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祖」之稱的「白圭」非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泛稱的一類人
言白圭為「天下治生之祖」的主要依據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原文，「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漢書》也有這等言論記載，但比之《史記》，《漢書》是後來者，漢書參考抄錄史記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後世素有白圭為「 天下治生祖」及「商祖」、「商聖」之美稱的由來最早依據主要是源於《史記》有關的記載。
這麼富於傳奇的、完美的人物形象，理論上說應該有其眾多的歷史內容記載的，可實際上，《史記》有關白圭的記載很簡短，短的不過只有二百六十多字。或許就是因為關於白圭的具體事迹記載的不詳，很模糊，所以才被後世不斷的經過想像的藝術化的塑造，塑造成了「商祖」的形象。然而，僅從史記關於白圭的二百六十多個字的記載看，也是矛盾重重的。很不可信。白圭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是不是一個具體的人？接下來我們根據史記及別的相關資料來分析分析吧。
首先，亮明我的觀點：我認為白圭不是具體指的哪一位人，而是以人物形象特點而特指的一類人，「白圭」二字，主要在圭，圭是指，古代帝王或諸侯在舉行典禮時拿的一種玉器，上圓下方。白圭按字面意思就是指白色玉做的圭，而能配備白色圭行禮的是指周朝時的貴族階層。史記中所記載的白圭的形象，大有可能不是一個具體人的人名，而是指身上配置有白圭的一類人的綜合後了的形象。
當然，這種以身份形象特點遂順便稱為白圭的人在周朝及春秋戰國時代有很多，西漢時的司馬遷搜集各種資料、傳聞並未能具體考證為哪一個人，誤以為白圭就是一個具體的人來記載而已了。這是史記中常犯的一個錯。我在以前的多篇文章都專門寫到過，比如同是《貨殖列傳》中記載的范蠡，（商聖范蠡其實不聖，拼湊多人杜撰而成）就是一個拼湊多人事迹而到一個想像的人物身上的子虛烏有的人物，按史記中的記載范蠡事迹跨越春秋戰國幾百年，而一個正常的人是不可能活幾百歲的。比如有關吳起、張仲景等的記載也都是如此，客觀的時間都對不上號。
而有關白圭的記載也是如此的，雖然司馬遷只寫了不到三百字，看似沒毛病，很精鍊，但仔細看的話，問題大著呢。首先也就在於，白圭作為魏文侯時期的人物，怎麼又能知道「商鞅行法」之事呢？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貨殖列傳》
商鞅的事迹明顯晚於魏文侯時期，商鞅是戰國末期，秦孝公時期的人，而魏文侯是戰國初期，是魏國的開創者，二者根本不是同一時代的人。魏文侯去世後商鞅才出生。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38年時期的人物，魏文侯約公元前472年至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時，商鞅還沒出生呢，而魏文侯時期的白圭已經「樂觀時變」，說明白圭已是一個善於經營生意的人了，而此時商鞅根本就沒出世呢，這與下文說到，白圭經商效法「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之說就自相矛盾。
「吾（白圭）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貨殖列傳》
當然，這話也可能是白圭老年時所說，白圭活的年齡比較大，至少活的有100歲以上，跨越了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個朝代。就算白圭在商鞅變法之後還健在世，而「樂觀時變」說的是年輕時的白圭。有這種可能。
但是，從同時期另外有關白圭的資料看，白圭又非是指具體一個人。比如，《詩經·大雅·抑》就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這裡白圭分明就是指白色的玉圭而已。《詩經》也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著作。
另外，【周禮·春官·典瑞】。中有「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從這裡可以看出，圭在周朝時是天子和諸侯在行典禮時手執的玉器，是身份的象徵，是等級制度的標配的身份之物。在周朝宗法禮制規定的等級森嚴的制度下，天子有天子標配的日用品，諸侯有諸侯作為身份專用的標配的衣食住行的禮節，士大夫有士大夫的身份標配之物，所謂，天子九鼎、諸侯六鼎、士大夫三鼎，連吃飯都是規定的標配身份的器物，音樂、出行、服飾皆是如此，有不符合身份象徵的衣食住行的行為活動，那是亂禮敗壞宗法，是違背天意天命的，不但遭倫理道德譴責還可能受刑罰處罰。比如，後來的封建王朝社會也是延續了這種宗法禮制，平民要是穿刺繡的龍袍，配皇家所配的玉飾，那是要殺頭的；周朝時，士大夫要是佩戴象徵諸侯身份的玉飾，那是僭越，是無禮，違反禮制。
我們從周禮記載的也可看出，圭首先是周朝時貴族階層才有資格佩戴的典禮的器物，白圭當然也是周朝時貴族階層身份地位標配的器物。而現在有個人，名字叫白圭，且是商人出身，這是違反當時森嚴的禮制的要求的否。說不太通。
古代有，士農工商，一說，商人是不在貴族之內的，士族算是貴族的最低一等級。
當然，在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等級森嚴的禮制可能約束力已不是很嚴重。也有可能是確實有一位叫白圭的商人，經營商業特別拿手在行。不過可能性寥寥無幾。
關於這點，從《戰國策》有關白圭的事迹看，白圭又完全是一個具有學識的高人，有身份地位的貴族，而又不僅僅是一位商人了。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戰國策. 先識覽.先識》
白圭能受到中山國國王、齊國國王的禮節的接待且有意要把他留下來做官的情況看，白圭是一位有學識的賢人，《禮記.曲禮上》：「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白圭有才能也是可以肯定的，從他說的「五盡」理論看，大有可能是一位世外高人的形象。而這裡並沒有說到白圭是商人和經營商業的活動，可見這裡記載的這個白圭未必是一位商人，又，「乘輿而去」，說白圭出行是乘輿，這說明白圭是貴族階層。
另外，還有一說，說水利專家白圭和貿易致富的白圭是兩人，貿易致富的白圭就是指天下治生之祖的白圭。而這裡說的水利專家白圭，是出在《孟子》，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這裡的白圭又名白丹，是一位治水的能手，自詡說自己治水的能耐比大禹還高，孟子聽不慣他這大話，就講到了，「四海為壑」，「鄰國為壑」的道理反駁他。至於二人誰說的更高一籌，此不論。但說，孟子與梁（魏）惠王同時期的人比之魏文侯都相差一百來年了。上文已經說到，就算白圭跨越了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活的有一百多歲，那麼，到魏惠王時已是老年還能吹自己治水高人一籌，不太可信。如此，說是有兩個白圭，一個是搞商業的一個是做過魏惠王的宰相治理過黃河，當然說的通。但這結合《戰國策》里記載的另一位高人賢士形象的白圭，就更說明，白圭不可能是一個人物，而是好幾個人物或泛指的一類人的代稱可能性更大。
至此綜合上面的分析至少可以說，白圭就算是一位具體的商人，也是依靠貴族階層的身份背景而做起來的商業。而不是白圭做生意、做商業成功了所以成了富貴階層的人物。
整體上，以我的觀點看，我覺得，白圭十分可能就不是一位具體人的人名，而是以身上配有白圭的一類這麼身份特點人物的泛稱，在周朝，不是禮崩樂壞，舊貴族破產的話，貴族階層是看不上做什麼生意、商業的，因為周朝井田制度下的奴隸按當時的宗法禮制規定本身就是屬於奴隸主貴族的財產，周朝貴族階層的財富是分封的繼承的。井田制下的大部分土地是歸公的，這裡的公，主要是指奴隸主們，土地是不能買賣的。
而到了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大量的舊貴族舊奴隸主階級的破產，身上配有白圭的貴族人物經營商業之風氣也就產生了，此時身上配有白圭的人很多，或許有些身上配有白圭的貴族，做生意很是風生水起，遂有了白圭是做生意發家致富的一個形象。這種形象在民間不斷流傳，漸漸就把本來模糊的身份特點稱謂的一類人搞成了一個頗傳奇的一個人的人名。然後到了西漢司馬遷記史記時把關於很多個被稱為白圭的人的各種事迹活動、說法，都歸之於是一個人的活動，如此白圭就成了一位完美的化身，成了商祖、天下治生之祖的神話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