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箱」到「隱痛」：她們的怕與愛
話雖如此，沉默卻並不會換來安穩。至少對我來說，沉默不會讓我幸福。
——伊藤詩織
攝影：豆桑
楔子：人力有時盡
2019年12月18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對伊藤詩織起訴山口敬之「強制性行為」一案作出裁決：伊藤詩織勝訴。
如此結果，來之不易。詩織之勇，千難萬難，在日本以至世界也仍屬稀有罕見。她身為性侵受害人，為此付出巨大的勇氣和努力，經過長達四年的堅持，其意義遠超出個體訴求。
現實的司法總有不足，遺憾仍顯而易見。拿伊藤案來說，原本是以強姦立案的刑事犯罪，卻莫名其妙取消逮捕，而後檢方判定不起訴。由刑案「降格」民事訴訟案後，原訴求的賠償1100萬日元，最終被判賠330萬。而被告山口敬之，卻仍逍遙法外，且在媒體大放厥詞，表示對判決「不能接受，要上訴！」
這一切，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妥協了局。更為關鍵的是——「黑箱」始終未破，此類事件重演的危險仍然存在。
#MeToo, #WeToo
不幸中的微幸，#MeToo運動已然如火如荼。雖遠未成熟結果，也可算開花。伊藤詩織以《黑箱：日本之恥》一書記實，在出版上大獲成功；同名BBC紀錄片《日本之恥》亦影響非凡。#MeToo運動始於西洋，伊藤像是在東亞的接力者。察其始末，伊藤的發布會（2017年5月）甚至早於Alyssa Milano等人的發起（2017年10月）。唯嘆伊藤之寡助艱難、日本女性所處社會環境之糟。
BBC紀錄片《日本之恥》海報
在文藝界，彷彿與司法現實相呼應般，星星點點，亦始燎原。自述性質的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作家林奕含自殺事件進入公眾視野，在國內尤受熱議，開始長期高居於各種書單榜單。影視作品《熔爐》《素媛》《韓公主》《嘉年華》等相繼推出，女孩遭受性侵的隱秘真正引起關注探討，達到前所未有的現象級。
而後，《女人無名》《冬將軍來的夏天》等作品相繼出版，或以紀實，或以小說，直接書寫性侵案件和案後的痛楚。進而，《82年生的金智英》《坡道上的家》等作品繞過這種直接，而試圖於無聲處聽波瀾，探討不幸背後的成因。按此思路，犯罪是偶發的，而受傷背後的二次傷害和放大痛苦則是必然的。一定存在某種問題，不在於個別犯罪，而在於更廣泛的社會土壤中。
《坡道上的家》劇照
2018年，伊藤詩織為《黑箱》法文版作序「#MeToo以來的一年」。或許是因為同感於威脅之普遍、受眾之廣泛，伊在文中明確提出「不做旁觀者，無論怎樣的騷擾和暴力都絕不容忍」理念，親力發起#WeToo。該文見收於中文版《黑箱》附錄。我想，這是#MeToo的延伸和升級。
及此，可能每個讀書人心中都已生成一個共同主題、卻又模糊的書單：關於女性，關於弱者，關於或隱或顯的種種侵犯，以及其或有或無的救濟。
2020年驚蟄前後，南大社守望者新書《隱痛》面世，為這份書單擴增了重要一本，亦使書單主旨更為廓清。正因其踩准了這閃爍不定的痛點，使模糊的真相逐漸清晰。今天，我們依舊有必要回顧這些有關女性、有關弱者所受侵害的種種問題，通過這些代表作品的接力，走進女性們的怕與愛，追問痛苦的根源。
以《黑箱》戳破黑箱
《黑箱》不愧為第一流的非虛構作品，但也是蒙受黑影、暗暗滴血的作品。如果是要切己體察，方得佳作，那麼這樣佳作的代價未免也太大。據書中描寫，前因後果全程回顧如下：
●2013年，伊藤在紐約學新聞，結識時任日本TBS電視台駐華盛頓分局局長山口敬之。
●2014年，伊藤給山口敬之等媒體前輩發送求職郵件。山口積極為她引薦工作。
●?2015年，伊藤畢業回到日本，供職於路透社。其後考慮回美工作，遂聯繫山口，詢工作機會。4月，山口以談工作為由邀約晚餐，伊藤少量飲酒後失去意識，醒來發現正遭受山口侵犯，後報警。6月，檢方簽發逮捕令。6月8日實施逮捕當日，受警方上級長官命令取消逮捕。後案件移管，原辦案警員和檢察官調離。
●?2016年8月，檢方以證據不足，作出不起訴決定。伊藤自主調查，預備上訴。
●?2017年5月29日，伊藤詩織實名公開露面召開記者會，公開指控山口敬之。9月，東京檢方駁回上訴。同月伊藤提起性侵民事訴訟，山口敬之以損害名譽反訴。10月，《黑箱》面世。
●?2019年12月18日，伊藤詩織民事勝訴；法庭駁回山口敬之的反訴，並判決賠償。
案件之難，不僅在於過程曲折，更在於「黑箱」般的困境。黑箱喻指空間上的私密隔絕，這是性暴力犯罪的一個突出特點，亦是辦案難點。在性侵犯罪中，一則空間隱秘，二則時間推延（受害者往往難以第一時間報警和存證），雙重障礙之下，偵查條件極為不利。提取法醫證據需通過特定工具實現，但這些工具在日本儲備短缺，且地域分布嚴重不均。因此，在辦案中伊藤承受了巨大壓力和痛苦。
《黑箱》
[日]伊藤詩織 著
雅眾文化丨中信出版集團
2019
「黑箱」的第二重意義，乃指司法的腐壞。被告山口敬之身為媒體大佬，號稱安倍晉三首相「御用記者」，亦是安倍傳記作者《總理》作者，私下與官房長官北村滋、警視廳刑事部長中村格等「安倍系」官員過從甚密。最初筆錄被抽離，關鍵性的逮捕橫遭取消，都是對案件進程舉足輕重的疑點。伊藤為此兩次在中村通勤途中打招呼，後者「飛也似」地逃避。如果說渣人逞凶不過個體之惡，那麼體制失道則為國家之恥。
伊藤詩織既是承受切身之痛的受害人，同時也是專業的新聞記者，優秀的寫作者。她原原本本記錄自身遭受強姦以來的不幸際遇，為自己也為下一個受害人，以專業筆觸對於整個事件及司法後續歷曆紀實。她逆流而進，承受住「二次強姦」和重重壓力，史無前例地為日本社會帶來撕破黑箱的勇氣。
可當事件成為案件，一切依然像在黑箱之中。立法滯後，司法腐舊、民情遲鈍、輿論冷漠、權力干預，這些不利境況交相作用，只帶來一次又一次失望。「形形色色的八卦纏身……聞所未聞的爆料，都和我的形象捆綁在一起。原本想竭力保護的家人和朋友，也被窺探、扒料，乃至到了毛骨悚然的程度。」
在中文版《黑箱》面世半年後，詩織雖終於勝訴，所得也不過一紙民事判決和些微賠償，底限低微的救濟。相比之下，現實成果更在於所引起的社會關注。「藉由此書釐清事件的脈絡經過，在更大範圍內展開社會討論，才是有益於公眾的結果。」
可孤零零的伊藤詩織，以自我犧牲的精神，承受巨大痛楚，一腔孤勇，也一無所得。
用《隱痛》道出隱痛
如果不進入司法呢？這種被挖空而無法復原、真空般的緊張，若是日漸加劇，將得到如何終局？《隱痛》的故事講出一種可能性。
生活在巴黎的瑪麗，擁有平穩幸福的家庭，銀行的穩定工作，一切似將欣欣向榮。可是來自上級的一次無情強姦打碎了這個幻景。美好生活如此脆弱。溫室平生的她，不僅難以自我修復，甚至發現難以說出口、求助於任何人，只能假裝無事，在遮掩中維持原來生活的「正軌」。丈夫洛朗是個好男人，他真心關愛妻子，律師事業蒸蒸日上。但男性「理解不能」的鈍感，使他尷尬錯位著對瑪麗投注愛意激情，這不僅無助於瑪麗身心傷口的癒合，反而將傷痕撕開愈大，血色愈顯。
《隱痛》
[法] 伊內絲·巴亞爾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0.5
瑪麗的懷孕，加劇了她的自我撕裂。生產前後，全家人對她呵護備至，卻始終無人觸及真正痛點，漸漸錯過一切治癒機會。頻繁的心理描寫中，瑪麗惡意漸增，一步步走入病態，走向瘋狂。受到嚴重PTSD影響，她無法直視自己的男孩、正常照顧嬰兒。瑪麗多次出現殺嬰幻想，以至於，她的舉止意態使得丈夫、母親也幾乎看見那閃現的可怕場景。妹妹撞破了瑪麗的日記，家庭中開始充溢猜忌和不滿。在發現丈夫做親子鑒定的行為後，瑪麗終於絕望，毒殺了自己、孩子和丈夫。
在最後的晚餐前，洛朗拿到了鑒定結果，十拿九穩是親生。而瑪麗至死以為孩子是強姦的產物，在錯誤的認定中將自己逼瘋。如此荒誕，將瑪麗的無助襯托到淋漓盡致，悲劇盡歸於心靈的創傷與變質，而矛頭終將指向這個令傷口無法癒合的、惡而不顯的惡劣環境。
Unsplash：@greystorm
在前述同類作品當中，受害者自救和反抗失敗並不鮮見，但真正走向死亡的卻少。《隱痛》以自我毀滅極端的方式、最激烈的結果，為保護女性權益增添了文學武器。整個故事欲揚先抑，欲爆發先沉鬱，用幾乎整本書的篇幅來按壓，彈簧壓得久了，最終回彈力量大到驚人。全書以倒敘結構，先拋結果，實則消減了這一高潮震撼，卻實現了問題重心向過程的進一步偏移。而這過程，才是隱痛的真諦。這位與林奕含同齡的作者，可謂匠心別具，獲得了文本上的巨大成功。
譯後記中表明，原作名是「下體之痛」，但各國譯者和編輯都不約而同改為「隱痛」。我亦贊同此見，如此加深了隱喻，帶來了層次。隱痛之痛，一層是身體，一層在社會，尤以第二層的痛最為可怕。這種痛苦是（被迫）隱秘的，因而無人共擔，難以救濟、甚至難以言說。男性和非受害者「理解不能」，甚至意識不到，遑論包容乃至救治。瑪麗的丈夫和妹妹即個中代表。論親密程度，論利益與共，這兩位原本都是最合適的求助對象、施援主體，可他們各自都採取了最差勁的舉措，一個逼迫姐姐坦白，一個去做親子鑒定。他們遵從著文明體面的「正軌」，卻越走越偏到真誠的反面，害人亦自飲鴆。
譯後記有言：「瑪麗死了，作為受害者，也作為劊子手。她的痛苦，之所以不能言說，在於整個社會對待強姦的態度。瑪麗害怕說出真相後，每個人會改變投向她的目光，害怕對方的憐憫，更害怕對方的懷疑，甚至誤解。」可見，隱痛之隱，既是主動隱藏，更是被動、被迫的隱。可以說，「隱」比「痛」本身更痛。《隱痛》乃是以文學揭發罪惡，點亮那隱秘的角落，使人們聽見無聲處的波瀾，是功德無量。我由衷激賞。
彈性變化中的怕與愛
冥冥似有意，《黑箱》與《隱痛》勢成雙子結構：一個東方一個西方，一個現實一個虛構，結果迥異，而揭開表皮所面對赤裸裸的問題，卻是完全一樣的內質。
這個內質就是共同的怕與愛。
「一個如此精緻的小孩是不會說出去的，因為這太髒了……自尊心會縫起她的嘴。」李國華在與「同好」交流時，關於為什麼選擇房思琪，竟給出了這樣的理由。他們撕碎她們的精緻，踐踏她們的自尊。精緻也好，臭美也好，都只是再普通不過的正當追求，只及於自己，不礙著旁人，亦不應為旁人所礙、所侵犯。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林奕含
可在病態的環境里，正常就成為非常，正當就成為不當，「精緻」就別具意味，吸引和助推著她們陷入深淵。不是她們錯了，而是社會病了，空氣有毒。她們的所怕與所愛，便是毒物得以侵入的機會。
《隱痛》中有兩句原文，是從現實敘事中突然跳開，亦心理活動亦旁白述評。
「她意識到她背叛了自己，正在自我毀滅。她已然說不清自己這麼做到底是出於害怕被拋棄的恐懼，還是擔心犧牲掉多年來她在情感和物質上賴以生存的舒適感，亦或是因為她對於往昔幸福生活的回憶，以及對彼此相愛的留戀。」（P51）
「她們……在有序、優越的日常生活和舒適的生活習慣中，掩藏起自己遭遇過的不幸。正是她們的生活環境，造成了她們的失敗。瑪麗被困在所謂的『幸福婚姻』中。」（P153）
可見瑪麗眷戀往日幸福，一度也渴望自救，恢復正軌。但她對「幸福婚姻」太愛也太怕，有多愛就有多怕。當她發現無能為力恢復舊景，又無法接受新的局面，迎接新的挑戰，就被困在原地，無法自拔，內心的嚴重失落和恐懼，使她越陷越深。
是的。她們怕孤獨，愛溫存；她們怕毀謗，愛名譽；她們怕受迫，愛自由。她們執著如此，歸根究底，是不分性別的人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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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般執著，成為一種強大韌性，一根強力皮筋。靈魂中會彈出一種修復原有認知和生活秩序的本能，給失衡的不合理的現實以一個合理化。房思琪的方式是試圖愛上施害人；瑪麗的方式是毀滅她所憎恨的、嚴重不理想的自己；馬蒂爾德的方式是轉而傷害其他人。這樣的精神反彈，到底彈到誰、如何來、力度幾分，常人已不可控，只是一個相對隨機的反應。但我們知道，這個反彈必將到來。
侵害行為及其後續所戳痛的，是哪一種怕、哪一種愛，何者多一些、少一點，隨個體的偶然因素而變化，隨客觀的身邊人態度行止而變化，隨時代而變化。
伊藤詩織的父親道：「比起去向社會宣戰，我更希望你作為一個人，獲得人生的幸福。我希望自己的女兒，身為一個女性，能穩穩噹噹地結婚，建立幸福的家庭。這是任何一個父母都有的願望。」這話十分可怕，因為它真誠而「正確」。無論是自愛還是被愛，都會本能渴求修復，也即是回彈之力所系。
可惜，這種渴望是處於太壞的環境下。已經失去的無力追回，已經毀壞的無能修復。民心未好，政治未清，黑箱不破。對於性侵受害人來說，這無疑是昏天黑地的至暗時刻。——但也是創傷的極點，這裡面蘊藏了巨大的力量。
向警方報案的強姦指控數量，日本為10起/百萬人，英國則是510起/百萬人，數據背後的差異令人遐想。來源：紀錄片《日本之恥》
可我們不能期待和寄望每個「她」有勇氣和能力去效法伊藤詩織。我們所應致力的，是不特定多數人所呼吸的空氣、所面對的社會布景。以房思琪所處那種環境，設若她平安長大成人，也完全可能遭遇瑪麗般的不幸。因為癥結仍在，外在而普遍。正如蔡宜文為《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記所擬標題：任何關於性的暴力，都是整個社會一起完成的。
《厭女》癥結何日解？
瑪麗的劇烈悲劇結尾，實質是自殺並且謀殺。這絕不能被接受為一種解決方式，否則司法機制就徹底宣告失敗，是為全社會的悲劇。世界很糟，但還不至於徹底，應還有辨析和努力的餘地。
《隱痛》故事的坐標是法國巴黎，一個西方自由發達國家的首都。瑪麗是一位中產白人女性，工作體面，家境優越。但哪怕這樣的一個女子，都可能遭遇如此粗暴的侵害，且無力反抗。舉輕以明重，則在更大的世界、更廣闊的視域里，女性處境該有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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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如《黑箱》，設若打破犯罪現場的黑箱又如何，在現場之後、司法以外，外面不過是更大的黑箱，有痛也必隱，而問題就自此滋生。因此，不能向更大的場域一推了之，還需遍歷尋覓求解。
如開篇所說，筆者胸中已自成一書單，據此查之，得一好書。
《厭女》
日本的女性嫌惡
[日] 上野千鶴子 著
上海三聯書店
2015
《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以學理的方式，縱覽關於「厭女」現象的古今各「表」，試圖聚焦一個「里」。越過豐富的日本題材，實則指向了一種比異類間歧視更為深層的「分別心」，這種分別或表現為認同，或為嫌棄，對人對己皆有之，總歸是要借「女」發揮，作分別、擇優越、踩低劣。這一心理基礎相當隱性，難以識別，故而該書不得不採取大量現象分析的方法，力圖窮盡社會文化各個條線，以經驗性地觸及其理。這種分別心極易變形，化為種種不公或歧視，在人間興風作浪，且首要表現在女性不平等問題。
《厭女》指出，性存在雙重標準，女性存在自我嫌惡。川端康成名篇《伊豆的舞女》就有提到這樣的對白，「跟在女人後面喝，水就臟啦」。
《伊豆的舞女》劇照
伊藤詩織說：「強姦是對一個人靈魂的殺戮。」橫遭不測，傷害至深，受害者很難不發生或輕或重的失常。故必要提防「完美被害人」的陷阱：犯罪發生了，施害人和看客們會無意識地要求受害人是完美的，否則便需承擔責任。這實際上是責任無端倒置的錯誤命題。
瑪麗的年輕同事馬蒂爾德，先是同樣遭遇職場性侵，然後被瑪麗偶遇、受到照顧，之後在公司主動與瑪麗親昵，結果反咬瑪麗性騷擾。馬蒂爾德的所作所為，也是最終壓倒瑪麗的稻草之一，火上添柴且相當故意。可就算如此，也不應由她這個受害者承擔責任。不能期待受害者認知和行為能力健全，受侵害後堅強正常。
「故事的受害者很多，劊子手卻只有一個，就是施暴者。」譯者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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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隱痛》中有一段筆墨不多，但四兩撥千斤的設計：瑪麗遭受強姦，無力自保，難以言說，也未獲法律救濟；似是刻意的反差安排，身為律師的丈夫洛朗偏偏接了一個強姦案，構成極大的諷刺。始終隱忍的瑪麗，首次徹底爆發，就是質問並譴責丈夫「為強姦幼女的罪犯辯護，是魔鬼律師」，她激烈地扔東西、難聽地侮辱他，並且「沒辦法停下來。」
筆者無意評判時事。沒頭沒腦的灌水謾罵，自然無視；不假思索的「職業理性」，亦難苟同。我只盼人們讀到此處，不必填入任何一種理所當然，而是打個問號，想一想每個當事人的怕和愛。
因為身臨絕境時，「他」與「她」原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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