國人民吃上1年的。
投機商人傻了。
至此，投機商敗退，糧價開始跌落。
而這場讓其他國家大傷元氣的「糧食危機」在中國的表現是——糧價最高時，大米上漲了28%，小麥和玉米，分別上漲了26%。
除卻面臨突發情況的專項儲備，我們還有周轉儲備。它的作用，是為了調節年度間豐歉，避免「穀賤傷農」和「谷貴傷民」。
這次疫情以來，我們沒有用過中央儲備糧，除了個別縣市，大部分地區也沒有動過地方儲備糧。
我們想的，做的，早已超脫溫飽太多。
尾聲
坦白講，我們的戰略儲備，並不能讓我們處於絕對的「糧食安全」。
至少，大豆就是一個隱患。
大豆出問題，那肉類、奶類、油類，都會出問題。屆時，還能不能「吃得好」，又會成為一個問題。
先正達集團的成功，也不能掩蓋我們在農化領域研發環節的薄弱。
我們只邁出了第一步。
因為這條路很長，它不是部分人的福祉。而是要讓每一位中國人，都能吃飽飯，穿好衣，有尊嚴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
曾經，它是個夢想，叫做「倉廩實而知禮儀」。
後來，它是個創舉，叫做「耕者有其田」。
如今，你要問我「誰來養活中國」這個問題，我想，答案大抵藏在1939年的延安。
那一年，日軍對我根據地實行大規模掃蕩，國民黨也停了給人民軍隊的糧餉，再加上連續不斷的自然災害，解放區出現了極其嚴重的困難局面。
那時，主席說了一句話，這句話隨後傳到了各個根據地，鼓舞了抗戰將士們。
如今，我們仍在踐行著它——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這句話放在現在的語境，可能顯得有點「憨憨的」，但這股子倔強和不屈，其實一直流淌在我們的血液里。
中國人的飯碗，中國人自己鑄。
誰來養活中國？
唯有中國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