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Ⅰ號古船何時沉沒？隨著紀年瓷器的發掘出土〔圖1〕，已經精確定位為南宋淳熙癸卯年（公元1183年）；船載文物的生產時間、出貨時間也隨之大體確定，其歷史價值、文化價值，以及作為考古標本的文物斷代標型器價值，令學者深感震撼。
各類出土（水）文物中，有一批鑲嵌寶石黃金首飾，讓我們得以窺探南宋時期人們審美與生活情趣的同時，也得以領略跨國界的藝術碰撞與融合，顯得彌足珍貴。
鑲嵌寶石的項鏈共三件：標本T0201②：84、T0201②：85、標本T0201②：84和T0301③：29。
關於第一件鑲嵌寶石項鏈的佩戴方式，筆者與考古報告的看法有所不同。以肉眼直觀判斷，該項鏈的佩戴方式應當是三條較粗的鏈條在前，即最顯眼的位置；在請教朱岩石同學時，他啟發了筆者：因為佩戴項鏈本身就有顯示身份與財富的意味〔圖2－1〕。而真正的證據在於帶鉤，帶鉤位於項鏈的後方，而反方向即為前方 ；根據首飾方面的專業人員介紹，由於該項鏈較重（總重量272.7克），後邊的流蘇和吊墜在佩戴時，除裝飾作用外，還起到了以肩部為支點的平衡作用。巧合的是，當筆者帶著這個問題回到家，發現妻子也有一條吊墜在後的項鏈，可見現代項鏈的設計依然有類似做法。
確定了佩戴方式後，接著考察該項鏈的結構特點。項鏈由三鏈、兩左右對稱牌飾、五連扣環鏈、三流蘇及墜飾組成，墜飾分別為二桃型墜飾和一桃形牌飾。
前方的三條鏈子，從外形觀察，內、外兩條的製法相同，中間一條有所差異，但也有共同之處，即從鏈子與牌飾連接處的構件明顯可見，三條鏈子的截面都呈十字形，此類呈十字形的鏈條在我國宋代及宋以前的發現中尚未見先例〔圖2－10，圖2－11〕。
每條鏈子的兩端各焊接一個類似平頂帽子狀構件，帽子頂部為環形〔圖2－3〕，類似帽身部分為傘狀薄片，一端焊接鏈條，並按照鏈條的十字形態修整為四瓣花朵的形態；另一端焊接圓環，以連接牌飾；其中中間的帽頂圓環也被修整呈近十字形。
牌飾有兩件，單件觀察，呈犀角狀，主體由薄片焊接成框架，兩面填細珠構成的花紋及鑲嵌寶石或珠子的淺直壁缽形底座；較寬的一端與鏈子相接，且有裝飾性附件，遮擋連接構件；窄的一端與五連扣環鏈相連〔圖2－2，圖2－4〕。
左側牌飾較寬一端主體框架上焊接了四個小圓環，鏈子端部的環與之兩兩相列，中間貫穿一條金絲製成的閂，兩端彎成螺旋狀 ；從背面可見，正面一片金箔為遮蔽，將上述連接構件遮擋，僅露出閂兩端的螺旋狀 ；較窄的一端兩側焊接兩圓環，中插入金箔捲成的軸，軸露出環處即將金箔壓平，貼於圓環上，並以此軸連接五連扣環鏈一端的環（見圖2－3）；右牌飾則以帶鉤連接之（見圖2－4）。
兩牌飾正面的紋飾，用於遮蔽和裝飾的一個附件，焊接於牌飾主體較寬的一端，形狀為兩個長邊相對的梯形。其裝飾紋樣，位於下端的梯形中，上方為一行細珠子，其下為八個連續的等邊三角形，每邊由五粒細珠組成，兩三角形內插進一個四粒細珠組成的菱形。細珠有脫落現象。位於上端的梯形中，排列了三個用於鑲嵌的淺直壁缽形底座，周邊填充細珠。左牌飾正面紋飾，可見由細珠組成的兩完整的蓮花，較大的為十二瓣，小的為十瓣（右牌飾正面較小的蓮花花瓣完整） ；兩蓮花中央為用於鑲嵌的淺直壁缽形底座，周邊填滿卷草紋。左、右背面的紋飾主要為細珠組成的卷草紋和邊緣的裝飾。
此兩件牌飾又與五連扣環鏈連接 ：左邊在首個扣環上焊接一較小的金絲掛環，套在左軸上 ；右邊的帶鉤一端以金絲彎曲成環，套入右牌飾之軸，另一端成螺絲狀，焊接在帶鉤的背面，帶鉤之片狀部分，中央起脊，下端彎成彎鉤，末端彎成四段波浪起伏狀，並掛著五連扣環鏈一端的圓環。五連扣環鏈由 5 個等直徑的圓環，加 4 個金條疊成的 「8」字形單節鏈子連接而成，每個單節鏈正面有一個由細金珠構成稍大的菱形和若干小菱形紋裝飾。
三流蘇製法相同，每個單節用細金絲彎折成 「8」 字型，之後將其對摺，形成瓜子形，將單節逐個頭尾相連套在一起，形成雙環套連鏈條。一端套入焊接形成的扣環內，另一端套入墜飾的環形鈕內。墜飾中間為桃心牌飾，兩側為桃墜飾，形態基本一致。中間桃形者，整體為透露的片狀，由金絲彎成外輪廓，然後在輪廓內以金絲均勻飾以卷草紋。其後在卷草紋上下兩側及桃形輪廓外焊以極細密金珠〔圖2－7〕。
兩側桃墜飾整體為球面體，中空；近似歪嘴形桃子實體，僅個頭較小。由兩條並列金絲彎成桃形骨架，球面以數量較多的細金珠組成，細珠有脫落現象。〔圖 2－8〕。
從鏈子與牌飾連接處的正、反兩面可見三鏈條的內、外兩鏈遺留有明顯的加工痕迹——類似切割修整痕〔圖2－5，圖2－6〕，其他加工痕迹主要見於帶鉤，其正面連接牌飾的部分兩側有切割痕，近軸處還有一道稍深的切割痕迹，背面可見明顯銼痕等。
在與其他有鑲嵌物的標本對比時，還發現該項鏈的兩個牌飾共計十個鑲嵌位置中，所有的邊緣都相當規整，以左牌飾為例，僅附件左邊者有一處很小的磕碰痕迹〔圖 2－9〕，沒有呈現出鑲嵌過寶石座上部邊緣略內傾的狀態。
該項鏈由兩鏈、兩左右對稱牌飾、五連扣環鏈、三流蘇及墜飾組成，墜飾分別為二石榴形墜飾、一桃心牌飾。其與前述的區別主要是項鏈部分由兩條組成〔圖3－1〕；牌飾左正面的蓮花中，大的為十二瓣，小的為八瓣〔圖3－2，圖3－3〕；三個吊墜中，兩側為石榴形墜〔圖3－4〕，中間為桃形〔圖3－5〕，形象生動。
該項鏈加工痕迹較為明顯，兩脊狀突起之間留有平行類似銼過的痕迹，導致脊狀突起與痕迹所在位置光澤存在顯著區別〔圖3－6〕；鑲嵌寶石的項鏈2同樣有十個鑲嵌的位置，但未見寶石或珍珠。鑲嵌物底座情況與項鏈1類似〔圖3－7〕，座的上邊緣同樣保持了未鑲嵌過的樣態。右背面的遮蔽金片上有數道刮痕〔圖3－8〕。
此為殘件。僅存一側犀角形牌飾、五扣環鏈、流蘇及三件吊墜，中者為桃、兩側為石榴。與前述兩件項鏈最大的不同在於殘留了三個鑲嵌物 ：牌飾正面遮蔽物的正面有三個鑲嵌用的座，兩側應為菱形、中間為橢圓形，中、左兩鑲嵌的寶石尚存，右側脫落 ；牌飾正面位於蓮花中心有兩個脫落的鑲嵌底座，寶石脫落 ；中心的吊墜底面為金片，在金片上累絲，裝飾卷草紋，中央有鑲嵌寶石的底座，寶石尚存，心形吊墜的上方裝飾了整體呈倒梯形的六片桃葉，桃葉對稱分布，中間為一道卷草紋〔圖 4〕。
▲〔圖 4〕項鏈 3 殘件（T0301 ③ : 29）
項鏈 3 的使用痕迹主要體現在鑲嵌寶石的底座之上，該殘件寶石脫落的底座有三，殘留者三 ；無論脫落與殘存的底座上壁邊緣均可見到略內傾的狀態，應為完成鑲嵌工序所遺留的痕迹 ；各種變形的情形則應當是埋藏過程中自然力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鑲嵌寶石的戒指出自於T0201探方（沉船左舷外側）漆器內的有四件，其中一件鑲嵌的是小金餅；除漆器盛放之外，其他可查找到圖片的一件，共五件。漆器內有三件鑲嵌寶石的戒指均為馬鐙形。
此件戒指為再次加工而成型者〔圖5－1〕。戒圈為橢圓形，截面亦近圓形〔圖5－2〕。戒面之背面可見戒圈與其焊接處形成層〔圖5－3〕，分布於戒面背面的上半部。焊接層之上是原本鑲嵌寶石的位置，平面呈長方形，四角被切為曲尺內凹，保留的原來四邊包腳的殘部〔圖5－4〕。在原鑲嵌位置之上，又加焊了呈略向外弧形四邊，形成近正方形的座，與原鑲嵌位置形成一周凹槽，四邊中部焊接各一三角形包腳。
在戒環與戒面結合部，有銼痕，且銼穿原焊接殘留的氣泡，形成一個橫8字形孔及一個小圓孔（見圖5－1）。
戒圈呈橢圓形〔圖6－1〕，兩側寬厚，中間窄薄，截面呈弧線三角形〔圖6－2〕。戒圈頂部焊接長方形戒面，寶石鑲嵌座被加工呈小於戒面的長方形，與戒面之間有一條凹槽，底座四邊中部各焊接一個三角形包腳〔圖6－4〕。
戒圈兩側及戒面背面留有切割或銼痕，寶石鑲嵌座及包腳上布滿斜平行線狀的銼痕 ；戒面背面有縱向分布的痕迹，疑似加工過程遺留〔圖6－3〕。
右：〔圖 6 － 2〕嵌寶石戒 2 戒圈與戒面背面
戒身呈橢圓形〔圖7－1〕，兩側寬厚，中間窄薄，截面呈弧形邊三角形。戒面底部之戒圈與戒面背面兩側焊接處間，還存在一層不明顯的墊，略呈圓弧，與戒圈內壁相連〔圖7－3〕。戒圈頂部焊接六角形戒面做底〔圖7－2〕，上焊接金箔製成的六角形鑲嵌寶石之座，座與底之間有一周凹槽，座的六面均向內收束，並略有變形。六角上各焊接細長且末端較尖的包腳，其中兩個脫落。沿戒面底部上邊緣裝飾一道金絲環繞，且加工出凸點狀。此件戒指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具有明顯的使用痕迹，位於戒圈近戒面底座處，為雜亂的劃痕，與銼痕的平行線狀有明顯的區別；且鑲嵌寶石之座的壁顯著內傾，並有些破損、變形（見圖7－1，圖7－2），均與前述項鏈及嵌寶石戒指1與2的鑲嵌位置之邊緣有別。
▲〔圖 7 － 1〕嵌寶石戒 3（T0201 ② : 49）
▲左：〔圖 7 － 2〕嵌寶石戒 3 鑲嵌位置正視
戒圈為環形，截面近似菱形，內壁稍微凸起；戒面為削平外側凸棱而成，近似橢圓形，以方形細金條圍成圓形金餅底座焊於戒面上，沿此圓形金絲外緣，以四等分圓周的位置焊接了四個長條形包腳，包腳內傾，且焊接固定內嵌的小金餅；鑲嵌底座周邊焊以細金珠，組成環繞一周的八個小三角形狀紋飾〔圖8〕。在鑲嵌金餅的底座周邊，可減短平行線狀加工痕迹。
除上述四件之外，2004年水下調查時獲得一枚鑲嵌珍珠的戒指，該戒指為環形，共有八個鑲嵌位置，殘存了三顆珍珠，環形的上、下邊緣中央各有一道繩索狀紋飾〔圖9－1〕，兩鑲嵌位置之間有一朵梅花〔圖9－2〕。埋藏作用的痕迹主要表現在該枚戒指鑲嵌珍珠脫落後，其鑲嵌位邊緣有所變形。
帶銙共得見七件標本，包括 T0201漆器中六件， T0401 ④探方出土一件。七件標本形制、尺寸與紋飾基本相同，呈兩層台狀上加鑲嵌座結構〔圖10?圖12〕。最下層平面均為長方形，長邊兩側對穿四孔，中間為平面菱形，上為直口缽形的鑲嵌用底座。下及中層均為一塊金箔折制而成，邊緣及兩層之間焊接。鑲嵌用底座（橢圓口） 由金箔卷制，其結合處焊接，並焊接在中層菱形檯面的中央，借用菱形檯面為底。
紋飾主要分布在兩層台上，下層沿長方形檯面四邊緣各飾以兩道繩索狀金絲。沿中層菱形台四周飾以繩索紋金絲，構成四個三角形，每個三角形內飾以繩索狀金絲彎曲的卷草紋，兩窄邊處各以細金珠構成兩個三角形，底及四周為素麵〔圖10 － 4〕。沿菱形台邊飾以兩道繩索狀金絲，鑲嵌用底座外以金珠鋪成菱形紋，菱形台四立邊上均焊有細密金珠。
文中舉例的三件標本分別代表了不同痕迹，其中帶銙 1 菱形檯面的繩索狀金絲開焊翹起〔圖 10 － 1〕，鑲嵌座壁上邊緣相當整齊，未見完成鑲嵌工序的痕迹〔圖 10 － 2，圖 10 － 3〕。帶銙 2 鑲嵌座壁雖然開焊裂開，但上邊緣相當整齊，未見完成鑲嵌工序的痕迹〔圖 11 － 1 ?圖11 － 3〕。上述兩件均為 T0201 漆器中出土，其他幾件的痕迹與帶銙 1 基本相同。帶銙 3 則鑲嵌座壁上邊緣外側留有一些凹痕，同時稍內凹，與完成鑲嵌工序的特徵相符合〔圖 12 － 1 ?圖 12 － 3〕。
從上述各類有鑲嵌物的首飾的痕迹觀察，可見其工序的完成情況並不一致 ：出土於 T0201 漆器中者，完成鑲嵌工藝的僅僅一件，即鑲嵌寶石戒指 3（標本 T0201 ② ：49） ；其他則無論器類，均未完成該工序，而且有些器表還留有明顯的銼痕，意味著表面處理工序也未完成。非漆器中的標本，則均完成了鑲嵌工序，有些鑲嵌物尚存留，但其表現出埋藏過程受到各種力量的作用，鑲嵌座的壁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形。這種變形不僅在水下遺物中有所體現，即使是田野考古發掘所獲得的鑲嵌物脫落標本中也較為常見〔圖 13〕。
因此，可以說，南海Ⅰ 號所見此類黃金首飾的完工情況比較複雜，而T0201 探方之漆器更是因其內所盛放的大部分首飾工序未完成而令人矚目。
以南海Ⅰ號沉船漆器中所盛放的帶有鑲嵌物的金首飾為代表，這些金器中，並未出現關於產地的文字信息，不過相關旁證是存在的。
在這件盛放黃金製品的漆器中，不僅有項鏈等鑲嵌寶石的首飾，還有其他種類的黃金製品。例如，帶有戳印文字的金葉子，共兩款，分別刻有明確的店鋪名稱〔圖 16 ?圖 18〕，其中一款甚至提及了店鋪地址。根據浙江學者的研究，銘文「霸南街東王助教□」里提到的霸南街很可能就在杭州；另一款銘文為「韓四郎」，此款金葉子雖未註明店鋪地址，但同款銘文的金葉子發現有不少，其產地也在南宋時期的杭州。
南海Ⅰ號出水的三百千克銀鋌中，也不乏提及店鋪名稱者，例如「杭四二郎」款銀鋌上鑄銘文，不僅有中央右側豎向 「杭四二郎」、左側豎向「重貳拾伍兩」銘文，正面四角由外向內縱向戳印的 「霸南街東」 更與 「霸南街東王助教□」 金葉子所書鋪址相同。文獻記載中，關於南宋時期杭州金銀店鋪的記載，較為集中地見於《夢粱錄》：「……李博士橋鄧家金銀鋪、汪家金紙鋪，……」 這些金銀店鋪的產品除生產金銀貨幣之外，亦有考古發現的「韓四郎」 制金釧〔圖 19〕。
由此可見，南海Ⅰ號帶有鑲嵌物的黃金首飾，很可能產自杭州的金銀店鋪，且這些店鋪同時進行銷售。
本文所討論的三件項鏈，可從兩個方面解讀其文化、藝術特點 ：其一是從項鏈所見在南宋時期首飾類組合的情況 ；其次是其本身所展現的中、外藝術特色。
關於首飾類組合，南海Ⅰ號所見鑲嵌寶石的金項鏈在國內考古發現中屬首見。過往國內南宋時期的墓葬材料中，浙江湖州三天門宋墓提供了很好的例證，金銀首飾常見的組合為釵、耳飾、帔墜、釧、指環、戒指和銀魚形香囊。更重要的是，該墓亦有 「韓四郎」 款金葉子同出。
南海Ⅰ號鑲嵌寶石的項鏈，從其配件的造型以及紋飾的特點，也可看出一些不同國家的藝術風格或造型元素。明確了項鏈的佩戴方式之後，不難發現，項鏈兩側的牌飾與三條或兩條與牌飾共同構成的造型實際上就是新月形的樣式。
珠寶中使用新月形或稱為月牙狀的造型，源頭主要來自西亞地區，代表著神聖的月亮，在公元前 7 至前 8 世紀傳播到希臘。而在其發源地，這種造型經歷了諸如波斯帝國等之後的各個時期，至公元 9 至 13 世紀，新月形的造型，仍然被廣泛地應用於各類金銀首飾中；此類造型發現於中國者也有一定的數量，最早的可能是甘肅馬家塬所見者，此後北魏至元代斷續有所出土。此類項鏈的造型，是南宋的中國工匠對此類飾物的理解和改造，即從類型學角度而言，三重者，牌飾及三條鏈子構成了南宋時期中國藝術家和工匠對新月形首飾組合的理解及再創造。至於工藝中兩條的製作方法，特別是桃、石榴的成型技術也可謂美觀生動、巧奪天工，為此前所未見。
南海Ⅰ號所見帶銙，亦非中國同類器物的樣式。公元 12 至 13 世紀大伊朗地區出土的同類配件底層為覆斗狀，底邊邊緣有四個穿孔，上面中央有近似圓台形的寶石鑲嵌座，並焊接了數個包腳，紋飾為藤蔓狀〔圖 20〕。比照南海Ⅰ號者，圓台形的寶石鑲嵌座未見包腳，紋飾和底層的形態有所差異，但總體特徵還是模仿大伊朗地區的同類配件之形態，按照今天常用的辭彙形容，即為伊斯蘭腰帶配件之 「宋版」。
南海Ⅰ號鑲嵌金餅的戒指小金餅周圍的細金珠三角紋，無論在三天門宋墓，還是大伊朗地區都比較流行〔圖 21〕。此類技法及紋樣發源於地中海東岸地區，並經歷了古埃及、希臘、羅馬、拜占庭以及伊斯蘭化等不同時期，得以延續和傳播。中國境內目前所見此類細金珠三角形紋樣較早的考古資料為甘肅天水馬家塬遺址所出土；從其他器物可知，至少在古希臘文明時期，進入中國西北，經歷了此後各歷史時期，延續至宋代。從其發源和傳播的過程來看，南宋時的三角紋為中國和伊斯蘭文化分布區域所共有。
南海Ⅰ號之鑲嵌寶石而未曾完工的戒指，從鑲嵌座所見，可推斷其寶石多為多面體形態。
此類鑲嵌寶石的戒指在兩宋時期的中國並不是主要的樣式，中國以寬面和釧形戒指為流行。反觀伊朗地區，公元10世紀前後，鑲嵌各種多面體的戒指相當流行，並有用於戒指鑲嵌的完成切割的寶石出土〔圖 22〕，與南海Ⅰ號三件戒指的寶石鑲嵌座形態基本吻合。可見，這三件未鑲嵌戒指應是具有較為明顯的伊斯蘭文化風格者。
南海Ⅰ號所見之具有鑲嵌物的黃金首飾中，某些配件的造型伊斯蘭風格顯著，寶石的鑲嵌，特別是多面體寶石的形態，帶銙的模仿等，都是伊斯蘭文化較為顯著的外在表現 ；而諸如卷草紋樣、桃、石榴等造型則是中國元素 ；兩者共有的元素是三角形細金珠紋樣。在工藝技法方面，諸如細金珠的工藝在南宋時期，則是中國和伊斯蘭地區共有的。
筆者的結論是，南海Ⅰ號鑲嵌寶石類的黃金首飾為兩者藝術風格融合的代表，工藝上雖然源頭西來，但經歷了時間消化，可以視為中國傳統。
出自於南海Ⅰ號考古發掘現場T0201探方的漆器中的文物，除上述帶有鑲嵌物的首飾之外，還有形制相同的耳環及條形金飾物等〔圖14，圖15〕。有些出在漆器中數量較多，有些在船上其他位置也有形制類似者出土，項鏈、帶銙即為此種情況，表現出近似器形且數量較多（針對黃金首飾而言），其中相當部分應為銷售用的商品。
嵌寶石戒1（標本 T0201 ② ：47） 屬於較為罕見的情況，其再次加工是對黃金原料惜用的表現，從加工痕迹判斷，仍然是未完工且具有商品屬性的。另一件戒指，即 2004 年調查出水的嵌珍珠戒，則為個人隨身物品。嵌珍珠戒為個人物品的理由是在目前南海Ⅰ 號出土水的戒指中，此造型者為僅見 ；嵌寶石戒 3 因其包腳及鑲嵌座上部邊緣的變形，導致寶石脫落，顯然與本文所舉嵌寶石戒指1 的情況類似，將使用過且殘損的戒指作為非成品對待，同樣展示了對原料的珍惜，並漆器中其他首飾一樣，同為商品屬性。也就是說，通過各方面的比較，確定了船上乘員隨身物品及商品的不同。
進行貴金屬製品的貿易，或者半成品買賣，雙方認可的衡具或衡制是必不可少的。船上出土的衡具有桿秤和天平兩類（由於篇幅所限，雖為南宋時期桿秤、天平實物之首現，僅撮要述之）。
貴金屬商品交易，無論是金銀貨幣還是作為首飾的奢侈品，天平和砝碼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南海Ⅰ號發現出土了一套收納天平的木盒〔圖 23 － 1〕，內殘留天平構件。其他位置也出土了若干件天平構件〔圖23 － 2，圖 23 － 3〕，十二件砝碼〔圖 23 － 4〕，其中最輕的僅 0.12 克，此天平屬於等臂天平。從等臂天平的原理可見，其稱重最小值即與此砝碼等重，按照宋代斤兩的重量，一兩約為現代 40 克，可見其精密程度。與船上的桿秤共同構成船貨貿易所需的不同量程。
據悉，沙特塞林古港發掘過一件銅砝碼〔圖 24〕。其形制與南海Ⅰ號所見完全一致，說明兩地都使用相同的天平作為貴金屬，包括奢侈品交易的衡具。可以說，南海Ⅰ號出土水的天平、砝碼，與沙特塞林古港出土的大約同時期的砝碼，為金銀奢侈品貿易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也顯示出此類貿易的成熟度。
通過對文化元素、藝術風格的分析，對加工痕迹的考察以及對衡具具體情況的分析，筆者認為船上出土物品已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證據鏈，南海Ⅰ號所見帶有鑲嵌物的黃金首飾，有的以成品形式輸出，也有的則以半成品輸出到阿拉伯半島或波斯灣地區，形成了黃金奢侈品製造與銷售的 「供應鏈」 模式。
南海Ⅰ號沉船中的璀璨黃金文物，曾作為奢侈品銷往海外。其藝術風格，將我們的目光帶到了阿拉伯半島及波斯灣地區，而兩地融合的藝術品也為我們指出了南海Ⅰ號遠航的目的地範圍。這批奢侈品不僅有成品，還有半成品，且通過雙方或多方認可的衡制、衡具，說明此類半成品加工貿易已經發展較為成熟。據此可以推測，半成品加工所形成的 「供應鏈」，其線路大體應是：杭州黃金奢侈加工——海商的船——阿拉伯半島、海灣地區——大伊朗的寶石切割與鑲嵌——黃金奢侈品成品銷售。
目前所見資料顯示，杭州在南宋時期海外貿易的地位和作用有被低估的情況，這裡曾經有設置市舶務過百年的歷史，更為重要的是「乾淳之治」時期，行在所在之地臨安，即有出自朝廷的關於海外貿易各種 「政策」 ；同時，臨安本地還具有百餘家金銀店鋪，生產和銷售各類金銀貨幣、首飾等奢侈品 ；加之周邊發達的手工業製作及商品集散地的存在，無不顯示了它在當時中國海外貿易頂尖級都市不可取代的地位與作用，這裡發往和影響世界的是中國皇帝的和平、平等貿易的政令、中國當時的 「金融街」 產品、中國製造的高端消費品（銅鏡、漆器等）、奢侈品 .
就金銀奢侈品而言，杭州是 「供應鏈」 的中上游所在地；所有這些從南海Ⅰ號的金銀器中均得以體現，這艘海貿商船所載船貨，是船上社會為陸地社會向海洋延伸的具體體現，不僅有大量瓷器、鐵器等日常用品，還有成品半成品的金銀奢侈品，與陸地社會一樣，形成了商品等級的金字塔形結構。
同時，也提醒著考古工作者，未來在西亞、波斯灣等地的考古發掘與研究過程中，或許可以見到帶有濃厚中國風格的奢侈品，其來源地可能是杭州，亦或是在 「供應鏈」 的連接下，共同完成的藝術品。
李岩：1963年4月出生，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碩士，畢業於1987年，就職於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職稱，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專業委員會委員。研究領域及學術專長為中國南方新石器、商周考古及水下考古科普。主要作品有《廣東出土先秦青銅器》《解讀南海I號—打撈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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