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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藍:忘了我這個演員,永遠記住江姐

演員 於藍

不久前,大型交響組曲《江姐》、音樂劇《江姐》、越劇《江姐》、呂劇《江姐》、廬劇《江姐》等,紛紛在全國各地上演,以慶祝國慶67周年,紀念江姐遇害67周年。

在眾多「江姐」中,最為經典並廣為人知的,是1965年電影演員於藍在《烈火中永生》中塑造的江姐。

日前,記者赴京專訪了這位96歲高齡的老人。

拉著記者的手,於藍說:「我沾了江姐太多的光,難為情;我希望大家忘了我這個演員,而永遠記住江姐和江姐的精神。」

結束彙報的時候,夏衍忽然問:

「你們為什麼不寫江姐?」

在北京一處極普通的新村住宅里,96歲的於藍,扶著輪椅扶手,親自為記者開門。

這一位滿頭銀髮、身材瘦小的老奶奶,讓記者很難一下將她與「新中國22大明星」、「金雞獎終身成就獎」獲得者這樣榮耀的頭銜聯繫起來。

但很快,老太太眼中的那份沉靜、聲音中的那份溫和,讓記者感受到了一種特別的堅韌與透亮。

是的,就是她,半個多世紀前在銀幕上一字一頓地說出「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就是她,半個多世紀來讓人們念念不忘的「江姐」。

小說 《紅岩》

解放周末:於藍奶奶,聽說您「認識」江姐是在病房裡?

於藍:是的。1961年的冬天,我住院檢查身體,從《中國青年報》上讀到小說《紅岩》部分章節的連載。故事太吸引我了,我忍不住讀給同室的病友聽,他們也都愛聽。一出院,我就託人從報社編輯部拿到了完整稿,一口氣讀完。

那時我一直想著要學做導演。正巧歐陽紅纓(演員,曾參演《靜靜的嘉陵江》)打電話給我,也說讀到一本好小說,想和我合作拍成電影,她一說書名,正是《紅岩》。

解放周末:後來怎麼變成了水華(《白毛女》《林家鋪子》《革命家庭》等一系列優秀電影的導演)導演、您主演?

於藍:水華也很喜歡這部小說,主動打電話要求加入。沒過多久,廠里(北京電影製片廠)派歐陽紅纓去和崔嵬聯合導演《小兵張嘎》,我和水華就留下來繼續改編《紅岩》。後來定了我演江姐,就不再擔任副導演了。

解放周末:為了這部電影,聽說您花了差不多一年時間,去重慶、成都、貴州等地調查、採訪。

於藍:我是在1962年和水華、宋曰勛等同志一起去的。回來後,整理出來的資料有20萬字。我視這份材料為珍寶,一直藏在家中,因為這些都是用文字記錄的鮮血和生命。

《紅岩》的三位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和劉德彬,就是從「渣滓洞」和「白公館」生還的共產黨人。其中劉德彬和江姐同在川東被捕,又一同被押往渣滓洞。我至今記得劉德彬給我講的一個細節。敵人逃跑前,用機關槍瘋狂掃射渣滓洞,當時大家都撲到牢門上,爭著用自己的身體擋子彈,把活下去的機會讓給戰友。劉德彬也堵在門口,不幸中彈倒下了,等他醒來時,感覺手很溫暖,舉起來一看,全是戰友們的血,還熱著。這時,四周沒有槍聲了,敵人逃走了,倖存的同志們正在獄中牆角處用手刨土挖洞,他就掙扎著站起來,和他們一起挖。

解放周末:革命先烈們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真實史詩,感動了許多人。您曾說,一部作品,首先要感動演員自己,才能感動觀眾。

於藍:確實是這樣的。但是,劇本的創作卻很不順利,直到1963年的夏天,劇本出到第三稿了,還是沒法拍。現在想想,正是因為當時大家都被革命先烈的事迹所感動,哪個人的故事都不願意丟開,結果就亂了頭緒。

我們只得去北京求助夏衍同志。我們彙報了整整三天,結束彙報的時候,夏衍忽然問:「你們為什麼不寫江姐?」我們一下沒反應過來——劇本中有江姐兩場戲,不能說沒寫江姐啊。看我們沒明白,夏衍接著說:「江姐的經歷多麼感人,她有丈夫、有孩子,而丈夫犧牲了,她又被捕了,她的遭遇是感人的……老百姓會關心她的命運的。」

彙報結束後不到一周時間,夏衍就把文學本拿出來了。電影這才正式開拍。

我僅僅因為扮演了江姐,就到處享受著人民對她的愛戴,而江姐呢?

1963年深冬,重慶,人流擁擠的朝天門碼頭,電影《烈火中永生》開拍了。

電影《烈紅中的永生》海報

第一組鏡頭交代了時代背景:蔣介石準備發動內戰,一艘艘裝運武器、壯丁的軍艦川行在嘉陵江和長江的交匯處。

這樣浩大的場面,必須用升降機俯瞰。那時沒有飛機航拍,只能把升降機架在停泊在江中的木船上,攝影師帶著攝影機,隨升降機離開江面六米高,進行拍攝。

於藍既是主演,也是劇組安全小組的組長。每天開拍前,她認真布置,仔細檢查安全事項;每天拍完,她鬆了一口氣,和工作人員一起,扛起極粗極沉的燈具、電線等離開碼頭。

然而,對她而言,這些工作並不是最難最累的。最困難的,是對於江姐這一人物的把握。

解放周末:有評論說,您演的江姐之所以深入人心,在於您既演出了革命烈士大無畏的精神,又演出了她作為妻子、母親的痛苦、隱忍和犧牲。

於藍:拿著文學本離開北京時,夏衍特意叮囑我:「你演江姐,千萬不要演成劉胡蘭式的女英雄,也不是趙一曼。」我一直琢磨著這句話。

夏老當然不是在貶低這些銀幕上成功樹立起來的女英雄形象,而是在提醒我,江姐就是江姐。

我知道,從小說作者到我們這些電影劇本的改編者,把許多女共產黨人所共同具有的革命精神集中到了江姐身上,但江姐的個性是什麼呢?要演活江姐,就得找出她的獨特之處。

解放周末:從觀眾的角度來說,我們眼中的江姐,有著一份特別的冷靜。

於藍:對,這就是我從大量素材中找出的江姐的個性,當別人激動、哭鬧的時候,她都顯得格外冷靜。比如,當她最敬愛的、也是引導她走上革命事業的老師丁堯夫被國民黨特務抓走後,全班同學驚慌、痛苦、憤怒,但江姐沒有,她看起來依然很沉靜。據她日後所說,她當時想的是:如果丁老師是共產黨員,那我就要做丁老師那樣的人。

類似的例子很多。在許多變亂時,江姐都能有條不紊地去面對和處理,讓我感到江姐絕不同於一般的女性,這既和她兒時艱苦的成長環境有關,更和她善於思考的習慣有關。因為這樣的性格,所以後來她在獄中,不僅勇於鬥爭,而且善於鬥爭。

電影《烈火中的永生》劇照

解放周末:有幾場感情戲,您演得特別細膩,在剋制中完成得很充分,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有血有肉、重感情的女性形象。

於藍:江姐對丈夫的愛,埋得很深。得知丈夫犧牲了,她在年輕人面前沒有哭,怕引起恐慌。而夜裡,她裹在被子里壓著嗓子哭。

她對兒子的愛,更深。丈夫犧牲後,儘管組織上不讓她回去繼續戰鬥,但江姐考慮到這條秘密戰線上的關係只有她和丈夫知道,別人難以替代,所以堅決要求回去。臨行前,她去寄養家庭看兒子云兒,在抱住兒子的瞬間,她再也忍不住了。這場大哭,導致了好友何理立的誤會,但江姐沒作解釋。直到半夜裡,何理立察覺自己臉上有水滴,才發現江姐在哭,才知道了老彭(劇中江姐的丈夫)犧牲的消息,才了解到在江姐內心,是把這次看兒子當作訣別的。

冷靜沉著,隨時準備犧牲,但並非毫無牽掛,並非鐵石心腸——這就是真實的江姐。

解放周末:您之前在《翠崗紅旗》《龍鬚溝》《林家鋪子》《革命家庭》等影片中都有過出色的表演。江姐這個角色對您是很大的挑戰嗎?

於藍:是挑戰,也不是挑戰。說心裡話,一旦研究透了、進入了,我覺得演江姐不難,因為我理解她,我和她有著共同的經歷和理想。

我是1939年入黨的,江姐可能是1940年,我們都打心眼裡恨日本侵略者,要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我也被敵人抓過、坐過敵人的大牢。體驗角色的時候,我閉起眼睛想,如果那時候沒有同志們的營救,我一定也會像江姐一樣毅然赴死,絕不做叛徒。

但是,我比江姐幸運多了啊。她是地下黨,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我在革命根據地,有八路軍保衛著我們。我看到了勝利,享受到了新生活;可是,1991年春天,當我去四川自貢市江姐家鄉時,看到的是一段殘垣。江姐的堂兄江澤洲告訴我,那就是江姐住過的房子,現在只剩這些了。

我是一個倖存者,僅僅因為扮演了江姐,就到處享受著人民對她的愛戴,而江姐呢?我當時控制不住哭了,心裡還有一絲埋怨:為什麼我們不把殘垣修復?但是今天,當我再次回想起那日里看到的,殘垣不遠處的層層梯田,那片鮮黃和嫩綠,我就釋然了。這片美麗土地上的祥和,不正是江姐為之奮鬥的理想嗎?舍了小家,她要的就是這樣的大家。

你們別叫我藝術家,更不要叫我

大明星,我就是一個文藝工作者

在於藍家不到10平方米的客廳里,顯眼處掛著一張老照片,照片上的周恩來總理握著於藍的手,回頭對大家說著什麼。

於藍介紹,這是1961年周總理和電影工作者同游香山時的留影。當時,周總理說的是:「她演了一個好媽媽!」

周總理所說的「好媽媽」,是於藍在銀幕上成功塑造的另一個革命女性形象——《革命家庭》中的母親周蓮。

與江姐一樣,電影《革命家庭》的創生,源於於藍讀到的一本回憶錄《我的一家》。回憶錄作者陶承是一個出身貧寒的刺繡女工,在丈夫犧牲後,她沒有苟且偷安,而是帶著兒女們走上同樣的革命道路。

也與江姐一樣,根據《我的一家》改編的《革命家庭》,講述的已不僅僅是陶承一人的故事,在「周蓮」身上,有著眾多革命母親的影子。

電影《革命家庭》

解放周末:「江姐」的影響力過於巨大,有時甚至掩蓋了您扮演的其他角色的光芒。

比如《革命家庭》中的周蓮,您曾因此片獲第二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1961年)最佳女演員獎。該片中最感人至深的一幕是:特務們安排周蓮母子獄中見面,周蓮裝作不認識兒子,犧牲自己的骨肉,保住黨的機密。當鏡頭拍到母親在長廊上看著兒子遠去的背影、強迫自己平靜地走回牢房時,觀眾幾乎沒有不落淚的。

於藍:這個情節其實來自鄧中夏烈士的妻子夏明所寫的回憶錄《最後的一次見面》。敵人把她帶進審訊室,叫鄧中夏來認她。鄧中夏調過身子看了她一眼,遞過一個幾乎無法察覺的眼神,然後轉過身子,漠然地說「不認識」。敵人甚至把他倆單獨留在走廊里,他們也相視卻不相認。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最後,無計可施的敵人要把鄧中夏帶走了,夏明在文章中寫到,這時的她多麼想撲上去抱住丈夫,但鄧中夏用眼神制止了她,挺著胸脯走遠了。

我看到這篇文章後,馬上把它交給導演水華,水華又把它交到了夏衍手中,夏衍把這個情節加進了劇本里。

解放周末:正是千千萬萬革命烈士的真實故事,豐滿了銀幕上的形象。而在創作這些人物形象的過程中,包括您在內的文藝界前輩們,付出的辛勤努力,也值得現在的電影人學習。

於藍:我們那時候對名利確實沒什麼想法。《烈火中永生》在挑選許雲峰的扮演者時,我向水華推薦了湯化達、田方,他都認為不合適。確實,許雲峰是一個在白區進行地下鬥爭的革命者形象,田方他們到延安多年,已經「延安化」了,氣質對不上。

後來我又推薦了趙丹,水華一下就覺得對了,但他不無擔心:「許雲峰在劇中不是絕對的主角,趙丹肯嗎?」趙丹當時是影壇紅星,每部影片里都是絕對的領銜主演。但是,當我寫信邀請他時,他很快回信說:「我來,我一定來,你們等著我。」

解放周末:您的丈夫田方,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表演藝術家。

於藍:1935年我讀初二時,看了田方演的《壯志凌雲》,那時的田方已經是大城市裡的電影明星了。1938年我來到延安後,驚訝地發現,田方也在延安。他吃苦耐勞,又熱情助人,打窯洞手磨出了泡也不說一句疼,完全沒有明星的架子。那時我心裡就很敬佩他。

他本來一直要求當兵上戰場,後來服從組織分配,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藝術指導科當科長。當他明白了文藝工作也是革命的重要武器後,他就把後半生都交給了這個特殊戰場。

解放周末:甚至最後忍痛離開自己深愛的表演事業,轉到了北影廠廠長、電影局副局長等行政崗位上。

於藍:最初得到文化部通知,讓他去電影局當局長時,他愁得不行,因為這意味著他要徹底告別表演事業了,但最後他還是想通了。

有兩件事,我一直記得。那時我和田方領到工資,都是把自己需要的錢留出來後,其餘連同工資單一起交給婆婆。有一次,我無意中看到田方的工資單,發現他的工資竟然比我少,而他的文藝級別明明比我高。原來,他放棄文藝級別的待遇,而堅持到了行政崗位就按行政級別拿工資。

還有一件事。上世紀六十年代困難時期,黨為了照顧知識分子,發給一定級別的幹部一個購物證,可以買到少量的肉、蛋、糖。我有一個購物證,可是全家有五六口人,仍然不夠用,大兒子田新新還因為營養不良在學校暈倒。我一直以為田方沒有購物證,直到困難時期過去後,田方從箱子里拿出一個嶄新的購物證交還黨組織時,我才知道,原來他是有的。他就是不願意向黨多拿一丁點兒。

於藍和田方的「革命家庭」

解放周末:我們今天的銀幕上,既缺少江姐、周蓮這樣深入人心、富於正能量的人物形象,文藝界像您和您那一輩德藝雙馨的藝術家也不多。如何改變這一現狀,您有什麼建議嗎?

於藍:這個我不好說。說老實話,我現在電影看得很少,因為腿不好,耳朵也不好。就在家看看有字幕的電視劇,我還是喜歡看抗戰、紅軍題材的。談情說愛的,到我這麼個歲數,就不愛看了。前陣子一個講彭德懷的電視劇,拍得挺真實的。為什麼以前的英雄形象可以引起幾代人的共鳴?就是因為演得真實。

你們也別叫我藝術家,更不要叫我大明星,我就是一個文藝工作者,幹了一輩子的文藝工作。對今天的明星,我不了解,提不出什麼建議,但我總覺得,每個人總要有自己的特點才好,都穿得露胳膊露大腿的,也不見得好看。

記者手記 該如何記住

塑造了一個個光輝形象的於藍,有著傳奇人生。

1921年,於藍出生於遼寧岫岩,一個盛產岫玉的地方,她的性格也如岫玉般堅韌。

兩歲後,於藍移居哈爾濱,在凜冽朔風裡生活的8年,更磨礪了她的性格。

喪母后,於藍隨全家搬到了瀋陽祖父家。1931年「九一八」事變,留給於藍的記憶是深夜隆隆的炮聲,和第二天清晨人們的驚恐奔走。

日本侵略者佔領了瀋陽城。於藍隨繼母逃往關內,投奔父親。火車上人擠人、人壓人,第一次經歷顛簸的於藍,體會到了何謂家國命運相連。

1934年,考入天津河北女師學院初中部的於藍,在課堂上聽到了老師以介紹文學作品形式推薦的鄒韜奮講述赴蘇體驗的《萍蹤寄語》,為她打開了一個新世界。

1937年7月7日夜至第二天清晨,炮聲再一次震醒於藍。這一次,日軍又侵佔了北平。

於藍知道,不把侵略者趕出去,自己將逃無可逃。

終於,在歷經了數度波折、甚至是被捕又獲救的驚險之後,於藍來到了延安。

從抗大到魯藝,在延安,一個成熟的革命者、一個優秀的演員成長起來了;新中國成立後,伴隨著一系列銀幕形象,於藍更成為家喻戶曉的「江姐」、「革命母親周蓮」……

於藍的人生,前半段充滿顛沛和流離,後半段也並非一帆風順。「文革」中,哥哥被打死,丈夫在壓抑中患癌去世,自己則在下放勞動中,從屋頂摔下,不僅磕掉門牙,更戳壞臉部神經,永遠地告別了電影。

但於藍,如江姐的那一句經典台詞——「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沒有屈服、頹敗。她於1981年,以花甲之年,受命組建兒童電影製片廠,並出任首任廠長,一直干到80歲退休。

這樣的於藍,不喜歡受人關注。「《烈火中永生》上映時,我不到40歲,走出去,人家把我當江姐,我都趕緊躲開了。」年事漸高,於藍更不喜歡拋頭露面,只在家中寫字畫畫。然而這一次,她接受了記者的專訪,因為,她想告訴大家:「我希望大家忘了這個演員,而永遠記住江姐和江姐精神。」

整個採訪過程中,她並沒有談為何要「記住江姐」又該如何「記住江姐」。或許,她已經什麼都說了。

(轉載須註明來源:微信號「解放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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