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其實你說什麼是中國文化，我們自己也搞不清楚……
標題是不是有點聳人聽聞？呵呵，這話的確是李安說的，不過你讀了上下文就知道他什麼意思了（絕不是貶低中國文化哦）。這句話來自李安的自述，親身講述了他的電影觀，美學觀，以及對俠的理解和嚮往 ...
有時候我想，什麼是學英語的最高境界？如果搞了半天，就是和老外說得一樣流利，好像也沒啥特別的價值。也許，最高的境界是在打破語言壁壘的同時，也能打破文化的壁壘，真正地和地球村裡不同族群的人溝通，達到彼此深度的理解，共同的升華。這方面，不得不說，我們這代人，最讓人佩服的是李安。李安的偉大路人皆知，他能拍普世題材，但中國文化的影子又能在他的作品裡一以貫之。他說：
我的作品其實忠誠地反映我的成長跟教育過程，漸漸地你就會覺得這個世界越來越小，很難用一個國籍跟某一個單一文化因素去闡釋一個東西。
這個話題，也是小花生的朋友們深感興趣的。我們鼓勵孩子去學英語，去接觸國際教育，同時也在考慮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處在世界文化和中國傳統的衝擊及調適的的夾縫中，在雙方的拉扯下如何尋求平衡？
和你分享 ...
這期間（居家的六年），我偶爾也幫人家拍片子、幫剪接師做點事、當劇務這些都干過，但都不太靈光。
有一次到紐約東村一棟很大的空屋子去幫人守夜看器材，當時真怕遇上劫匪。還曾干過兩天的劇務打雜，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擋圍觀的人就覺得好笑，有個非洲裔的女人見我來擋就凶罵我，說你敢擋，我找人揍你！後來我只好去做苦力，什麼拿沙袋、扛東西什麼的，其它機靈的事由別人去做。
那段日子我的家有點像是「母系社會」，太太外出上班，我在家煮飯、帶孩子、練習廚藝，以及構想那些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人看的戲劇。
看電影的時候，每逢感人之處我就會掉淚，所以經常是兩眼紅腫地走齣戲院，可能這也影響到我日後拍電影的品位及要求，希望能拍出感動人心的電影。但華裔在這裡不會有位置，這於是成為了我的美國夢。
那六年，我有過仿徨和心虛。
如果我不心虛，什麼事情都知道該怎麼辦，我可能就沒有興趣。
許多人好奇我是怎麼熬過那一段心情鬱悶的日子的，當年我沒辦法跟命運抗衡，但我死皮賴臉地待在電影圈，繼續從事這一行，當時機來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推手》得獎，很多人看了後，覺得這是我的本性，給我設了一個基調、一個原型，永不得翻身。其實越成熟，也是一個純真喪失的過程。你被教訓了，怕了，做些修改，結果表面看更純真了，其實未必，這是靠技術和品味做成的。
李安第一部電影《推手》
長久以來，都是西方文化強勢輸出一切，如今反過來，中國導演拍西方電影，文化迴流有了可能，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突破。
當西方人處理東方題材的時候，一般來說並不是十分尊重，多是按著他們的想法去拍，呈現的是西方人對東方的憧憬與想像。而我去拍西方電影，抱著一種低角度謙虛學習的心情去拍，但我也盡量保有自己的思路和視角。
《理智與情感》是我頭一次拍好萊塢片。當時一看簡·奧斯汀的名字，心想這些人的腦袋是不是短路了，怎麼會找上我？劇本看到一半，我就進入狀態，其實我前面拍的幾部片子就是有關理性與感性之間的掙扎，這兩個元素正是生活底層的暗流，就像陰陽與飲食男女。
拍好萊塢片的感受是，雖然題材不是我熟悉的，但有一本經在我肚子里，它在被來回驗證的過程中，又會滋長出新的東西。這是很奇特的經驗。
《理智與情感》
對武俠世界，我充滿幻想，一心嚮往的是儒俠、美人，一個俠義的世界，一個中國人曾經寄託情感和夢想的世界。我覺得它是很布爾喬亞的。這些從小說里尚能尋獲，但在港台的武俠片里，卻極少能與真實情感以及文化產生關聯，長久以來它仍然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層次，無法提升。
可是武俠片、功夫動作片，卻成為外國老百姓和海外華人新生代——包括我的兒子，了解中國文化的最佳渠道，甚至是惟一途徑，然而他們接觸的卻是中國文化里比較粗俗劣質的部分。對此，我始終耿耿於懷，卻無能為力。
其實你說什麼是中國文化，我們自己也搞不清楚，就像你說「江湖」，你說老外不懂江湖，中國人就懂嗎？你怎麼把它翻譯出來？它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我們也是懵懵懂懂的。反而經過外國方式的顯示，我們可以搞得比較清楚一點，有時候你人在裡面，雲深不知處。
《卧虎藏龍》
武俠片里武術多半是個幌子，電影中最精彩的武術動作，經常是京劇武行出身的人編的，包括成龍、袁和平、洪金寶、元奎、程小東等人，都跟戲班子有關。
任何一種東西，做到比較好的層次，都是很儒雅的。所以做導演不一定要窮吼窮叫才叫有控制力，你講話擲地有聲，可以用很小的聲音，大家會聽。我覺得武俠片也是這樣，大俠是講究氣質的，不是張牙舞爪地跟人家斗，他講分寸。
我有一些出發點是比較中國的，比如儒釋道、倫理這些東西，根深蒂固。但我真正的興趣是西方的戲劇。所以當我拍電影的時候，就會自然地把這些東方的精神還有西方的手法融進來，這是忠誠地反映我的成長跟教育過程，漸漸地你就會覺得這個世界越來越小，很難用一個國籍跟某一個單一文化因素去闡釋一個東西。
現在回頭看我才發現，從小我就身處在文化的衝擊及調適的的夾縫中，在雙方的拉扯下試圖尋求平衡。因為培育我的兩種教育制度，正代表著台灣的兩種文化：中原文化和當地文化。而從中原文化進入當地文化的環境變遷中，讓我更加體會到，人是需要群體的。
電影給了我巨大的想像世界，中年的我可與年少的我相遇，西方的我與東方的我共融，人與人的靈魂能在同樣的知覺里交會。我真的希望古代與現在合而為一，歲月、種族、地域的差距在我們面前消失，讓心靈掙脫現實的禁錮，上穹碧落下黃泉地自由翱翔……
我拍《卧虎藏龍》竹林那段戲，印象很深。百分之九十都是吊鋼絲拍的。攝影的難度很高，周潤發、章子怡被大吊機吊到五六十尺甚至一百尺高的竹海之巔的時候，攝影機也得吊到那麼高，因為鏡頭得和演員平視，甚至得到人的上方拍攝。攝影組把機器固定在一個自製的平台上，再用吊機吊上去。鏡頭跟著演員的高度走，隨風搖擺。
《卧虎藏龍》
這段戲引起許多人的注意，美國的盧卡斯的光影魔幻工業公司也問我：「你們是怎麼拍的？」他們不知道這個不是特效。記得拍攝當時我們也曾想過，不知道好萊塢的高科技會怎麼拍？我們這個低科技，如今做高科技的搞不清楚，倒過頭來問我們，這很好玩。
在中西互動的過程中，我覺得彼此是給與取的關係。當你把自己的文化給別人的同時，也要調整自己的文化里一些不太適用的東西，然後才能交換對方的東西。當你拿的時候，同時也是在給予，它不是單向的，不僅是對抗，也是一種交流。在這糾結過程中，當然是一種文化對抗，沒有對抗，就沒有新意。
瑞典導演大師茵伯格曼與李安
我一接觸到電影，就知道我是屬於這方面的，感覺上好像不是我選擇了電影戲劇，而是電影戲劇選擇了我，現在做著它的奴隸一樣。
當然幻想的成分也有，然後在製作的過程中，會有很多東西破壞你的幻想；可是在破壞的過程裡面，你仍然會產生新的幻想，所以我覺得它是永遠沒有止境的。而且從小到大恐怕一直到老，我一直對電影充滿一種幻想，我覺得它是人類一種很可貴的精神品質。
《卧虎藏龍》
我還在不斷冒險嘗試新的東西，壓力很大。未來會是什麼局面，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努力爭取跟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
人生坐著等待，好運就不會從天而降。就算命中注定，也要自己去把它找出來。在我過去的體驗中，越努力，得到的東西就越好。當我得到的時候，會感覺一切都是註定的。可是如果不努力爭取，你得到的可能是另一樣東西，那個結果也好象是註定的。所以目前的這個局面，可以說它是命定，也可以說是人改造了它。
以往是西方影響我們，如今我們也開始影響他們，至於將來的局面會如何發展，則和我們的氣魄、創意和努力有關。
原文出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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